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秦漢時期：古代教育的——奠基時代，

       秦漢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奠基時代。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后，出于加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治的需要，推行崇法排儒的文教政策，對私學采取了嚴厲禁止的政策.推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并且規定除博士官學中藏書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外，民間所藏的詩書、百家經典盡數燒毀，最后甚至發展到坑殺儒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秦始皇的這一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中國古代教育出現了一次大倒退，并使中國封建社會教育臣服于中央集權的特點初露端倪。秦朝二世而亡，充分證明了秦朝采取的崇法排儒的文化專制主義文教政策的失敗。

       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除繼續采用法家思想外，主要以“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為治國指導思想。以后為了適應大一統封建統治的需要，漢代統治者經過反復比較，確立了“獨尊儒術”即以濡家為正宗，輔之以法家、道家的思想文化格局。正是在這種意識形態指導下，漢代實行與秦代絕然不同的文教政策。其一是重視知識分子作用，尤以漢文帝更為突出，他把全國有名的學者集中到都城長安，封以博士的官銜，同時還下令舉賢良文學，使知識分子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其二是漢代解除了秦代的“挾書律”，鼓勵人們傳寫、抄錄書籍，這些措施為教育發展提供了一種寬松的環境，使漢代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漢代全面繼承了以往的教育成果，為我國封建社會學校教育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礎。漢代的學校同樣分為官學和私學。官學又分為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兩種。官學的最高學府是太學，始于漢武帝，設在京師長安的西北城郊。太學的設立是漢武帝實施“獨尊儒術”政策的重要步驟。太學的設立有助于統治者利用教育控制人才培養和學術發展方向。太學的正式教師是博士，他們除了從事太學的教學工作，還部分保存了原來作為咨詢官吏的職能，參與政府的活動。博士在那時官職并不高，但任職的標準卻很高，人數也不多，因而受到社會尊重和朝廷的禮遇。太學的學生稱為博士弟子”。

       太學所傳授的知識均為儒家經典，其教學方法的特點是重師法和家法。即以漢初經學大師的經說為師法，如果大師的弟子對師說有所發展，能夠形成一家之說，被學術界和朝廷承認，便形成家法，所謂“先有師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從這一時期起中國古代教育初步形成了重經典、重前人之說的傳統。學生經考試及格，被任為政府官吏，可謂“學而優則仕”。私學則有書館和經館兩類。書館又稱書舍，主要從事識字和書法這些啟蒙教育。經館是較書館要高一個層次的私學，又稱精舍或精廬，實際上是一些著名學者聚徒講學的場所，程度相當于太學。漢代私學不僅承擔了絕大部分基礎教育工作，而且它還是后代書院的淵源。

       漢代占統治地位的是儒家教育思想，其代表人物是被稱為“漢代孔子”的董仲舒。董仲舒將儒學神學化，他在“性三品”說的基礎上肯定了教育的作用，并以此為根據提出了興太學、重選舉，以及將“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作為教育主要內容的主張，對封建時代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以王充為代表的“異端”思想家則反對儒家獨尊，主張博通百家之言，在學習途徑和方法上，反對“生而知之”，主張“學而知之”，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漢代教育思想的沖突不僅反映了當時在教育問題上的不同觀點，而且也成為以后不同教育思想發展和斗爭的重要思想根源。

        由上可知，漢代的教育已顯露了中國封建社會教育的基本框架，即不僅確立了儒學在中國封建社會教育中的獨尊地位，同時也在教育制度、設施、內容、形式等各個方面都為后來整個封建時代的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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