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在考古工作的調查發掘、資料整理、價值闡釋、文物保護和展示利用等方面，形成了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范式，科學技術成為考古學發展的關鍵推動力。

　　近年來，我國在考古工作的調查發掘、資料整理、價值闡釋、文物保護和展示利用等方面，形成了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范式，科學技術成為考古學發展的關鍵推動力。但也要看到，考古工作的多學科交叉還存在不少問題，如運用科學技術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發現和分析能力仍有不足，考古學理論與方法體系構建方面尚有短板，讓文物活起來、講好中國故事能力有待提高，因此亟須在理論構建、技術研發、隊伍建設和政策支持等方面采取措施予以解決。

　　多學科交叉是考古學科的本質屬性

　　如果說人文學科為我們的生活提供意義，自然科學為我們的生活提供解釋，工程技術為我們的生活提供支撐，考古學則三者皆有，是真正意義的交叉學科。

　　我國考古學百年發展史詮釋了多學科交叉融合的重大作用與意義。1924年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成立古跡古物調查會，并延攬北大物理、生物等多學科研究力量。但限于歷史條件，新中國成立之前科學技術在考古中應用的不多，主要用于古代金屬錢幣合金成分和官窯瓷片的理化性質分析等方面。新中國成立后，夏鼐先生籌建的碳十四年代測定實驗室及其倡導的考古學和科技史研究，引領學界在測年、陶瓷、冶金、環境等領域逐漸形成了建制化的科技考古團隊。1978年之后科技考古得到迅速發展，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標志，使考古學的技術結構發生重要變化，對現代科學技術的需求日益增加，多學科交叉融合成為考古學界的共識，形成了多學科共同探討考古學問題的局面，推動了考古學理論和方法體系的構建以及考古成果的展示利用工作。

　　目前，我國考古學在檢測技術與裝備、環境考古、動植物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實驗考古以及數字化保護等方面取得許多高水平成果，在中華文明判定標準方面有重大理論突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科學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得到更為迅速的發展。其結果是，最大限度地提取了考古資料的各類信息，科學闡釋了其蘊含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深化了歷史場景”。可以說，以科學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為突出特點的多學科交叉，是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最為關鍵的推動力。

　　科技賦能考古機遇與挑戰并存

　　科技在考古中的應用已有系統性的重大收獲，但存在一些深層次共性問題尚未解決，主要包括：基礎性、原創性成果少，特別是在高效率、高精度和高分辨率提取和闡釋考古信息方面短板較多；研究隊伍規模小，研究設施和硬件不完備，導致科學技術與考古學的整合能力不足，仍然存在田野考古與實驗室研究“兩張皮”現象；關于樣品采集、檢測分析的標準體系尚需完善；多學科團隊集中研究關鍵遺址的示范性案例較少；考古大數據研究進展緩慢；考古資料的價值闡釋及其國際傳播工作與國家需求尚有差距。

　　當前，考古學科發展已經進入了從物質文化史的重建轉為對中華文明價值體系進行系統闡釋、保護和展示的階段，更加強調對基礎理論和方法的深入、綜合研究，考古學的學科體系建設，需要與這一轉變密切契合?？脊殴ぷ骱w了遺跡遺物的發現、認知、保護、傳承、利用等多個角度的不同研究和工作分支，強調多學科技術方法對考古研究的支撐作用，考古學的學術體系建設，需要不同學科、不同研究機構和管理部門之間通力合作，協同發展。對文物價值進行闡釋，探索中華民族的獨特發展道路，講好中國故事，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實踐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理論支撐，是新時代考古學的新使命，也需要研究者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和國際學術活動能力，考古學的話語體系建設，更需要多學科交叉融合創新。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明確指出“要運用科學技術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發現和分析能力，提高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能力”。2021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將文物事業發展五年規劃首次從部門規劃上升為國家級專項規劃，再次凸顯科學技術在考古和文物保護中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自然科學在考古學中的重要作用。這些論述和舉措充分說明，考古學迎來了大繁榮、大發展的最好歷史機遇，科學技術與考古學的交叉融合必定在這一歷史機遇和進程中，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國家文化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多措并舉推動科技在考古中的應用

　　針對中國考古學多學科交叉融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建議持續開展以下3項工作。通過這些具體項目的組織實施，從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以及人才培養、組織管理等不同層面，推動考古領域的多學科交叉融合。

　　一是開展考古學共性關鍵技術研發、標準體系建設等基礎性工作，為高質量考古工作建立方法體系和制度基礎。要開展田野考古信息采集關鍵技術研發，更加高效、全面、準確提取考古遺存的多維信息；開展田野考古、考古資料分析工作標準體系建設，提高考古工作質量控制水平；推動考古標本庫、數據庫建設和考古大數據研究工作，以標本庫和數據庫為載體，開展年代學、古DNA、古聚落、古環境、生業經濟和古代科技等方面的大數據研究，提高考古資料價值闡釋能力，為考古工作提供信息化、智能化和產業化支撐。

　　二是充分運用科學技術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發現和分析能力，開展中華文明特質和發展形態研究，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實踐提供理論支撐。中華民族創造的燦爛物質和精神文明、形成的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歷史發展規律需要科學技術手段來綜合認知、闡釋、保護和弘揚。我們應把握歷史機遇，在發揚優秀傳統的基礎上，系統闡釋考古資料蘊含的中華文明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使之成為闡明中國深厚文化底蘊、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撐載體，發揮其在四個自信和社會、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科學實踐和理論證據。

　　三是充分結合科學技術與考古學，開展文明交流、文明互鑒和文明共存研究。利用科技手段，構建中外文化交流所涉及的精確年代框架以及自然環境和氣候變化背景；在全球化背景下，圍繞交通路線、族群遷徙、貿易、文化和技術交流等問題，深入分析文化的“東向”和“西去”交流趨勢，研究“外來因素”和“本土創造”交融互動特點，揭示中華文明“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特質的形成過程及其歷史邏輯。開展文化遺產價值傳播技術與方法研究，提高讓文物活起來、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因此，以考古學為中心，整合多學科研究團隊，開展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文明交流史研究，是當前工作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