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的地步，商業的產生是必然的。商業是社會勞動力高度分化的產物。原始社會的人，大部分都屬于自產自足，等到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地步，產生了剩余勞動力，就產生物品的交換，于是就形成的商業。最開始商品的交換是以物易物，并沒有一個合適的價值衡量標準，于是社會就開始尋找一種稀有的物品當做一般等價物。在中國古代，一般等價物也產生了一系列的演變，從最開始的貝殼，到后來的貴金屬，最后發展為紙幣。商業的發展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得蓬勃發展起來。

　　古代中國社會，商業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可是商人的社會地位卻一直低下。社會被劃分為四個階層：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也是處于社會的邊緣人群。這樣的社會制度是從什么時候發展起來的？他背后的根本原理是什么呢？商業在不同的朝代又發生了怎樣的演變？

　　先秦大家對商人的看法

　　在先秦時期，人們對商人的態度還是很尊重的。孔子有個得意弟子叫做子貢，很有生意頭腦，做生意很出色，是個成功的商人。有一次子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問老師：“貧窮時保持著自己的尊嚴，富足時卻不驕傲自大，怎么樣？”孔子回答：“可以。但是不如貧窮時仍能樂道，富貴時也謙遜好禮。”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在孔子眼里，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每個人都有他本身的定數，如果貧窮時能夠樂道，富貴時能夠好禮，那是很讓人稱贊的。

　　貧窮和富貴都只是外在的展現，跟道德沒有關系。所以在儒家眼里，如果能夠在商場上有一番作為，內心里也堅守著禮的秩序，才算是一種很好的追求。

　　與孔子幾乎同時期的墨家，對于商業也很是贊頌。墨子，名翟，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戰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墨子所追求的生活狀態是“兼相愛交相利”，呼吁在一種平等友好的商業環境里相互取得利益，其實墨子所代表的思想是為底層的手工業者發聲。可以看出，在先秦時期，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很高。并且有出現重農抑商的現象，墨家觀念里，也是非常尊重商人的。

　　直到戰國后期，商人的力量變得很龐大，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金錢去左右政治，最典型的就是呂不韋的“奇貨可居”。

　　呂不韋（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一個很有頭腦的商人，也是一個很有頭腦的政治家。他捕捉到了被困于趙國的異人，所以就利用手段將囚困在趙國的異人救出來，并介紹給華陽夫人做兒子，后來又順利的當上了秦朝的皇帝。通過他的這一番操作，呂不韋也順利地當上秦國的宰相。由此可以看出，隨著商人不斷干預政治，商人對于王權的影響過大，肯定會侵犯皇上的權威。這時候法家思想開始展現出來。

　　法家對于商人的影響

　　法家強調的是依法治國，通過暴力管控去貫徹國家的意志。其中法家一條重要觀點就是“上尊而不侵”，法家要時時刻刻維護皇帝的權威，不能讓君王受到傷害。這時候，商人在法家眼里就會變成頭號敵人，因為商人會通過財富來影響君王。為了防止這樣的現象，商人一直處于被壓制和打壓中。其中法家的商鞅和韓非，對于商人的抑制更加明顯。

　　商鞅原名叫做衛鞅，也叫公孫鞅。他在秦孝公期間實行變法。其中變法的核心就是獎勵耕戰，還規定秦國的人都必須務農，不能夠經商，對于經商的人，需要交最高的稅。因為在法家眼里，商人的利潤比耕地的高很多，如果大家都去經商，就沒人種地，社會就不好控制。韓非（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對于商人更是仇恨，在他的《韓非子》里面曾經表達過：國家有五大蛀蟲，其中之一就是商人。所以，自從法家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以后，商人就一直是被壓抑的狀態。

　　對于一些國家命脈的產業，一直都是國家專賣的。法家桑弘羊所提出的鹽鐵專賣制度，就是只有將國家的命脈財富掌握在手中，才能夠對于社會的管控更有威懾力。法家出現以后，古代中國的制度都奉行著“外儒內法”，法家的影子一直都沒有消失。所以對于商人的壓制也一直都在繼續下去。

　　重農抑商的根本原因

　　從地理條件上看，古代中國是一個全封閉的地理地貌，中國的北面是草原荒漠，東邊是浩瀚的大海，西邊有帕米爾高原。西南以及南面有著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云貴高原。這樣的地勢讓古代的人只能在必須的局限地域來獲得資源，而農業才能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

　　雖然商業的利潤很大，但是它換不回來糧食，所以為了生存的需要，國家必須實行重農抑商的方式才能大力發展農業，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

　　從政治上面來看，法家是以暴力管控為前提的，需要從外界掠奪大量的資源。所以，需要對于本國人民有著強大的掌控和調動能力。如果商人太有錢，他們對于政府的依賴性就會很弱，就會削弱政府的掌控力，從而使國家能力降低。所以，在法家眼里，必須壓制商人才能保持君主的權威，也能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

　　宋代以后商業的發展與演變

　　在北宋時期，商業卻出現了的空前的發展。雖然商人的主流意識里還是處于末流，但是朝廷卻沒有對商人有很大的壓制。這就形成了宋代商業的繁榮。宋朝的商人不被壓制，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宋朝的軍事能力很弱，對于社會的調動能力也比較弱。

　　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因為兵變而黃袍加身，但是他做了皇帝以后又害怕別的大臣向他一樣再來一次“黃袍加身”，于是就有了“杯酒釋兵權”。然后對于軍中的將領也有著各種的限制，從此宋朝的軍隊總是兵無常將，將無常兵的現象。因此，宋朝的軍事能力也就下降了。在宋朝中期，商業發展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紙幣的產生說明在宋朝當時的商品經濟已經足夠迅猛，金屬貨幣已經滿足不了商品流通的需求量，所以用紙幣來代替。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可以看到當時的商業盛況。與此同時，商業的發達，也帶動了酒樓茶館的興起，在酒樓茶館里飲酒作樂，文雅之人編詞作曲，宋朝的詞也開始流行起來了，成為了中國文化一個重要標志。

　　在宋朝的人都很富有，同時國家對于民間的調動能力卻顯得很弱，所以宋朝在經濟上很富足，在軍事上卻是一個很弱的國家。因為其政府軍事上的臃腫羸弱，對于社會上的控制和組織也比較弱，不能很好地調動民間的積極性。宋朝的民眾普遍都有錢，所以民間對于政府的依附度比較低。宋朝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很和平，就因為其商業的發達，國家很有錢，遼國雖然占領了燕云十六州，但也為大宋設置了一種保護屏障。

　　雖然不同的時代對于商人有不同的約束程度，但是在古代社會的意識形態里，商人一直都是富而不貴。社會的很多的權利都是劃分階級的，你在哪一個階級就只能享用哪一階級的好處。即便你很有錢，但是你卻不能享受尊貴的社會地位和享受特有的權利。就像乘坐轎子，你必須按照自己的階級來享受對應的待遇，幾個人抬轎子，轎子的布料應該是什么樣的，都規劃得特別詳細。

　　在明清時期，抬轎的分為“二人抬”“四人抬”和“八人抬”。民間的只能用“二人抬”，就算你富貴也不行，因為這就是社會制度的等級森嚴。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商人就會想辦法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商人們也就只好用錢去換取一些地位。最普遍的就是用錢去換官，然后獲得社會地位。這在古代叫做捐納制度，捐納制度在古代很常見，這也滿足了商人想要提高地位的需求。

　　到了明清兩代，藝術品和奢侈品在商人們的推動下變得特別的興盛，很多時候，商人們把自己打扮像是個文人，附庸風雅，品酒作詩。他們也是通過這一種方式，來讓自己改變階層，讓自己向上流的社會多邁進一步。

　　中國的重農抑商政策，是源于中國的特殊地貌和國家的統治需求決定的。因為中國的全封閉的地貌，只能限區域獲得資源，所以不得不獎勵耕種，從而解決溫飽問題。而最早開始提出“抑商”的并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法家依靠暴力管控為前提，用嚴刑峻法來治理國家，維護君王權威。在法家看來，商人的能力越大，皇權對其的影響力就會變小，所以法家是“重農抑商”政策的重要貫徹者。雖然在古代，商人一直不被重視，但是它有一種強大的內在驅動型，可以沖破權力和觀念的限制，把歷史渲染的濃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