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時，一封介紹自己的求職信或簡歷必不可少。其實，求職信自古有之，包括我們熟悉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都也曾經寫過。

　　那么，古人的求職信是什么樣子？他們會如何向別人推薦自己？今天，我們就一起來了解一下歷史上的求職信。

　　寫求職信，在唐代可以被稱為“覓舉”。“覓舉”一詞道出了唐代科舉制度實行之時舉子們應試的特殊情形。

　　在科舉制度實行之初，朝中士大夫還有相當大的權力，以至于廣大舉子還須奔走于他們的門下，乞求得到他們的提攜。舉子們“覓舉”的手段是“陳詩”，即把自己的詩作呈給相關大臣。

　　古代最成功一份求職信莫過于白居易寫給顧況的詩稿。

　　剛來京城的白居易可能太高估自己了，初來乍到，毫無門路，等到錢用得差不多的時候不由得焦慮起來。

　　在反思自己之后，他找到文壇老前輩顧況，請他指點自己的作品。指點只是其次，如果能被看中，前途無量。

　　白居易很快就拿了自己的“處女作”，一部剛剛整理好的詩歌集，尚只是個手稿本，便去拜見顧況了。從某個意義上說，他的這部“處女作”，其實就是他的“求職信”和“推薦書”。

　　顧況剛見到白居易時，還嘲笑他的名字，在長安，白居不易。他并沒像過去一樣把文壇新人敬呈上來的詩稿瀟灑一扔，而是接下了白居易的詩卷，并隨意翻開和閱讀起來。這一看不要緊，一首《賦得古原草送別》就把顧況震驚到了，一邊表揚白居易，一邊說自己剛才那是開玩笑呢。

　　就這樣，在顧況的賞識與推舉下，白居易逐漸被京城文學界所接受，在長安基本站穩(wěn)了腳跟，并高中進士，從此名揚天下。而他與顧況的交往，亦傳為文壇美談、千載典故。

　　通過自薦文為走上仕途贏得了聲譽還有陳子昂。

　　據(jù)《獨異志》載：陳子昂從家鄉(xiāng)四川到都城長安，千里迢迢，圖展鴻鵠大志。然事與愿違，四處登門，贈詩獻文，不是被拒之門外，就是受冷言相譏，功名事業(yè)，一籌莫展。

　　一天，有人捧瑤琴一張求售，索價昂貴，達官貴人爭相傳看，卻沒有買的。陳子昂看了琴之后，便傾囊把琴買下了。

　　圍觀者都感到驚奇，子昂道：“我生平擅長演奏這種樂器，只恨未得焦桐，今見此琴絕佳，千金又何足惜。”眾人異口同聲道：“愿洗耳恭聽雅奏。”子昂說：“敬請諸位明日到宣陽里寒舍來。”

　　第二天，果然賓客滿座，他手捧昨天新買來的琴說：“我陳某雖無二謝（謝眺，謝靈運）、淵明之才，也有屈（原）、賈（誼）之志，自蜀至京，攜詩文百軸，奔走長安，到處呈獻，竟不為人知。彈琴，我雖擅長，恐污尊耳。”說罷舉琴就摔，“嘩啦”一聲，把琴摔都粉碎，接著他把詩文遍贈賓客。

　　眾人愈以為奇，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一摔千金，此人必是豪貴、奇人，奇人所作，必為奇詩奇文，不觀也知其妙。”于是爭相傳誦。一日之內，子昂詩名滿京華。其中“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之句，使人贊不絕口。

　　這則故事頗有點虛構，或許不是陳子昂生活的真實寫照，但卻符合陳子昂豪門公子的做派，而陳子昂到京中后，的確有過“歷史抵群公”的自薦活動，而且這種行為對他科考成功是有幫助的。

　　值得注意的是，陳子昂的這種以文自薦的行為并不止于應舉，他中舉之后始授九品微官，而適逢武則天欲將高宗靈柩由洛陽移往長安，陳子昂不顧職卑，越職上《諫靈駕入京書》，雖非自薦詩文，但亦屬自薦政能，所以受到武則天的賞識，為他走上仕途贏得了聲譽。

　　而杜甫就沒有這樣幸運。公元745年，杜甫結束了自己在齊趙等地的漫游和放蕩，滿懷政治熱情來到京城長安求仕，讓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求仕生涯卻充滿了辛酸。

　　那一年，杜甫參加一次制科考試時，正是玄宗皇帝經過近三十年執(zhí)政后，走向驕奢和昏潰的時候，他聲稱天下已太平無事，可以將守邊疆的事交給大將，將執(zhí)政之事交給宰相，自己則安享清平。那年開制舉以網(wǎng)羅天下賢才，他卻將這次制舉交給了李林甫主持。

　　李林甫是唐朝的大奸相之一，嫉賢妒能，口蜜腹劍。他主持這次旨在舉賢才的制科考試，竟然一個也沒有錄取，而報給唐玄宗的理由是“野無遺賢”。杜甫參加了這次制科，也不幸成了李林甫的犧牲品。

　　制科考試落榜之后，杜甫便開始了詩文自薦的“自媒體”展示。首先他直接向皇帝獻賦。在杜甫心中，玄宗皇帝是十分重才的明君，他相信以自己的才華能打動皇帝，自取功名。所以，當唐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時，杜甫竭盡所能，寫成三篇“大禮賦”進獻。唐玄宗看后也很贊賞，讓他到集賢院去，命宰相再考試他的文章。杜甫非常興奮，他得意地寫道：“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可是唐玄宗讓杜甫待詔集賢院，其實也是裝模作樣，并未認真，所以他將杜甫打發(fā)到集賢院后，便沒有了下文，杜甫向皇帝獻賦也無果而終。

　　其次，他又以詩文為手段，干謁王公大臣。杜甫在長安時期的生活比較艱苦，他自己陳述當時的處境是“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為擺脫困窘，杜甫選擇了干謁之路，屢屢向朝中王公大臣訴苦求薦，如“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之類的話語，在那些干謁詩中時常出現(xiàn)。

　　杜甫長安十年求仕嘗盡了艱辛，雖然沒有成就他的政治功名，但強化了他對現(xiàn)實人生的關注，也賦予了他的詩歌濃厚的現(xiàn)實主義色彩。所以，杜甫長安十年間，除了部分與官場權貴交往的唱和詩和干謁詩，還有許多杰出的現(xiàn)實主義詩歌，這為他的詩史之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中國文人的文化性格構成來看，唐代文人的這種以“自媒體”方式自薦詩才的方式的確有些超乎傳統(tǒng)。

　　與后世的干謁相比，唐人“覓舉”活動中的重點是以詩文自薦，以自媒體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才能和理想，與后世“干謁”中的那種嚴重的人性壓抑和人格扭曲有著根本的不同。

　　特別是初盛唐時的詩人們，用詩文自薦，凸顯了個性，張揚了自我，成就了一個時代獨特的文人群體。唐人的魅力似乎正在于那種以詩文自負的“露才揚己”上。“覓舉”的自媒體行為雖然不是人人都有效，但卻能激發(fā)人們的進取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