我國現代著名實業家、古建筑學家、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1872-1964年），字桂辛，晚年別署蠖公，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縣），一生宦海沉浮，毀譽交織。上世紀前半葉，在波譎云詭的動蕩政局中，朱啟鈐留下了不同凡響的人生履歷，先后經歷晚清、北洋、民國、日偽、新中國5個歷史時期，曾出任北洋政府5任交通總長、3任內務總長，袁世凱稱帝大典籌備處處長，一度代理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新中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約代表，全國政協二、三屆委員。

　　朱啟鈐熱心公益事業，關注市政建設，參與城市規劃，一生有三件事至今讓人稱道不已。一是首次對北京舊城進行科學規劃，實施大規模改造，被尊奉為北京城現代化規劃和改造的先驅；二是創建“北戴河海濱公益會”，由此拉開了北戴河現代化管理和發展的序幕；三是創辦中國營造學社，奠定了中國傳統建筑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科學規劃改造京城

　　1913年，前清隆裕皇太后去世，國民政府決定在太和殿公祭3天，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啟鈐奉命負責天安門內外指揮等事宜。督查中，朱啟鈐發現皇家建筑社稷壇內草莽叢生，荒蕪不堪，因此萌發了將這塊“地望清華，景物巨麗”的寶地，開辟為北京第一座公園的念頭。

　　社稷壇原是為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而營造的一座建筑。明代初期，永樂皇帝修建紫禁城時，在遵循“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規制的前提下，同時建造了社稷壇以及祭奉列祖列宗的太廟。1914年，已改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社會賢達、商人共同捐款，創設董事會，出任董事長，將社稷壇改造為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今中山公園）對外開放。朱啟鈐親自參與規劃指揮，把修繕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于公園建設，既節約了開支，又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朱啟鈐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安排人員逐一造冊登記，落實舉措妥善管理。當時，中央公園內建設的主要景點包括：四宜軒、唐花塢、水榭、來今雨軒、習禮亭、格言亭、投壺亭、迎暉亭和蘭亭八柱等，園中一副楹聯“名園別有天地，老樹不知歲時”，雅俗共賞，廣為流傳。中央公園是那個年代北京城內最早開放的一所公園，此后陸續對外開放的則有北海、景山、頤和園、故宮等古跡名勝。

　　社稷壇改建為中央公園后，朱啟鈐高瞻遠矚地認識到，對北京舊城進行全面的科學改造刻不容緩。他向時任大總統的袁世凱上報了《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埂工程呈》，獲得批準后，立即在內務部設立“京都市政公所”，親自兼任市政督辦，主管城市建設和規劃。1915年，在修筑有軌電車道，改造正陽門城樓、箭樓，拆除阻礙交通的甕城時，由于保守派和風水師的堅決反對，竭力抵制，朱啟鈐找袁世凱商議。袁世凱不僅表示支持，而且授予了他一把銀鎬。6月16日，正陽門改造工程在風雨中正式啟動。開工典禮上，朱啟鈐手持特制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朱總長啟鈐奉大總統令修改正陽門，朱總長爰以民國四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等字樣。這一北京首次舊城改造的歷史見證物，現保存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圖書館內。）刨下了第一塊城磚。正陽門改造工程打通了北京城的東西軸線，為今天北京的城市改造和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朱啟鈐主持改造北京舊城時，穩健干練，行必有果。經過反復論證，先后完成了改北京西苑為新華門，拆盤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打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制訂南城香廠新市區建設規劃等重大項目。身為貴州籍人士，朱啟鈐還爭取官銀一萬四千余兩，將破敗的貴州會館重修。正是因為朱啟鈐大刀闊斧地對北京舊城進行富有成效的市政改造和建設，人們贊譽他是北京舊城改造、并使其具有現代城市雛形的第一人。

　　在大規模改造北京舊城過程中，朱啟鈐還率先提出了古建筑“修舊如舊”的原則，特別是在制定古建文物測繪方案時，更是嚴格執行這一修復原則。1941年，出于對日軍潰敗時可能破壞北京城內古建筑的擔憂，為保證萬一毀壞后能“修舊如舊”，朱啟鈐籌措資金，組織人員，對紫禁城內外的傳統建筑進行實地勘查，委托梁思成的弟子張镈率天津工商學院建筑系學生，對南起前門，北至鐘樓，包括天安門、端門、紫禁城四門、角樓、故宮三大殿、欽安殿和鼓樓等北京中軸線上的主要建筑，以及太廟和社稷壇兩組古建筑群實施精密測繪，制成數百幅詳盡圖紙，為北京留下了首批古建實測的珍貴資料。如今，“修舊如舊”已成為我國文物建筑保護修繕的重要原則。

　　二建設海濱抵御外侮

　　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朱啟鈐因遭通緝而退出政界。同年夏天，他第一次來到北戴河，立即被這里的秀美風光、旖旎景色所吸引，于是，在蓮蓬山南坡建造了別墅“蠡天小筑”以度終年，從此與北戴河結下不解之緣，每年夏天都會來到這里避暑度夏，直到抗戰爆發。北戴河海濱也因為朱啟鈐的到來，在他和同仁們的努力下，成為當時東亞第一避暑勝地。

　　早在1893年，北戴河就有外國人居住。1898年，清政府宣布北戴河海濱為中外人士避暑之地后，京津一帶的英、美、法、德等大量外籍人士紛至沓來。由于清政府軟弱無力，外國教會在北戴河大肆掠奪土地，效仿上海、天津等地租界的辦法，成立“石嶺會”“東山會”等各種自治組織，代理市政管理和行政事宜，大有蠶食北戴河領土之勢。據統計，民國初年，外籍人士每年前往海濱避暑的達千人以上，建造各種洋樓、別墅數百余幢，同時，也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先進的公共管理體系。當時，北戴河東部多為外國傳教士居住，中部則為石嶺會據有，而西部蓮蓬山一帶因曾是德軍營地，所以多是德國人的居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德國僑民售屋而去，北洋政府的一些上層人士、京津一帶的地方豪紳和官僚資本家們，因此競相在蓮蓬山一帶置地筑屋。一時，中外勢力各自為政，群龍無首。

　　朱啟鈐第一次在北戴河休養時，就以他特有的眼光和智慧，敏銳地發現了外國人的叵測之心。他多次指出北戴河是中國的地方，中國人必須組織起地方自治機構，統一規劃、建設和管理海濱地區。1917年朱啟鈐遇赦后，號召在北戴河海濱避暑的中國上層人士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1918年7月，朱啟鈐利用自己廣泛、豐沛的人脈資源，發起組織“海濱公益會”，帶頭捐款大洋4000元，以修建公路為第一步，支持地方投資建設公共事業。在朱啟鈐的帶動下，時任大總統徐世昌以及不少政府官員、軍閥、實業家紛紛捐款，交通部北寧鐵路局還答應每年補貼4800塊大洋，張叔誠則把其父張翼在北戴河購買的一批地皮和家廟（即現在的西山觀音寺），無償捐獻了出來。

　　1919年4月，西山馬路修建完成后，朱啟鈐開始制定會章，啟動了一系列成立公益會的籌建工作。6月16日，他聯絡段芝貴（奉天巡按使）、周學熙（曾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施肇曾、梁士詒、周自齊、許世英（交通總長）、同功堂（曹汝霖的代稱、外交次長）、王克敏、張弧、吳頌平、雍濤、任鳳苞、汪有齡、李希明、吳鼎昌（鹽業銀行總經理）等16人向內務部和直隸省呈文，要求組建“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并提交了擬具的章程。7月21日，內務部下發批文：“該具呈人等發起組織北戴河海濱公益會，捐資先筑馬路，徐圖興辦衛生慈善等事，用意甚善，檢閱會章，亦無不合，應即照準。”

　　8月10日，公益會在西山召開成立大會，公推梁士詒（燕孫）為主席，選舉朱啟鈐為會長。北戴河海濱公益會的成立，一舉打破了石嶺會等外國勢力的壟斷，收回了地方自治主權，而且取得了行政和公共事務管理權，從而改變了以往洋人隨意購賃土地和建造別墅的混亂狀態，“爭主權，拒外人”的宗旨初見成效。

　　公益會成立后，朱啟鈐統一規則，筑路修橋，新建醫院，興辦教育。其中，修筑公路方面，開通了西經、東經、金山嘴、鷹角、劍秋、西海灘等街區的干線和支道共36條，長達22公里；新建橋梁、涵洞160余座；在西山事務所東北，利用德兵舊營房新建了蓮蓬醫院、蓮花石公園（位于蓮蓬山東側的半山坡上，園內奇石直立，形似蓮房，又有圓石凸出地面，形若荷蓋，故取名“蓮花石”）；興辦教育，將每年所獲利息114元補助劉莊國民小學；在海邊修建3座游泳場，加設更衣室和公共廁所；將聯峰山、金山嘴、鴿子窩和近海沙灘列為禁止買賣和建房的風景保護區；引進樹種，綠化造林，陸續興建苗圃323畝，植樹50余萬株，培育銀杏、馬尾松、虎皮松、羅漢松、龍爪槐、合歡樹等十余種名貴樹木，以及紫羅蘭、虞美人、仙客來、君子蘭、郁金香等幾十種珍稀花卉和名貴苗木，全面綠化道路、市街和公園。此外，還設立了郵局、銀行、電報局、自來水廠等公用設施，重新修繕了當地的古剎名勝，極大地改善了海濱地區的風貌和衛生環境，北戴河的市容市貌因此煥然一新。

　　可以說，朱啟鈐主持創建的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包含了一種強烈而樸素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自尊心，它集海濱建設、行政、治安、環保為一體，有效地發揮了建設海濱、繁榮市井、造福大眾的積極作用。公益會富有成效的實際工作，不僅使過去漁戶荒村的海濱變為華北勝境，而且助力北戴河在市政建設方面形成了避暑勝地的雛形，更為后來發展成充滿活力的現代化海濱城市奠定了堅實基礎。最為可貴的是，它維護了中國主權，制止了外國侵略勢力霸占和擴張海濱的企圖，其愛國精神激勵人心，影響深遠。特別是朱啟鈐擔任會長的10年間（海濱公益會代行地方行政機關權力前后共14年，后4年由朱慶瀾任會長），對建設北戴河做出了許多開拓性的貢獻，這也為他復雜的一生增添了一筆亮麗的色彩。

　　1932年6月，河北省政府改北戴河避暑地為北戴河海濱自治區，頒定了區自治章程，設自治區公署管理行政建設，公益會在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后自行解散。

　　三創辦學社奠定基石

　　1919年，朱啟鈐路經南京，在江南圖書館意外發現了嘉惠堂丁氏珍藏的宋刻本建筑典籍《營造法式》的手抄本，俗稱“丁本”，當即請人縮小影印，次年交商務印書館按原本大小印行，一時廣受矚目。

　　《營造法式》自宋代問世以后，歷史上有多種版本，如“紹興本”“崇寧本”等等。由于“崇寧本”失傳已久，“丁本”系輾轉抄錄“紹興本”三次以上，因此錯漏之處很多，且影印本中的原圖也相當粗陋。朱啟鈐就邀請摯友陶湘等人廣搜各種公私傳本，以“丁本”與《四庫全書》中的文淵、文溯、文津各本進行校勘，又參考民間各種《營造法式》抄本與引述過《營造法式》的書文，旁稽博采，補所未備。同時，對書中的建筑術語，援經引史，分類解釋，并訪求清末工部老吏、舊匠師、樣房和算房專人，收購各種建筑燙樣、模型和圖紙，委托資深的老匠師精心補繪彩色附圖，旨在為古建筑研究人員和建筑工匠提供感性的形象材料，將這一絕學發揚光大。當時，參校者有傅增湘、羅振玉、祝書元、郭世五、闞鐸、吳昌綬、呂鑄、章鈺、陶珙、陶洙、陶祖毅等眾多名家。1925年，民國版《營造法式》（別稱“陶本”）印行出版，該書后來成為舉世公認的研究中國古建筑的經典范本，不僅內容上考訂校勘得完備準確，而且印制上也精致考究，尤其是彩色套印精益求精，因而受到國內外建筑家的廣泛關注，好評如潮。

　　1925年，以研究建筑文獻和中國傳統建筑樣式為宗旨的“營造學會”，在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的積極倡議下宣告成立。朱啟鈐除了帶頭出資以外，還將他在北京的寓所辟為學會的臨時工作場地。1930年2月，營造學會更名為“中國營造學社”，利用故宮內廢棄的十余間舊朝房作為學社總部，朱啟鈐親自擔任社長，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為支持學社深入持久地開展學術研究，朱啟鈐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申請中美和中英庚款經費，又委托學社成員、清華老校長周貽春專程前往沈陽，邀請東北大學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加入學社。1931年秋，梁思成夫婦回到北平，正式加盟營造學社。與此同時，著名建筑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當時最為優秀的學術精英，以及活躍在財界和政界的許多有識之士也先后加入，營造學社從此風生水起，聲名遠播。

　　1932年，朱啟鈐聘請中央大學建筑系教授劉敦楨擔任學社文獻部主任，負責搜集、校勘和編輯中國歷代建筑史籍，偏重于文獻研究；聘請梁思成擔任學社法式部主任，從事中國古建筑實證研究，重在實地考察。梁思成亦不負所托，數年間，深入華北、華中、東北及西南、華東等地，確認了隋代趙州橋、應縣木塔、唐代佛光寺等眾多后來聞名世界的古建筑。除測繪故宮60余處重要建筑及北平城內的安定門、阜成門、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新華門、天寧寺、恭王府外，還走訪了137個縣市，調查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野外實地詳細測繪的重要古建筑達206組，完成測繪圖稿1898張，為我國文物保護修繕留下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手實測資料。

　　1937年，中國營造學社因北平淪陷而停辦。然而，營造學社在成立以后的12年中，先后出版了《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工段營造錄》《元大都宮苑圖考》《營造算例》《牌樓算例》《清式營造則例》《梓人遺制》《哲匠錄》《同治重修圓明園始末》等古建筑書刊、專著30多種，圍繞我國古建筑的結構、用料、設置等各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而且培養和造就了梁思成、劉敦禎、林徽因、劉士能、陳明達、祁英濤、羅哲文等一大批一流的古建筑專家。此外，由劉敦楨和梁思成分別主編、撰寫的《中國建筑史綱》《中國建筑史》，與朱啟鈐出版的“陶本”《營造法式》，更成為了中國建筑史學的扛鼎之作。

　　中國營造學社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貢獻，誠如朱啟鈐自己所評價的：“在歷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歷劫不磨之價值。”因此，有建筑史家這樣評價朱啟鈐：“人力、物力、財力，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條件，能把這方方面面的人事統籌起來，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啟鈐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個研究所行政部門做的事。”也因此，朱啟鈐在民國以來的中國古建筑研究領域，是當之無愧的開拓者與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