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陶文數量較大，種類較多，在各地的漢代建筑及其墓葬等處均有發現。主要類型有瓦當、文字磚、陶器書銘、刑徒磚銘、磚志等。

　　瓦當出現時間較早，西周時期就已經出土，西漢時期開始在瓦當上大量出現豐富多樣的文字。目前所見的漢代瓦當標本，主要出土于陜西關中地區。此外在河南、山東、山西、內蒙古、甘肅、青海、河北、遼寧、江蘇、江西、福建、廣東等地，也都有過漢代瓦當的出土發現。

　　漢代瓦當文字以圓形瓦當為主，一般圍繞圓心，將瓦當平面用線紋分割成幾部分，每部分中刻一字。文字以篆書為主，讀法有順序旋轉與交叉等幾種。最少的瓦當文字為每當一字，多的可以達到12字以上。

　　瓦當文字的內容主要有三種。一為標識宮殿、官署或陵寢等建筑的名稱。如在陜西鳳翔雍城出土的“蘄年宮當”、“橐泉宮當”，在陜西淳化甘泉宮遺址出土的“甘林”，陜西寶雞火車站附近出土的“羽陽萬歲”、“羽陽千秋”，陜西藍田出土的“鼎胡延壽宮”，陜西咸陽長陵內出土的“長陵東當”、“長陵西神”，陜西西安漢長安城出土的“右將”、“右空”、“都司空瓦”、“衛”、“宗正官當”、“左弋”、“上林”，陜西華陰縣出土的“華倉”、“京師倉當”、“京師庚當等。這些瓦當每一種都是專供一個建筑使用的。它們可以與《三輔黃圖》、《長安志》等古文獻記載相對照，充分證明漢代的宮殿官署建筑制度，并確認這些宮室的遺址所在。如根據“蘄年宮當”糾正了《史記集解》、《括地志》等文獻記載的其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的誤解，而是斷定其在鳳翔縣長青鄉孫家南頭堡子壕遺址，最終確認該遺址。

　　第二種是私人莊宅及墳墓建筑上使用的瓦當。如“李”、“馬氏殿當”、“楊氏”、“殷氏冢當”、“巨楊冢當”、“冢上大當”、“冢當萬歲”、“冢上瑞鳥”、“瑞冢”等。

　　第三種是漢代十分流行的吉語文字。這類文字瓦當使用的時間很長，流行的也非常廣泛。如“長樂未央”、“千秋萬歲”、“長生無極”等文字瓦當在全國各處都有所發現。發現的種類以關中地區為最多，如“千秋萬歲與天毋極”、“漢并天下”為西漢初年制作的瓦當；西漢中期以后，有“富貴延年”、“延年益壽”、“延年萬歲”、“延壽長久”等。這些吉語文字瓦當，隨著使用時間的早晚，瓦當與文字形體也有一些細微的變化，讀法也有所不同。如將有確切層位關系或有其他標準器協助斷代后的文字瓦當加以認真排比，有助于漢代遺址的斷代工作。

　　除漢代瓦當文字外，在出土的漢代板瓦、筒瓦、磚等建筑材料殘件上還常發現有一些刻寫或模印的文字。這些文字大多屬于標明制作者與制作日期的套語，部分是建筑本身的名稱，以及少數吉語，如“永平八年七月廿日作”、“建初七年八月十三日曹叔文作千萬歲署舍命史后子孫貴昌□□未央大吉”等。

　　在湖南長沙等地的東漢磚墓中，出土了不少銘文磚，文字以“長宜子孫”、“長樂未央”等吉語為多，也有模印年號的。在福建崇安、廣西興安等邊遠地區的漢代遺跡中，也曾發現有紀年銘文或其他文字的漢代磚瓦，說明在磚瓦上刻印文字的風習在漢代十分普及，甚至影響到邊疆地區。它們反映了漢代磚瓦制造業的盛大規模和高度的技術水平。

　　漢代刑徒磚是漢代陶磚瓦當文字中的重要內容。早在清代就有學者收藏。20世紀50年代，河南偃師等地陸續出土，從而確定其為刑徒墓地所在。1964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在洛陽西大郊發掘522座刑徒墓，出土刑徒磚銘820余件。一般在每座墓中放置兩塊磚銘，也有一塊及放四五塊的。放置兩塊以上的磚銘墓，除刻死者姓名磚外，還有刻其他人名的舊墓磚。刑徒磚銘的內容主要是標示死者。有的僅刻寫死者姓名，有些在姓名前加刻“無任”或“五任”，有的加刻郡縣名、刑名以及死亡日期，銘文最多的磚銘還刻有部屬、獄名，并注明尸體在其下。此外，在磚銘中還有附記“勉刑”、“官不負”或注明第某、第某籠等內容的。與居延發現的漢代田卒名籍冊的格式相比，可知磚墓的銘文大約是抄自刑徒的死亡登記簿。通過磚銘上記錄的郡縣名稱和“少府若盧”獄名推斷，這批刑徒來自郡縣監獄，而不是刑徒原籍。

　　此外，在制作磚瓦與使用過程中，還產生了一些生產者隨意刻劃的銘文與記錄數量、位置等內容的銘文。其中以安徽亳縣曹操宗族墓出土的大量刻字磚為代表。這批文字磚為判斷這批墓葬為東漢末年曹操宗族的墓群提供了有力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