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年前，初始人類，與一般動物無異，除了吃喝拉撒睡，再就是繁殖，并無思想可言。人類在出現語言、文字后，社會基本形態形成，人類遂產生思想。取決于當時的社會形態，人類生產力低下，階級社會尚未形成，人類過著最為原始、簡單的生活。

　　原始人類，主要以群居、部落方式生活，他們幾乎沒有精神文明，就連物質文明都極度匱乏，原始人類沒有現代人類龐大的思想體系以及復雜的社會結構。初始人類因地制宜，以狩獵為主，無社會分工、無階層劃分，為一般生物。

　　直至人類逐漸征服自然，掌握農耕、取火、制陶、造物、紡織、冶煉等技藝后，人類進一步受到啟蒙并發展，語言、文字相繼出現，形成以部落、國家形態的社會，從而劃分階層，人類作為征服自然的高等生命，遂有了思維能力。但僅限于單純的思考，尚不具有深層面的思想，更不具備思想體系。初始人類并沒有社會經驗，而是在發展中逐漸探索，通過社會實踐總結經驗，并產生思想。

　　從部落到夏商周開國的數千年里，人類始終處于奴隸社會，奴隸社會沒有文明可言。自三皇五帝時期的部落，到商、周時期的分封制，由于其統治經驗的不足，致使諸侯紛爭、群雄并列，以致于生靈涂炭。春秋之前的數千年歷史，人類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在探索中前進，社會沒有思想體系。原始人類遵循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正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又如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如此這般社會慘無人道，奴隸社會如同人間煉獄，那是一個吃人的社會。

　　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紂成功，由于缺乏治理社會的經驗，效仿商朝實行分封制。周初分封八百諸侯國，以公、侯、伯、子、男五等國逐一分封，姬發初心是為了周朝能夠長治久安。然而，隨著歷史的進程，分封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各諸侯國各自為政，不聽天子號令，相互攻伐，導致周天下分崩離析、動蕩不安數百年。大國對小國發起了兼并戰，春秋時期則產生“春秋五霸”，到了戰國，周初的八百諸侯國則僅剩戰國七雄，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最強大的諸侯。彼時，周天子已經名存實亡，對諸侯各國已經完全失去掌控力。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由于春秋、戰國的動亂，思想家不斷涌現，大凡大爭大亂之時必然涌現大批思想家、大師。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時期是思想家、大師最為集中的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一個則是清末民初，共同特點都是大亂之因。毋庸置疑，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動蕩的時代；清末民初，在思想上呈現出千年未有之變局，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宣告結束。

　　由于其歷史原因，春秋戰國涌現出大批思想哲人，如孔子之儒家、老子之道家、墨子之墨家、韓非子之法家、孫子之兵家、鄧析之名家、鄒衍之陰陽家以及蘇秦、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另有雜家、農家、小說家、方技家等百家，史家稱這一時代為“百家爭鳴”。其產生的原因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因素有關，社會處于大動蕩時期，無論是諸侯還是百姓都在探尋出路。

　　大亂紛爭的年代，正是學子建功立業的絕佳時期，故思想哲人涌現。他們都想通過自己的學說游說諸侯國君，或稱霸，或治世，企圖大展宏圖，光照青史。除思想家們急功近利外，他們當然希望社會變得更好。游說諸侯國君采納他們的學說，繼而治理國家，實現清平社會。故春秋百家爭鳴，殊途同歸，期盼清明政治。

　　大浪淘沙，春秋戰國雖有百家爭鳴，但在先秦時期，只有儒家與墨家被稱之為“世之顯學”。當然，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亦成為先秦乃至后世最重要的法學思想理論，一個國家要長治久安離不開“法治”。秦始皇嬴政能統一六國，韓非子與他的法家思想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曾一度被奉為秦國的治國要略，讓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無論是韓非子還是商鞅，作為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最終因為改革觸碰到一些人的利益，最終商鞅被車裂，韓非子被李斯構陷，死于獄中。但秦孝公、秦始皇都因為法家思想實現了富國強兵的宏大理想。故，戰國時期，法家同樣成為當時的主流學說。

　　儒家與墨家之所以成為“世之顯學”，我想因為儒家與墨家思想更符合當時的現狀，是人民與統治階級所需求。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猶如一道光照亮了黑暗已久的人間?？鬃映霈F后，人類才找到了進步的方向，不再迷茫、彷徨，故又有“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的說法，孔子又被后世稱之為“萬世師表”。

　　儒家思想核心是什么？簡而言之，可歸納為“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德目。孔子之后的兩千年里，道德標準幾乎以儒家為準則，直到民國時期，這種標準仍然很明顯。

　　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首先把修身放在第一位，治國與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所謂修身就是“立德”，君子有“三立”，即“立德、立言、立功”。儒家仍將“德”放在首位。“立言”與“立功”倒是其次。古人首重德行，“德”同時涵蓋了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方方面面。

　　儒家建立了思想體系以及行為準則，如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貫穿于一個“仁”字；朋友之間、夫妻之間要講一個“義”字；來而不往非禮也，中國乃是禮儀之邦，待人謙和，貫穿于一個“禮”字；“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貫穿于一個“智”字；如商道酬信，借錢要還，貫穿于一個“信”字；“人情留一線，日后好見面”“得饒人處且饒人”，貫穿于一個“恕”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貫穿于一個“忠”字；“百善孝為先”“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貫穿于一個“孝”字；“長兄如父，長嫂如母”貫穿于一個“悌”字。

　　儒家學說承載著中國古代兩千年的思想體系，儒學實際上就是“仁”之術、“義”之術。尤其在春秋戰國，那個戰亂紛飛的年代，諸侯國之間不顧周朝法令相互攻伐、兼并，致使生靈涂炭，民不聊生。國與國之間無信譽可言，民間亦是匪盜猖獗，薄情寡義之人大有人在，孔子為給那個時代的人類帶來一絲光明，曾幾度登上泰山，傷春悲秋、感懷時事，儒學應運而生。

　　墨家成為先秦時期的“世之顯學”同樣是時代造就。墨家的核心思想主張“兼愛”“非攻”“尚同”“節用”“非樂”“尚賢”等。所謂“兼愛”，就是愛別人就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的父母就像愛自己的父母，愛別國就像愛自己的國家，一個“愛”字貫穿始終，希望通過“愛”化解諸侯各國之間的戰爭，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胺枪ァ?，墨家不主張攻打別的國家，甚至幫助弱國抵御強國的進攻，通過這種方式讓諸侯各國之間休兵。無論是“兼愛”還是“非攻”，弱小的諸侯國當然推崇，它們根本無法抵御強國的進攻。

　　至于“尚同”，墨家以為上天“選擇天下贊閱賢良圣智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立以為三公、萬國諸侯，以至左右將軍、大夫與鄉里之長，社會成員自下而上尚同于天子之“義”；且“上有過，規諫之”。其核心思想也是為了阻止戰爭，賢良高德之人才能配得上“天下之主”，才能配得上身居高位，在認知上自下而上，天下尚同。

　　《墨子·節用中》：“是故古者圣王，制為節用之法?！蹦右詾?，古代圣人治政，宮室、衣服、飲食、舟車只需適用就行。當時的統治者窮奢極欲，耗費大量民力財力，使人民生活陷于困境，讓當時很多男子娶不上妻子。因此，他主張凡不利于實用，不能給百姓帶來利益的，應一概取消。關于統治者節儉事項，天下百姓受苦久矣，對他們的驕奢淫逸深惡痛絕，自然支持這一學說。

　　墨家的“非樂”指反對音樂活動，實則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現狀提出。墨子認為凡事應該利國利民，而百姓、國家都在為生存奔波，制造樂器需要聚斂百姓的錢財，荒廢百姓的生產，而且音樂還能使人耽于荒淫。因此，必須要禁止音樂?！吧匈t”指應該尊重才德高尚的人，這是墨翟的一貫主張。墨家的思想核心，整體而言是符合當時社會需求的，提倡仁愛、反對戰爭、反對統治者生活糜爛，以減輕人民的生存負擔。但春秋、戰國戰亂紛爭數百年，天下終將一統，墨家反對各國間相互攻伐，不符合歷史進程及人性。

　　“墨家”雖在百家爭鳴中獲勝，成為先秦時期的“世之顯學”。然而，百年過后，到了西漢武帝時期，墨家及墨家弟子迎來了滅頂之災。漢武帝劉徹是一位雄才大略、曠古爍今的皇帝。正因為這樣一位皇帝，他想在各個方面都超越前賢，不僅在軍事上進行擴張，在文化上也要高度統一。正是每一位集權制君主都想做的事。譬如秦始皇嬴政統一六國后，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設立郡縣制、統一貨幣。

　　墨家在戰國時期適用，到了漢武帝時期，便不再適用于當時的社會環境。漢武帝需要掃平匈奴之禍，鑿空絲綢之路，必須發動戰爭，墨家非攻那一套明顯起消極作用。墨家之初，屬于學術流派，發展到后面，逐漸有了宗教屬性。墨家逐漸演變為一個紀律嚴密的組織，擁有財團，獎懲制度，其成員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類似于今天的會費，其首領為“鉅子”。

　　墨家的創始人墨翟原本是木匠出身，木工活了得，尤其擅長發明創造，后期墨家在邏輯學、光學等方面有重要貢獻。盡管如此，高瞻遠矚的漢武帝怎么能縱容一個民間學術組織擁有自己的財團以及獎懲制度呢？更何況墨家弟子本身具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一個既有錢又有人，類似于宗教組織的墨家，漢武帝萬萬不能容忍，于是對墨家弟子進行了大規模的圍剿、屠殺。最終，墨家弟子終于在漢武帝的高壓政策下，成員們或解散，或被殺。民間只能偷偷研究并傳承墨學，墨學從此衰落。

　　儒家學說在漢武帝以后的兩千年里，一直成為官方的主流學說與思想，這與漢武帝密不可分。關于漢景帝時期的博士、后來任江都易王劉非、膠西王劉端國相的董仲舒，曾向漢武帝上奏，請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有其歷史根源。漢初統治者奉行黃老之學，以“清靜無為”作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央統治勢力和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加深，匈奴對邊境的侵襲加劇，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已不再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及至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中央皇權得到極大增強。

　　由董仲舒提議，又在多位崇儒人士如趙綰、王臧、田蚡等人的倡導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為順勢而為之舉。漢武帝采納了他們的建議罷黜了百家博士，只立了《五經》博士，并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后世將這一政策概括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推行影響深遠。首先，這一政策確立了儒學的統治地位，結束了自春秋以來學術與政治的分離狀態，使儒學由私學轉化為官學，學術與政治融為一體。而圍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產生了一定爭議，如漢武帝是否真的推行了這一政策，“罷黜百家”是否意味著消除百家，以及“百家”所指的具體范圍等。墨家、兵家等思想已經不再適合漢朝大一統時代所需要，而儒家的核心思想：“忠、孝、仁、義、禮、智、信、恕、悌”等符合國家意志，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

　　尊儒后的漢武帝，進一步確定“五經”為官方正統教材。即五經為《詩經》《尚書》《儀禮》《周易》《春秋》。原為六經，后來《樂經》亡佚，僅剩五經。漢武帝時期，科舉未開，朝廷實行“舉孝廉”制度，既孝順父母，又清正廉潔的人就能得到舉薦并擔任官員。足見漢朝的官員賞拔并不看重個人能力，首重人品。此乃漢武帝踐行儒家文化的重要舉措。

　　漢朝統治長達四百多年，由于統治者的推廣，儒家得到發展并穩固。即使到了三國時期，由于儒學發揮作用，人們還是向劉不向曹。魏晉南北朝，大分裂、大動蕩時期，各國仍以儒學作為官方主流學說。以北魏皇室為例，孝文帝拓跋宏雖為鮮卑族，但對漢文化及儒學推崇備至，他崇文重教，興學輕賦，乃一代明君。

　　隋唐統一全國，唐朝雖然以道教為國教，佛寺遍地開花，但儒學仍是治國理政的方略。到了宋代，在儒學的基礎上催生了理學，通俗說就是新儒學。理學創始人雖為周敦頤，后經程顥、程頤兄弟的發展，確定了理學的最高范疇“天理”。后來，朱熹成為理學研究的集大成者。

　　理學的核心思想是“天理是萬物的本原”，即“理”是萬物的本原和宇宙的根本原則？。理學繼承了先秦儒家的基本理念，并吸收了道家等思想精華，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理學強調道德與自然的和諧，認為“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而“氣”則是物質的表現。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系統化了理學的理論，提出了“理”的多重內涵，并強調道德修養與社會責任。

　　四書之名始于南宋理學家朱熹，“四書”與“五經”合稱。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朱熹分別為這四部書作了注釋，進一步細化儒家內涵。金、元時期，蒙古統治者與女真統治者同樣重視漢文化，以儒學治理天下。金世宗完顏雍非常重視儒學，他在位期間，積極推行儒學教育，尊重儒士，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推動儒學的發展和應用。

　　完顏雍博覽經史，崇尚儒學，熟悉漢族帝王的統治思想和方法。他本人十分樸素，不穿絲織龍袍，生活上非常節儉？。在治理國家時，完顏雍主張仁政、寬政，制定了一些新的經濟政策，包括實行通檢推排，平均賦稅徭役，禁止出賣奴隸，放寬對奴婢身份改變的限制，取消金銀礦稅等？。這些措施有利于減輕百姓負擔，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明清兩代，官方主流學說仍是儒學，宋代理學在清代進一步發展。民國時期，四書五經不再像科舉制度的時代成為主修課。然而，儒學對民國時期的影響還在，忠孝仁義禮智信，這些核心思想，行為道德準則，即使再過一萬年，亦不過時。理學的核心概念“天理”，乃是自然之理也。

　　簡而言之，從春秋時期，到民國的兩千多年里，儒家學說一直都是官方的主流學說，也是中國古代主要的思想體系。正所謂“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天不生朱熹，孔子如長夜”。維系社會秩序的，一則依賴于法治，一則依賴于道德。若由“法治”演變為“人治”，儒家提出的道德準則蕩然無存，其后果不堪設想。

　　至于古代階層劃分，亦是以儒家道德為標準。即“士農工商”“三教九流”。不重社會地位高低、財富多寡。關于“士農工商”四民階層的排序，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形成。見于《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另有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所著

　　《淮南子·齊俗訓》：“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

　　漢武帝劉徹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士農工商”四民的排序更加穩固。士指讀書人、為官的人，儒家講學而優則仕，在儒家看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此為一品，也就是中國古代兩千年來社會地位最高的一群人，古代女子以嫁給讀書人為榮；農民為二品，古人認為農業是百業之首，農民是衣食父母，沒有農民，人都會餓死；工人、匠人是三品；四民之末是商人，古人看來商人大多重利輕義，善于投機取巧，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這與儒家的忠義、誠信是背道而馳的。

　　古代女子以嫁給商人為恥。古代的大家閨秀，一般嫁給讀書人或官員。商人的地位幾千年來，一直處于社會的末端，直到明朝文學家馮夢龍才在他的文學作品《喻世明言》中為商人正名。直到今天，由于道德意識薄弱，女子才以嫁給商人為榮。

　　“三教九流”中的“三教”指“佛教、道教、儒教”。九流原指先秦至漢初的九大學術流派，儒家者流、陰陽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農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后指社會行業與階層。九流分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此三教之中的三等人，三三得九，故為九流。何人堪稱上九流？古語有云：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閣老，六宰相，七進（進士），八貢（貢士），九舉人。在現代民主觀念里，除了“皇帝”“宰相”等專制特權階層，其余堪稱上九流。何謂中九流？古語有云：一流秀才，二流醫，三流丹青（畫家），四流皮（皮影），五流彈唱（音樂），六流金（卜卦算命），七僧，八道，九棋琴。何謂下九流？古語有云：一流高臺(演員)，二流吹（戲臺配樂），三流馬戲(雜耍)，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搓背，七修（修腳、剃頭），八配（媒婆），九娼妓。

　　簡而言之，古代中國，讀書人的地位最高，商人與娼妓的地位最低。位列四民之末與下九流之末位。在儒家的思想體系看來，讀書人才是能為民造福的人，而下九流中的戲子、娼妓、搓背、修腳的，只是供人消遣娛樂的，為社會底層人。

　　下九流的行業在三教中，都是不入流的。歷史發展到今天，往往顛倒，商人比讀書人、知識分子更受尊敬，演員比科學家、教育家更受追捧，這不符合人類道德審美，一反兩千年來的儒家思想道德體系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