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二維碼|
2013年9～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分別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一帶一路”從一開始就引起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關注，經歷三年多的時間后，目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其中，并與30多個沿線國家達成合作協議，一批有影響力的標志性項目逐步落地。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進程不斷加深，為雙方的經濟增長注入了全新的動力。
而在2016年，世界范圍內發生了一系列足以改變歷史的“黑天鵝”事件，這些事件引發了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革。可以看到，這種變化并不是一種突發的“嬗變”，而是呈現趨勢性的“新常態”。我們應如何認識和理解世界的變化？本文試圖從世界經濟的背景切入，把握世界經濟新常態的主要表征，分析“一帶一路”構想推進國際合作的過程中將會面臨哪些問題，然后論證“一帶一路”所展現的內生邏輯能否對這些問題有所回應，從而是否能夠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反建制”的全球化浪潮中，走出一條堅持協同聯動、開放共贏的經濟發展之道。
“一帶一路”須面對世界經濟三大矛盾
2014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呼吁成員國采取有力措施促進經濟增長來防止全球經濟增長陷入“新平庸”。數年過去，“新平庸”已經變為“新現實”。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著世界各國強勁的經濟刺激政策邊際效應遞減，近年來各國經濟增長再度陷入低迷的泥沼。
從2001到2008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為5.3%，而這一數據在2009到2015年期間僅為3.3%，同比下降了37%。2016年，從年初到年末，世界銀行多次下調當年全球增長率預期，從3%左右逐步下調至2.3%。世界各國經濟增速放緩已經成為大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經濟當前面臨的三大矛盾得以凸顯。
首先是全球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近兩年，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面臨著經濟增長急劇放緩的局面。2016年美國GDP增速再創2011年以來的新低，僅為1.6%。相比2015年2.6%的數據，同比放緩近40%。
出現這種現象，根源在于發達國家創新能力的衰退。自工業革命以來，科技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生產力。二戰后的新技術革命到近幾十年來互聯網的迅速興起，帶動世界經濟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如今技術創新的紅利逐漸消失，原本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西方發達國家創新能力下降，隨著經濟增長陷入泥沼，進一步導致創新投入能力的衰退。
根據美國科學促進協會數據，從2008年到2013年，美國研發資金的投入平均年增長0.8%，低于同期美國GDP的年增長率，造成的結果就是美國研發支出在聯邦財政預算中的占比不斷下降，截止到2015年，占比僅為3.4%。2008年以來，美國受理的新增發明專利申請總數中來自外國機構或個人的比例已超過半數，并且這個數據逐年攀升，2014年這一比例為50.7%，2015年為51.1%。
創新的乏力影響到了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根據2016年2月22日世界銀行發布的研究報告，當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速可能僅稍高于1%，這是自2000年以來的第三次貨物貿易增長率跌至2%以下，也是15年來首次低于全球GDP增長速度。
隨著創新能力的衰退，世界經濟的復蘇也顯得后繼乏力，種種跡象表明，過去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面臨“動能”不足的情況。雖然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術陸續涌現，但是世界經濟的深層次結構性改革仍在推進，涌現的新技術不足以形成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風暴核心，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
其次是不同經濟體“梯隊式”經濟增速衰減趨勢對全球治理結構的沖擊。雖然當下的經濟氣候呈整體增長放緩的趨勢，但是放緩的速度有快有慢，呈現出不同的“梯隊”，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梯隊”是依舊維持中高速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一梯隊經濟減速趨勢較為平緩。以中國為例，2015年GDP增速為6.9%，2016年下降為6.7%，同比放緩幅度不足3%。
第二層次“梯隊”是之前提到的以歐美主要國家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這一梯隊的特征是經濟減速趨勢較為明顯。2015年歐盟GDP增速為2.2%，根據IMF發布的2016年《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歐盟2016年增速預計為1.9%，下降了近14%。
第三層次“梯隊”是經濟陷入衰退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作為“金磚國家”的巴西正遭遇百年不遇的經濟衰退。根據巴西官方發布的數據，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GDP）下跌3.8%，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月16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將巴西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此前預測的-3.3%進一步下調到-3.5%，同時將2017年GDP增長預期調整至0.2%，較此前預測值下調了0.3個百分點，而上一次巴西經濟兩連跌還要追溯到1930年和1931年。
三個“梯隊”之間經濟增長速度相差懸殊，凸顯出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經濟增長放緩速度不均衡所產生的矛盾。在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中，發達國家掌握著主要的話語權，但是近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力量格局發生了重大的改變，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發達國家占全球經濟比重不斷下降。但是，這種變化在現有治理機制中并沒有得到及時的反映，不能很好地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訴求。
最后是全球經濟的不均衡發展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性。這種不均衡發展包括兩層內涵：第一，是前文所闡述的不同經濟體之間的不均衡發展；第二，是全球范圍內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均衡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大量軍用技術轉為民用，電子信息技術、噴氣式飛機、計算機、原子能、航天等技術的快速發展重塑了世界產業發展的格局，國與國之間過去的貿易關系轉變成以“跨國制造”為核心的經濟聯合體。這種模式在世界經濟體系下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財富，但是財富只是流到了少數國家和極少數人手中，這些受益群體主導了現今世界經濟的秩序和格局。
托馬斯·皮凱蒂曾在《21世紀資本論》中用數百頁的數據分析論證一條規律，即資本收益率高于經濟增長率（r>g）。以美國為例，近30年來，占人口90%的美國底層家庭擁有的總體財富在全美所占比例持續下滑，從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財富占比自上世紀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2015年已經升至22%。也就是說，截至2015年，占人口總數0.1%的富豪的財富總額與占人口90%的家庭資產之和不相上下。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社會中的大部分群體能夠或多或少地享受到發展帶來的紅利。但是當“寒潮”來襲之時，財富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矛盾激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幾乎停滯，各自陷于社會的“孤島”，越來越難以對話，社會沖突的可能性加劇。
世界經濟“新常態”呈現三大趨勢
當前，世界經濟已經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上文所述的三大突出矛盾揭示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需要面臨的主要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當代世界經濟背景下把握全球發展漸緩的癥結，需端本清源，從三大主要矛盾中探尋世界經濟“新常態”的變化趨勢。
第一，全球經濟缺乏新增長點的根源在于全球經貿發展格局的重大變革。二戰后經濟迅速崛起的經濟體服務貿易結構以及出口產品的主要特征，基本沿著以資源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產品—資本密集產品—技術知識密集型產品為主的路徑動態演進。
隨著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與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形成了更便捷的能源輸送途徑、更高效的物資交換網絡和更多元的信息傳播方式，而這三者構成了人類社會規?？涨暗娜虍a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創造出巨大的資金流、物流網絡和信息流，改變了國際貿易的基本形態，使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一個緊密的“共同體”。貿易的模式也開始由以產業間貿易為主逐步轉變為以產業內貿易為主，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精密化，最終向以產品內貿易為主的方向演化。
以產品內貿易為主的主要表現，就是產品制造的過程形成生產分割（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的格局。過去的產品生產環節往往在一個國家就有完整的生產線，但是在當代國際貿易中，生產環節不僅僅局限在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把產品的生產過程分割成若干環節，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因其本身的技術儲備以及其他條件，從而形成了在不同的環節具有專業化的比較優勢，成為流水線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因子”。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基本生產單元的企業合作，也從過去的單向貿易、雙向貿易演進為網絡貿易，極大地刺激了世界范圍內貨物貿易的頻繁度。
在這一體系下，20世紀的最后30年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時期，1970年代世界貨物出口值占全球經濟比重的10%，1980年代上升為15%，1990年代增長到20%。到了21世紀，2000年至2007年世界出口貿易額依舊維持年平均增長接近6%的高速。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增長幅度降為2%，2009年更是出現了負增長，為-12%。直至2010年7月，世界貿易額才基本恢復到2008年6月以前的水平。而到了2015年，世界貨物出口額下降13.2%，2016年的數據尚未公布，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預測，世界貿易增長率將連續兩年低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這在近半個世紀的世界經濟發展史中都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全球的經貿格局正在孕育新一輪變革，而未來的貿易范式將以何種形態演進，是當代世界經濟背景下亟需解決的難題。
第二，新興經濟體高速增長引發全球治理結構轉變。在全球經濟放緩大勢所趨之下，世界各國“梯隊式”增速放緩，將意味著維持中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與增速大幅度放緩的發達國家之間差距縮短的速度不斷提升。
2010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中，論壇組織方首次提出“E11”概念，即有11個國家被定義為新興經濟體，它們分別為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尼、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
據統計，2015年新興經濟體的GDP總量達到101.5萬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30%左右。而且，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一經濟總量與比例還有著持續上升趨勢，按照渣打銀行2013年發布的研究報告，2030年新興市場經濟體占全球GDP比重將升至63%。與此同時，傳統的工業強國G7的GDP總量在全球GDP總量占有比重已從1992年的68%跌至2015年的47%。
全球經濟實力格局的轉變，使新興經濟體在現有全球治理機制中的影響力不斷提高。一方面，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治理機制中，新興經濟體的份額和話語權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二十國財長會議升級為領導人峰會，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E11”在G20中占據重要地位，逐漸開始影響世界經濟整體格局的發展。
第三，世界經濟環境中的政治不確定性因素上升。在經濟增長遭遇“瓶頸期”、外部性擴張利益“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原本全球經濟秩序的提供者與維護者紛紛“自掃門前雪”。
以貨幣政策為例，歐盟和日本依然在積極推進量化寬松政策，甚至推進至“負利率”時代，而美國卻因為經濟復蘇勢頭良好，美聯儲不僅中斷了量化寬松政策，而且重啟加息的周期。
時至2016年，在現有機制下，全球經濟精英面對現實發生了分化，這種張力進一步蔓延至政治領域。從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到意大利修憲公投被否，引發了一系列“黑天鵝事件”。而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一股被稱之為“逆全球化”的思潮已經在世界各國都開始有了比較廣泛的民意基礎。
與其稱之為“逆全球化”，不如概括為“反建制”的全球化更為準確，因為這股思潮實質上是在挑戰過去幾十年世界經濟在實踐中所形成的對后現代資本主義實踐與原則的共同擁護以及因之形成的制度要素，即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現有“建制”。
這股思潮之所以能夠迅速波及全球，是依靠互聯網等全球化的技術工具串聯、動員起來那些過去幾十年中未明顯獲益甚至利益受損的大眾“失語者”，向全球化過程中既得利益精英表達憤怒的情緒，但其本身依舊是全球化的產物。
綜上所述，全球經貿發展格局的重大變革、全球治理結構轉變、政治不確定性因素上升構成了世界經濟新常態的三大重要趨勢。而“一帶一路”在推進過程中，需要妥善應對這三大趨勢可能產生的風險與問題。
“一帶一路”為國際合作注入新增長理念
面對世界經濟新常態的三大趨勢，“一帶一路”以發展導向為理念，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臺。當前，“一帶一路”構想正在由規劃落實到實踐層面，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紐帶，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
第一，打造高水平的多元國際溝通融合范式。如果說“一帶一路”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那么穩健增長的中國經濟就是其強勁的發動機。2016年中國GDP增長6.7%，并且后續增長被很多國際組織看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發布的經濟展望報告中，在將其他主要經濟體增速預期下調的同時，把中國2017年經濟增速預期大幅上調0.3個百分點至6.5%；聯合國維持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6.5%的預期不變；世界銀行下調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0.1個百分點的同時，維持中國經濟增速6.5%的預期不變，而這一數據與2017年中國兩會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目標一致，表明國際組織對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充滿信心。
事實上，中國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進一步增長的堅強支撐。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年初公布的數據，按照2010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3.2%，這一數據是美國貢獻率的3倍，日本貢獻率的近20倍，在世界各大經濟體中，對世界經濟復蘇的貢獻排在第一位，可以說，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在世界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世界需要一個經濟健康發展的中國，如果中國面臨“硬著陸”，將會發生災難性后果，因為全球經濟已經經不起新一輪的衰退周期。而中國也根據自身發展的經驗和需求，尋求與國際的進一步合作，打造“中國式”的經濟合作范式。
“要想富，先修路。”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后各地陸續脫貧致富的實踐真理，而“一帶一路”同樣順應這一發展邏輯，與沿線國家達成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意向，尋求雙方發展的共贏之道。
在實踐中，“一帶一路”并非輸出一種秩序，而是尋求合作意向的對接。在規劃中的沿線國家，各國、各地區組織有自身的發展戰略，比如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歐盟的“容克計劃”等。“一帶一路”順應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的潮流，與沿線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和各地區的發展戰略統籌，提供了一個全局性的“上層建筑”。
具體路徑是通過“六大經濟走廊”打造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通過基礎設施投資，打造公路、鐵路、海運以及航空等陸?？杖灰惑w的交通網絡，同時更新沿線國家的輸電網絡、通信網絡以及油氣管網，順應世界經濟新常態的趨勢變化，實現更便捷的能源輸送途徑、更高效的物資交換網絡，重構世界經貿格局。
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以及中國—中亞—西亞三大經濟走廊將亞歐大陸兩端的發達經濟圈連為一體，中巴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將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貿關系變得更加緊密，在開放中分享機會和利益，實現互利共贏。
這種合作，需要切實為沿線國家的發展帶來實惠。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講，二戰以來經濟迅速崛起的經濟體無不藉由國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的機會，將加工產業承接到本國實體經濟，從而實現工業化。如今中國同樣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在中央財經工作會議中，“去產能”成為經濟工作的重心。
中國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的雇傭工人有8500萬，如此巨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將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機遇。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也為沿線國家疏通產業轉移渠道，以此為基礎形成多元化的國家溝通合作范式，為沿線國家工業化提供了窗口機遇期。
第二，為全球經濟治理輸出新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有別于其他的許多合作機制，主要體現在三點：一是開放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公平性。而這三點恰恰是當今世界經濟新常態趨勢中破解發展難題不可或缺的要素。
首先是開放性。在當今全球秩序的背景下，美國依然是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面對一系列新的變化與趨勢，現有的國際體系未能有效把握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變化。過去的公共產品或多或少地面臨門檻高、附加條件多，無法很好地惠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而“一帶一路”倡議是以古絲綢之路為基礎，但又不限于古絲綢之路，只要接受絲綢之路合作理念的國家都可參與。
然后是包容性。“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更多的是一種理念，并非是具有排他性的合作框架。“一帶一路”框架下，可以根據不同國家的政治形勢、經濟發展現狀、文化差異，因地制宜地形成自由貿易區、次區域合作、經濟走廊等多種合作機制，并不會取代或對抗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是對現有合作機制的補充和完善。
但是這樣的合作構想是外部世界很難理解的。特別是對于“一帶一路”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語境下很容易出現誤讀。比如國內的一些研究將“一帶一路”稱之為戰略（strategy），對應翻譯為英文之后，語境中充滿軍事與政治意義上考量的單邊色彩，特別是涉及到交通建設，引起一些沿線國家對本國利益的擔憂。因此在取得共識方面，需強調“一帶一路”和平、包容、共贏的發展理念，即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經濟上平等互利共贏。
最后是公平性?；A設施的建設離不開資本的大力扶植，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亞洲在2010～2020年期間基礎設施一共會有8萬億美元的投資需求。但是從現有的全球或區域治理平臺運行來看，大多數開發性金融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的議程關注明顯不足，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金融機構每年僅能提供100億美元，巨大的資金缺口嚴重制約了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發展。
因此，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絲路基金等七大資金平臺將從金融領域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一個新興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采取聯合投資的模式，與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在“一帶一路”項目中開展廣泛合作，補充與完善了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了機遇。
第三，讓“一帶一路”引領世界經濟新常態。“一帶一路”要解決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難題，需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格局變革趨勢，為發展中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結構中發揮效用提供廣闊舞臺，同時，面對政治不確定性因素的上升，要向國際社會重申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高度發揮金融手段的資源配置作用，以基礎設施和產能合作為重點，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能源輸送網絡、最高效率的物品運送網絡以及覆蓋最廣的信息傳輸網絡，這三者成為中國經濟穩健發展的物質基礎。而“一帶一路”用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技術帶動中國西部以及中亞、蒙古等內陸國家的開發，讓世界經濟發展更加平衡，讓發展機會更加均等，可重構世界經貿格局的發展，化“洼地”為通途。
“一帶一路”倡議為新興國家在世界平臺上發揮更大作用創造了條件，推動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治理，對于有效改善區域發展不均、優化全球治理結構具有明顯成效，而當今全球治理體系不能保證所有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獲得發展的機會，“發展缺位”導致一些國家地區的“反建制”思潮影響甚眾。
面對政治不確定性因素增加以及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更需重申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以科技發展為依托的經濟發展將不同國家逐漸形成一個緊密的“共同體”，面對“寒潮”，更應“抱團取暖”而不是“各奔東西”。
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上系統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和途徑，面對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構想在目標層面與途徑層面實現了統一。“一帶一路”的理想愿景和建設目標就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奠定物質基礎，推動政治互信、經濟互惠，為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開辟出“新藍海”，從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引領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發展趨勢。(注釋略)
作者簡介：賈晉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宏觀部主任，研究領域包括國際經濟治理、金融、宏觀經濟、地緣政治、創新與產業政策等。
浙公網安備330106020104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