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明朝的滅亡原因，人們往往有著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是天啟皇帝留下了個爛攤子，有人認為是崇禎皇帝瞎折騰，也有人認為是李自成和后金軍隊同時發難，令大明王朝難以招架。但不論是何種原因，朝廷缺錢都是不容忽視的因素之一。

　　事實上，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經入不敷出，甚至連發放軍餉都需要左拆右借，這樣一來就會導致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產生——地方藩鎮的勢力甚至能夠碾壓中央。按照《明史》記載，明朝中后期每年財政收入大約為300萬兩白銀，當時一些巨賈富商的年收入可能都不止這個數。不過這也不能算是朝廷的總收入，因為有很多時候，中央政府并非全是按照現銀來收取賦稅的，而是直接要求地方繳納糧食。如果把這部分也折合成白銀，那么朝廷的年收入可以達到近2000萬兩，歷史最高收入發生在萬歷三十年（公元1602年），但也只是區區2300萬兩。

明代銀錠

　　為什么要說“區區”呢？因為和清朝時期的國家收入比起來，這個數字實在少得可憐。根據現有資料，在“中日甲午海戰”爆發之前，清廷每年財政收入都在8000萬兩白銀左右，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更是逼近9000萬兩，也就是說，清朝一個季度的收入就頂得上明朝全年。那么問題就來了，清朝的財政收入為什么能有這么多呢？

　　首先，清朝賦稅相比明朝而言更高。古代王朝的財政收入大多來源于賦稅，幾乎都是從老百姓的口袋里得到的。在明朝時，老百姓們的賦稅就已經非常嚴重，到清朝時則更重。

　　雖然康熙皇帝在位時曾規定，在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后出生的人口不再繳納賦稅，這就是所謂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然而根據“黃宗羲定律”來看，農業社會中每次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又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因此，清朝稅收總體而言是持續走高的，最后也是遠遠超過明朝的。

清代銀錠實物

　　其次，清朝時期的稅源要比明朝更多。在古代，田地賦稅在整個國家稅收里面的占比是最大的，但與明朝不同的是，清朝后期在打開國門后，開始有了鴉片稅等新稅種，同時對于關稅、鹽稅等稅目的稅率都比明朝時期更高。不僅是稅源增加，清朝時期的稅基也明顯擴大——清朝時期人口差不多是明朝人口的兩倍左右，僅以鹽稅為例，無論任何時期人人都要吃鹽，清朝時這一項收入就能遠超明朝。

　　第三，清朝中后期存在嚴重的通貨膨脹。清政府的財政收入雖然很高，但是米價、布價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一直在上升，人們的生活其實并沒有因為國家財政的“虛胖”而得以改善。自“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每年還要承擔巨額的戰爭賠款，國庫也是入不敷出。此外，還有大批美洲白銀（如墨西哥鷹洋等）隨著對外貿易而流入，致使白銀不再像明朝那樣稀缺和值錢，因此數字虛漲并不代表其價值增加。

　　第四，清朝剝奪了縉紳們的免稅資格。明朝時，官員和士紳都可以免繳賦稅，這就導致很多農民把土地掛在士大夫名下，或是士大夫們不斷兼并購買土地。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有明一代，田地共十分，七分屬于士大夫，兩分屬于藩王，一分才用于交稅。明朝畢竟是小農經濟時代，通過農業創造的財富很有限，還有那么多土地不用交稅，即使朝廷再怎么加稅也沒用，何況還有那么多官員中飽私囊。

清末百姓舊照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清朝時期的高收入相對于明朝而言也是一把“雙刃劍”。畢竟一個國家是否富裕繁榮并不是看其財政收入有多少，而是在于其國民的收入狀況和生活水平。清朝后期的財政收入數目雖然高得令人咂舌，但當時物價頗高，錢也就不值錢了。人們過得不幸福，國家自然也就談不上強大。況且“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百姓們若是沒有好日子過，那么這個朝代的覆滅之日也就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