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秋風塞上，杏花春雨江南。”這是1944年，出自徐悲鴻先生的一幅自題聯。塞上的壯美與江南的秀美，被視為中國美學的兩種風格。作為江南名片之一的杭州，不僅是文人墨客筆下的“人間天堂”，也曾是南宋首都臨安。

　　然而，南宋政權定都臨安以后，基本滿足于偏安一隅，再也未能恢復靖康之難丟掉的中原領土。那么南遷的宋朝為何選擇臨安作為都城？這一決定又對杭州的歷史地位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不起眼的江南縣城

　　杭州建城之前的江南，北為吳、南為越，那是屬于蘇州與紹興的時代。當杭州還沒有縣城的時候，蘇州之地已經是吳國王都、紹興一帶已經是越國中心。那正是吳越爭霸的歲月，但與杭州無關。

　　吳越同根同源，春秋時期，雙方爭霸江南，前期吳占上風，后期越占鰲頭——越滅吳后，一路北上，進入齊魯，爭霸中原，并定都瑯琊。后，越為楚國所滅，其故地一度稱為“東楚”。

戰國后期形勢圖制圖@蒼天熊貓

　　杭州地區出現縣城，要到秦統一六國之后，在會稽郡設錢唐縣（是唐，而不是塘，錢塘是隋唐時期改名的）。

秦：會稽郡的錢唐縣，蘇州紹興為中心，杭州為邊緣

　　在動蕩的漢末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杭州仍是“縣城級別”的錢唐縣。

　　杭州古城有個武林門，一本記述南宋臨安城市地理的著作就叫《武林舊事》——武林，這個霸氣的名字，是古杭州的代稱之一，據說源于城外的武林山。東漢班固《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記載：“武林山，武林水所到之處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span>

東漢：吳郡的錢唐縣

蘇州為中心，杭州在邊緣

　　西漢時，江、湖淤積，江岸南移，江湖之間，終于有了一片相對開闊的陸地?！拔淞稚健毕碌腻X唐，開始成為會稽郡轄區的一處軍事要地。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六朝南京秦淮河金粉滿地時，錢塘江與西湖，還幾乎是待開發狀態。

　　潮水翻涌的錢塘江，是吳、越過渡地帶的天險，盡管兩地的界限并非那么涇渭分明。錢塘江畔的錢唐縣，早期屬會稽（治紹興）管轄，東漢則被劃入了吳郡（治蘇州）。也就是說，當時的杭州先被紹興的會稽郡管著，后又被蘇州的吳郡管著?！胺终憬鳛閰?，以東為會稽””（酈道元《水經注·浙江水》）。先屬越地郡，又屬吳地郡——杭州，以吳而言，是南部邊緣，以越而言，是北部邊緣。

　　總之，吳越結合部的杭州這時候不太重要，劃給哪一方，都是身不由己。

　　運河鑿通，華麗轉身

　　隋唐時代，錢塘江流域的開發，邁出了劃時代的一步。

　　據《乾道臨安志》卷一《城社》引《九域志》記載，“隋楊素創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笨h升級為州，后又升級為郡——隋代杭州城，終于拓展到今杭州市區。到隋煬帝，大運河又讓杭州華麗轉身，直通東都洛陽——交通動脈直接拉動了經濟升級：“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并湊”（《隋書·地理志》）。

隋代：余杭郡的錢唐縣

蘇州、杭州、紹興開始三足鼎立

　　縣—州—郡，隋朝短短幾十年，杭州完成了兩級跳。唐襲隋制，杭州繼續蛻變升級。唐朝，杭州迎來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父母官——白居易。

　　公元822年，唐穆宗長慶二年，唐都長安發布一條任免通知：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刺史為唐朝州官，相當于“杭州市市長”。這個時候，堅固的海塘擋住了滾滾江潮；沉淀的陸地圈出了一汪湖水——江湖之間，安放著江南新崛起的杭州城。錢塘江畔，等待詩人吟詠的，一面是溫柔的西子湖；一面是翻滾的錢塘江。

　　五代十國時期，江南地區為吳越政權統治。

　　吳越三代五主，始終奉中原王朝為正統，始終未稱帝，其政權可被視為“江南吳越自治區”。第一代吳越王錢镠，在其他各國紛紛熱衷戰爭的情況下，他以保境安民為國策，讓動蕩中的江南和杭州，又一次華麗轉身。

　　面對肆虐的潮災，他發起修建錢塘江捍海石塘，讓周邊變成了富饒之地，“錢塘富庶盛于東南”（《舊五代史·錢镠傳》）。

　　吳越國，奠定了江南文化地理的范圍，其統轄區域，基本等于今蘇南、浙江，及安徽部分區域，大致就是“吳語方言區”，也就是文化語境中的“江南”。

五代：吳越國的都城

角色轉換的時代：杭州成為中心，蘇州、紹興成為輔佐

　　吳越王朝將保境安民國策執行了70多年，將這富饒的江南，以和平的方式移交給了北宋政權，沒有經歷戰火的杭州，繼續著自己的上升勢頭：

　　北宋時，杭州城市面積首次超過昔日的六朝故地江寧（南京）、吳地中心平江（蘇州），成為江南最大的城市。等到南宋建都臨安（杭州），江南中心，又變成了全國最大的中心城市。

北宋時期的北方防線，制圖：地球知識局

　　北宋末期，由于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不斷侵擾，北方飽受戰火荼毒。北宋朝廷無法維持邊境的穩定，大量北方人開始陸續南遷。靖康之難后，北宋的突然崩潰加速了這一過程，南宋高宗趙構南下，定臨安（杭州）為行在（臨時首都），杭州作為首都登上了歷史舞臺。

　　南宋定都的曲折過程

　　南宋建立于建炎元年（1127年），但正式定都臨安遲至紹興八年（1138年），十年間關于建都何處的爭議一直存在，為什么最后選擇了臨安呢？

　　早在建炎元年，宋高宗趙構剛剛建立南宋，金軍隨時都會南下追擊，高宗朝廷就有激烈的“駐蹕地”之爭——皇帝及南宋政府應該停留在什么地方。

　　當時主要的意見有三種：

　　1、開封留守宗澤主張立即北上抗金，報家國之仇，因此應該定都北宋故都開封；

　　2、趙構大元帥府時期的親信黃潛善、汪伯彥則主張巡幸東南，前往揚州一帶，躲避金軍的追擊；

　　3、宰相李綱主張采取折中方案，駐蹕襄陽（今屬湖北）、鄧州（今屬河南南陽）之間，暫時回避與金軍對抗，但要嚴守荊襄一帶的戰略要地，日后再圖反攻。

南宋的國防線已經被壓到了淮河一線，制圖：地球知識局

　　宗澤當時遠在開封，他的意見在高宗朝廷毫無影響力，也被認為不切實際。他曾經上疏二十多次要求高宗“還京”，執政黃潛善、汪伯彥笑他狂妄。李綱在與黃、汪集團的政治斗爭中敗落，只當了兩個多月宰相，八月便遭到罷免。隨后黃、汪二人專權，定下了前往揚州躲避的方案，十月，高宗便坐船南渡，沿著運河由泗州、楚州而下，最后到達了揚州，以為能保萬全，做起了一年多的揚州好夢。

　　然而建炎三年（1129）初，金兵大舉南侵，南宋朝廷毫無防備，二月，金兵一舉就攻下了揚州。聽聞軍警時高宗正在宮中行樂，因驚嚇過度從此失去了生育能力。高宗趕忙乘小船南渡長江，逃到了鎮江（今屬江蘇鎮江），又怕鎮江還不安全，長江天塹也不足以抵擋金兵，認為“錢塘有重江之阻”，于是迫不及待地逃到了臨安——這是南宋朝廷第一次駐蹕杭州。

　　三月，臨安發生了“苗劉之變”，禁衛軍將領苗傅、劉正彥因對宰執王淵及宦官康履、藍珪等人不滿，發動兵變，逼迫趙構退位，傳位于三歲的幼子。不過苗、劉二人沒有太多進一步行動，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與禮部侍郎張浚聞訊后，立即聯絡武將劉光世、張俊、韓世忠等前往杭州勤王，平定了叛亂，四月高宗趙構復位。

　　臨安的高宗朝廷又一次開始討論定都計劃。由于金兵入侵一般都在秋天弓勁馬肥的時節，因此宋朝相應的防衛計劃成為“防秋”，此次防秋的重點就是高宗的駐蹕地問題。

　　有鑒于黃潛善、汪伯彥“巡幸東南”方案的慘痛教訓，高宗聲稱要積極建構長江防線，準備恢復中原。這一次駐蹕地討論也分為三種主要意見：

　　1、以張浚、馬擴為首倡，提議要駐蹕武昌（今屬湖北），若軍情緊急可以退居巴蜀，長久來看也便于經營中原。宰相呂頤浩、武將張俊、辛企宗都支持這一計劃；

　　2、以武將韓世忠為代表，主張就留在建康迎戰金兵，因為一旦前往武昌，就意味著放棄了東南地區；

　　3、以江南士大夫為代表，主張前往吳越、浙東，也就是南渡避敵。

　　高宗首先考慮的是宰輔呂頤浩、張浚共同主張的武昌方案，并于五月前往建康，籌備下一步的武昌之行。然而此議遭到了江南士大夫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武昌漕運難繼，必定糧餉不足；一旦南宋朝廷離開江南，江北的流寇必然會騷擾江南，當地難以抵御；最重要的是湖北的地理位置不利于防守，即便退守四川，也支持不了多久。

　　于是高宗聲稱自己要選擇建康方案，下詔稱“朕欲定居建康，不復移蹕”，征詢群臣的意見。不過高宗此說恐怕只是為了標舉恢復大義，不見得真想長期留在建康，隨后朝臣的意見也是前往吳越避讓占上風。

　　此時在建康與吳越之間抉擇，也就是在“防淮”與“渡江”兩個方案間抉擇——前者意味著守衛淮甸，準備日后北伐中原，后者則意味著放棄中原，以保住江南政權為先。

　　御史中丞張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分析：“若為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于萬全，則用過江之策?！?/span>

　　一語道破了駐蹕地之爭的關鍵所在：留守南京還是前往江浙，就看是以中原領土為重，還是以趙宋王朝宗廟為重。

　　最后朝廷采納了吳越方案。實務派的宰相呂頤浩提出：“且戰且避，但奉陛下于萬全之地?！?/span>

　　事實表明這個悲觀的判斷是正確的，建康未能抵擋住金兵的攻勢。同年十一月，金兵果然南侵，駐守建康的宰相杜充竟直接投降了金軍，這也意味著防淮策的徹底破滅。

　　高宗得知后，郁悶得幾天吃不下飯。隨后金軍一路南下，由臨安、越州（今紹興）、明州（今寧波）一線追捕高宗。十二月，高宗不得不由明州定?？h逃往海上，逃到了現在的舟山群島，然后再航海到臺州、溫州一帶，采取“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的策略，真的是呂頤浩所說的“且戰且避”方案。

　　由于騎兵不善于水戰，加上不適應江南氣候，次年（1130）二月，金兵果然撤退北還，建炎三、四年間的吳越保住了脆弱的初生南宋政權，也為南宋政權的長期駐守江南定下了基調。

　　金軍撤退后，高宗朝廷回到了越州，決定于次年（1131）改元紹興，并將越州升格為紹興府。紹興二年（1132）正月，因為漕運的原因，高宗下詔“移蹕臨安”，開始精心建設臨安府。

　　但南宋并未就此定都臨安。紹興年間仍有幾次是否要改都建康的嚴肅考慮，甚至差一點就成真了。

　　一是紹興四年（1134）秋，金扶持的傀儡政權劉齊與金軍聯合南下，南宋朝廷雖然十分畏懼金軍，但對擊退劉齊有一定的信心，十月下令移蹕建康。不過出于安全上的顧慮，高宗并未真正前往建康，一直在平江（今蘇州）觀望，次年又以平江和建康的官府都沒有建造好為由，返回了臨安。

　　因此次南侵事件起用的張浚一向積極主張抗金，紹興六年（1136）秋，有消息說劉齊將再次南犯，張浚再次敦請高宗前往建康。于是高宗下詔親征，再一次前往平江觀望，直到次年初，因捷報頻傳，高宗終于下決心前往建康。四月，在建康建太廟，而將臨安的太廟降格為圣祖殿——這一象征意義極強的舉動體現了高宗朝廷確實有建都建康的意圖。

　　然而同年八月發生了震驚朝廷的“淮西兵變”。張浚這次北伐計劃本就沒有得到四大將的全力支持，當時四大將之間互有矛盾，對北伐形勢的判斷也不盡相同，除了韓世忠表示配合外，岳飛明確反對，認為此時時機不成熟，而劉光世與張俊則消極抵制。

　　張浚與趙鼎的居中協調也沒有奏效，于是張浚打算罷免劉光世來殺雞儆猴。結果劉光世的部下酈瓊不自安，率領全軍渡過淮河，數萬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士投降了劉豫，這給南宋的兩淮防線造成了巨大打擊。

南宋都城臨安城平面圖

　　由此，建康路線宣告破產。十月，高宗返回臨安。宰相趙鼎提醒高宗，這樣一來舉國上下會認為我們不想恢復中原了。高宗則表示，張浚的數年經營沒有為宋朝贏得任何領土，反而勞民傷財。從此，高宗放棄了積極抗金的策略，起用秦檜專意和議，同時也正式以臨安為行在所。

南宋臨安城皇城地圖

　　應該說，南宋選擇了臨安有必然的因素，例如江南有利的防衛條件、豐富的物資與便捷的漕運、南宋朝廷中江南士大夫的得勢等等，但也有諸多歷史的偶然，金軍入侵的時機、文武朝臣的斗爭乃至高宗的性格，使杭州開始了百年的京師繁華。

　　臨安的繁華盛景

　　陸游稱“中朝人物，悉會于行在。”描述了南宋臨安的盛況。所謂的中朝人物，主要是來自開封北宋朝廷的官員士大夫和將官兵丁。這些人在杭州繁衍生息，很快人口就超過了杭州本地的吳越人。

　　根據杭州師范學院鄭生勇的統計，北宋元豐年間到南宋咸淳年間的200年間，杭州城內外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多。這些增加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應該就是北方移民和他們后代。也就是說杭州當時外來人口比例的上限在75%左右，遠遠超過了現在20%的比例，是一座超級移民城市。

當年的發達城市

　　復旦大學吳松弟的估算也側面證實了這個數字。根據他對自然人口增長率和歷史檔案的梳理，認為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的北方移民占比杭州居民的72.7%，有17萬戶左右——這個數字相當驚人，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杭州的總人口都還沒有重新達到這個數字。

　　杭州迎來了屬于它的高峰時代。這個時候，全國經濟重心向東南傾斜，以江南為代表的東南地區，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娛樂事業蒸蒸日上。

南宋時期疆域，公元1142年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這是南宋文人林升筆下的臨安，面對被撕裂的江山，崩碎的恥辱，詩人實在無法安心沉湎在溫柔的繁華景象中。即使在今天，回看杭州的歷史，我們也會想起那曾經的金戈鐵馬、滄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