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晉、南北朝三百余年間（220～589年），中國建筑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特別在進入南北朝以后變化更為迅速。建筑結構逐漸由以土墻和土墩臺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結構向全木構發展；磚石結構有長足的進步，可建高數十米的塔；建筑風格由前引的古拙、強直、端莊、嚴肅、以直線為主的漢風，向流麗、豪放、遒勁活潑、多用曲線的唐風過渡。在魏、蜀、吳三國至東晉十六國這二百年間（220～420年），建筑技術沒有大的進步，南北方的宮殿等大型建筑基本沿襲傳統做法。史載東晉建康太廟建于公元387年，長十六間，墻壁用壁柱、壁帶加固，可知仍是土木混合結構建筑。當時北方比南方落后，南方如此，則北方可知。南朝自齊開始，宮殿轉趨豪華，官員和士大夫的第宅也曰漸侈大。梁建立后，經濟繁榮，文化發展，在都城、宮室、塔廟諸方面都有大規模建設。北朝的北魏自平城遷都洛陽后，大力推行漢化，吸收中原地區魏晉傳統和南朝在建筑上的新發展，建設都城、宮室并大修寺廟。南北朝中后期，南方、北方在建筑上都有所發展，在構造及風格上都出現較大變化，是以后隋唐建筑新風的前奏。從現存漢闕、漢壁畫、畫像磚、明器中都可看到，漢代建筑的柱闌額、梁枋、屋檐都是直線，外觀為直柱、水平闌額和屋檐，平坡屋頂，沒有用曲線或曲面之處，風格端莊嚴肅。三國兩晉時大多沿用漢代舊式，尚無重大改變。到南北朝后期，隨著較大規模興建宮室、寺廟活動的推動，木構架技術的進步開始出現變化，除前文所述改漢以來柱列上承長闌額為每間用一闌額，增強柱列抗側向傾倒能力外，還出現兩種新的做法。其一是使正側面柱列都向內并向明間方向傾斜，稱“側腳”；其二是使每面柱子自明間柱到角柱逐間增高少許，稱“生起”。采取這二種新做法主要是使柱網在承受上部荷重后，柱頭內聚，柱腳外撇，有效防止傾側扭轉，加強柱網穩定性。但這同時也使得立面上柱子由漢式的垂直、同高、闌額為水平線，變為內傾、至角逐漸增高和闌額呈兩端上翹曲線。隨闌額上翹，檐檁、挑檐檁也上翹，因而屋檐也呈兩端微微上翹曲線。漢代屋頂本是直坡的，但往往把主體建筑四周回廊的屋檐做得略低于主體屋頂，斜度也稍平緩一些，以便室內多進些陽光，遂出現了二階段兩折屋頂。為減輕直屋頂的沉重感，在東漢后期已出現把正脊和垂脊、角脊頭加高顯曲線的做法，利用屋脊上翹造成屋頂輕舉效果。這兩種做法隨著立面和屋檐出現斜線、曲線而有所發展，最終形成下凹的曲面屋頂。在屋角部分，漢以來的做法是用一根四十五度角梁，屋身以外挑出部分的椽尾就插在角梁兩側的卯口里。因屋檐平直，卯口偏在角梁下部，為構造上弱點。檐口出現上翹以后，就可以順勢把卯口抬高使椽背與角梁背同高，這就加強了檐口至屋角處翹起的程度，形成了中國建筑中特有的翼角起翹做法。生起、側腳和翼角起翹大約出現于南北朝的中后期，與舊式直柱、直檐口做法并行一個時期，進入隋唐后逐漸成為主流，完成了由漢至唐建筑外觀和風格上的變化，由端莊嚴肅變為遒勁活潑。 南北朝時期的建筑實物，除個別磚石佛塔外，全都不存，目前只能依據北朝石窟壁畫、雕刻中所表現的建筑形象，結合文獻記錄并參考受南北朝末期影響的日本飛鳥時代建筑推知其概況。綜合北朝石窟中的建筑形象，可以看到，北魏在建都平城的中后期（460～493年）建筑，除了山墻、后墻承重的土木混合結構外，還出現了屋身土墻承重，外廊全用木構架的做法。這在云岡石窟中有很清楚的表現。遷都洛陽后，北魏受中原和江南影響，擺脫北方地區特色，建筑水平有所提高，進一步向全木構架發展。從龍門北魏石窟中所雕建筑形象可知，這時木構架的形式已發生變化，由一行柱列上托長數間的闌額改為每間一闌額，插入兩邊柱頂的側面，同時起拉結和支撐作用，增強了柱網的抗傾斜能力。這時在柱網上又出現由柱頭枋、斗拱交搭組合成的水平鋪作層，加強了構架的整體穩定性。經此改進，一般中小型建筑可以用全木構建造了。但是，特別大型的建筑，仍是土木混合結構，最突出的例證是公元516年所建洛陽永寧寺塔，塔為九層方塔，面闊九間，中心五間北魏宣武皇帝景陵見方全用土坯填充，以保持穩定。 東晉和南朝的建筑不僅遺物不存，連圖像也沒有保存下來，只能結合文獻，參考日本飛鳥時代建筑來探討。在南朝史料中，記有荊州玉泉寺大殿，說它面闊十三間，只用二行柱，通梁五十五尺，明確指出它是全木構架大型建筑。史料中還說梁朝建了很多木塔，三、五、七、九層均有，大都平面方形，有上下貫通的木制剎柱，柱外圍以多層木構塔身，柱頂加金銅寶瓶和若干層露盤形成塔剎。這種塔的形象和特點與日本現存飛鳥時代的塔，如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很相近。這二塔都是中心有一大礎，礎上立剎柱，柱外為多層塔身。每層塔身檐柱的柱列間加闌額，上為斗拱及梁組成的鋪作層，承托塔檐。在塔檐椽上置水平臥梁，梁上立上層檐柱。如此反復至塔頂。各層內柱圍在剎柱四周，柱上架枋，形成井干形方框，限制剎柱活動，并承托上層內柱。塔身較高者，剎柱可用幾段接成，它們是全木構塔。這兩座日本塔都是較小的三、五層塔，但可據以推知南朝建康大愛敬寺七層塔和同泰寺九重塔的構造情況。對測量數據分析后發現，日本飛鳥時代建筑在設計時都以拱之高度為模數，建筑各間的面闊、進深和柱高都是它的倍數。在多層建筑中，其總高又是一層柱高的倍數，如高二層的法隆寺金堂脊高為其四倍，五重塔為其七倍，法起寺三重塔為其五倍，都以一層柱高為擴大模數。飛鳥時代建筑是日本接受中國影響后最早出現的不同于此前日本傳統的新風格的建筑，它所體現的運用模數進行設計的方法應是當時中國的方法，這就證明在南北朝后期木結構設計中已運用了模數。 魏晉以來，士大夫標榜曠達風流，園林多崇尚自然野致，此時貴族舍宅為寺之風盛，佛寺中亦多名園。北魏末期貴族們的住宅后部往往建有園林，園林中有土山、釣臺、曲沼、飛梁、重閣等，疊石造山的技術亦己提高。吳魏明帝起景陽山於方林園中，重嚴復嶺，深溪洞壑，高山巨樹，懸蒿垂羅，崎嶇石路，澗道盤紆，景色自然。于今，陵臺城北隅，臺城外，并種橘樹，奇宮墻內則種石榴，其殿廷及三臺，三省，悉劣植柳樹，其宮南夾路，出朱雀門，悉種垂柳與槐也。因政治動蕩，佛道盛行，厚葬之風漸衰，皇陵規模均小，南朝諸陵不起墳，不封土，不植樹，亦無臺闕，墓飾則精美富變化，磚石結構更行普遍。胡漢的交流使得國人的起居習慣發生變化，胡床漸漸普及，椅子和凳子傳入民間，傳統的臥床增高，且附床頂　矮屏及幾　屏風也發展出多摺多牒式。南北朝時印度、西亞紋樣隨同佛教藝術傳入，線條流暢，活躍飛動，蓮花、卷草紋和火焰紋的用運用最為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