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各朝的首都，正式名號是京師，別稱有很多，諸如東（西、南、北）京、京城、都城、京都、帝都、京兆、京國、天京、天邑、神京、都下、輦下、都門、國門，等等。

　　與皇帝一樣，京師具有唯一性、神圣性、權威性，作為朝代的首善之區，是一個時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薈萃的空間。

　　宋代實行四京制，以東京開封府為京師，以西京河南府、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為陪都。京師開封是皇帝固定居住、朝廷百官和中央機構所在地，其他陪都頂多有象征性的留守司，履行的也是當地政務。靖康之難以后，宋室南渡，幾經奔波，落腳于杭州（已升為臨安府，仍俗稱杭州），但并未給予任何京、都的名分，僅是行在所，即皇帝臨時駐蹕之地。

　　于是就引起一系列問題：南宋一朝有京師嗎？南宋人心目中的京師在哪里，是什么，該現象反映了什么？盡管已有不少論著從不同角度對某些問題進行研究，但學無止境，若干問題尚需直視，或許可以得到新的啟示。諸多都城史、城市史論著直接認定各朝代的都城，不關注名分，承認的是客觀史實，但古人非常講究字眼，“必也正名”。南宋都城的種種名稱變遷，不僅是語言文字問題，還反映了南宋君臣的京師觀、政治觀等戰略思想，以及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等觀念。筆者再次試探，冀求一得。

　　一、南宋對東京地位的堅守

　　仿照開封打造臨安府

　　康王趙構自靖康元年（1126）冬奉命離開京師北上金營求和后，再也沒有回到開封。趙構登上皇位重新建國時，國家的中心早已南遷了千余里。能否延續趙宋的統治，如何得到北宋軍民的認同，不能僅憑個人血緣和能力，還要造勢，重要舉措就是再現京師開封的景象和凝聚力，把地方中心城市臨安改造成都城。例如杭州御街仿汴京而建，由御道、御溝、走廊等組成。杭州的城南廂與城北廂，也是仿效汴京的廂坊而設置。

　　南郊大禮的青城，“略仿京師制度，大殿曰端誠，便殿曰熙成，其外為泰禋門”。學校教育以汴京為榜樣：“六龍渡江，駐蹕于此，戎事才息，崇禮考文，內興太學，外設庠序，大抵皆視開封。”百官的服飾制度“大抵因東都之舊，而其后稍變焉”。文思院重建于杭州后，紹興三年（1133），工部“請仿京師舊制，監官分兩界，上界造金銀珠玉，下界造銅鐵竹木雜料”。甚至連“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正如明人所言：“宋南渡都杭，百凡俱仿汴京立市。”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杭州城北右廂幾座橋的命名：“映波橋（蘇堤南來第一橋），鎖瀾橋（第二橋），望山橋（第三橋），壓堤橋（第四橋），東浦橋（第五橋），跨虹橋（第六橋）。以上止據京城小說。”這些橋并非開封實際存在的建筑，只是小說中虛構提到，也被拿來落地到杭州，成為西湖蘇堤的六座橋名。

　　南宋杭州如此全方位復制式地模仿京師開封，大有將東京搬到杭州的架勢，既強化了杭州都城地位，增強了凝聚力，也強化了京師開封在南宋人心目中的地位。其意在表明：南宋杭州就是新的東京。

　　南宋京師的開封追崇

　　宋政府在臨安站穩了腳跟，在南方地區展開了南宋的統治。但無論皇帝還是百姓，仍然尊開封為京師。皇帝提到的京師，就是東京。如紹興二十七年（1157），宋高宗言：“朕在京師時，惟開封府頗類外方官司，如大理寺、御史臺法令嚴密，官吏謹畏，無敢干以私者。”

　　淳熙十五年（1188），為答謝金國使者前來吊唁宋高宗，朝廷派京鏜為報謝使出使金國，到達開封時，金國設宴張樂，京鏜以太上皇服喪期間禁止作樂，誓死抵制，遭到羈押。回國后宋孝宗贊賞道：“昨在京師，堅執不肯聽樂，住了十日，此一節可嘉。”在他們眼里，金國的開封仍是南宋的京師。民間提到的京師，也是東京開封。宋理宗時杭州人耐得翁指出：“圣朝祖宗開國，就都于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為師。自高宗皇帝駐驊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談論的是杭州與東京的關系與比較。南渡杭州的開封人就是京師人，《咸淳臨安志》記載：“京師人魯畤，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閘下，忘攜錢行，解衣質于庫。”洪邁記載士大夫家女子楊道人的小丫環半夜發癲說：“我京師人也。楊道人欠我藥錢百萬，今來取之。”“時楊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謂京師藥錢之語，或以為宿世事云”。所謂京師，顯然是東京開封。

　　夢是一種意象語言，無所不至，東京就常常出現在南宋人的夢境中。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的福建莆田人劉克莊，有紀夢詩云：“吾生分裂后，不到舊京游。空作樊樓夢，安知在樓。”雖沒去過開封，卻夢到開封著名的樊樓。無獨有偶，另一位生于宋寧宗嘉定七年（1214）的明州人陳著，也曾“夜夢在舊京，忽聞賣花聲，感有至于慟哭，覺而淚滿枕上”。

　　夢體現著潛意識里的情感，一個從未去過開封的人夢游淪喪一百多年的舊京，而且激動地痛哭流涕，可見京師開封在南宋人心目中魂牽夢縈的地位。他們對東京的了解，諸如市井中“樊樓”和“賣花”的景象，當來自《東京夢華錄》等書籍和民間廣泛的傳說，累積形成社會情緒的記憶場域。

　　東京夢的兩次重圓

　　南宋人的“東京夢”因緣際會，歷史性地兩次實現。第一次是紹興九年（1139）金廢偽齊后，宋金議和，河南、陜西地區回歸宋朝。宋政府隨即派員接收東京開封，其中有東京留守兼開封府尹王倫、直龍圖閣、充京畿都轉運使兼開封少尹吳革。后又任知西外宗正事趙子淔為京畿都轉使，“代吳革也”。不久改派右中散大夫宋輝“充京西路轉運副使，權京畿都轉運使職事”。由于無人愿意到任，又派龍圖閣直學士李迨為京畿都轉運使，孟庾為權東京留守。東京留守、開封尹、開封少尹、京畿都轉運使等，都是按照京師組建的主要地方官班子。

　　第二次是距離東京被占領107年后。端平元年（1234）宋蒙滅金后，趁蒙古軍撤離，宋軍收復了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應天府三京。與北宋末宋金聯合滅遼，收復殘破不堪、荒無人煙的幽州城一樣，此時的東京城內“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宮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戰爭時期這是無法駐守大軍的，所以一個多月后便慌忙撤退。可笑的是，尚未得到消息的朝廷還在任命三京的主官：“以趙范為京河關陜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趙葵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關陜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南宋朝廷始終都把京師開封等地當作自己的城市和政治地理的頂峰，這是北伐的神圣理由。

　　舊京標簽的附帶

　　沒有了宋朝帝王將相的開封，雖然仍被看作京師，畢竟屬于過去，難免帶上舊京的標簽。早在靖康二年（1127）四月末，康王趙構逃到南京應天府，宗澤率百官勸進：“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即皇帝位，然后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圣車駕回宮。”康王辭拒再三，遂即皇帝位。在尚未有新帝、新京的情況下，就已稱開封為舊京了。

　　緊接著是皇帝稱之為舊京。建炎元年（1127）七月十五日，宋高宗手詔稱：“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欵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新皇帝以返回舊京開封的承諾來滿足全國軍民的愿望。紹興九年（1139）收復東京后，皇帝派員接受，有敕云：“朕慨念舊都，中更戎壘，封圻千里，田野蕭然。比命邇臣，往司管鑰。”雖然已經收復封，但仍稱舊京。

　　大臣也開始稱開封為舊京。如淮西宣撫知廬州仇悆在金兵進攻淮東時，對樞密使張浚說：“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正如曹勛詩云：“鐵騎方侵掠，臨淮厲虎兵……豈但全孤壘，能令復舊京。”均以東京開封為舊京。有時用“故都”。如李綱上書懇請宋高宗：“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后來陸游也曾言：“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故都與舊京一樣，都是實事求是的稱呼。

南宋劉松年《四景山水圖卷》之夏圖

　　二、杭州京師名稱的興起

　　建炎初，李綱根據南宋政權剛剛建立的弱勢狀況，提出在南方地區并建三都的建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意思是于原有四京之外，在南方地區設立戰時三都。值得注意的是，李綱明確給予三地都城的名分，根本沒有提及杭州。一直到南宋中期，士大夫仍在討論都城遷建在何處，大多是主張以建康為都，但后來沒有在南方任何地方建都，包括實際的京師杭州。

　　臨時都城的確認

　　既稱開封為“舊京”“故都”，那就意味著有一個現在進行時的新京。實際上南宋境內并沒有以一個以京或都命名的地方。南宋朝廷在臨安府，正式名稱是“行在所”，簡稱“行在”，這是法定的政治地位。《宋史》卷85《地理志一·京城》記載，在東京、西京、南京、北京之后，臨安為行在所，是為正式名分。《乾道臨安志》第1卷為《行在所》，記宮闕、宗廟、郊社等；《咸淳臨安志》第1至15卷為《行在錄》，記宮禁曹司之事。皇帝詔令中也有明確記載，如“大冶至行所，才二千里。爾部督綱舟，私輒貿易，所過逐利，逾年始來！姑鐫一官，服我輕典”。這都是官方正式文獻中的正式稱呼。

　　有些南宋地方志中，京師與行在所同時出現。如《淳熙新安志》卷1《道路》載：“趨京之軌道，岀東門……以達于雍丘、陳留，入京門，為二千六十五里……今茲趨行在所者，舟行六百三十里，陸行則南岀，歷昌化、于潛、臨安、余杭，為三百六十里。”所言之“京”乃京師開封，所言之“行在所”則是臨安府。再看大臣奏章。紹興末章服上書云：“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閱行在所，籍為忠勇一軍。”乾道初辛次膺奏：“兩淮者藩籬也，長江者門戶也，行在所者堂奧也。”他們所言“行在所”，就是南宋的核心、中樞。

　　京都等名稱的泛起

　　從行在所到“京”“都”名稱的過渡，是行在所的美稱“行都”。如建炎三年（1129），金兵數百騎突襲天長軍，朝廷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率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御賊”。紹興十六年（1146）夏，“行都疫。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發行都會子二百萬、并湖廣九百萬。下都督參政行府犒師”。民間稱杭州為“行都”更是廣泛，如“行都人多易貧乏者。以其無常產，且夫借錢造屋，棄產作親。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

　　與開封稱汴都、汴京一樣，杭州也多稱杭都、杭京。如李心傳記載龍山崇福禪寺“在杭都之南，浙江之上”。宋代的鹵簿制度凡三種，“至道、政和、紹興皆有之。至道，則國初草創之規，而又參以前代相承之制。紹興，偏安杭都，未遑禮文搜輯，舊典多已失墜，其可見者比承平時不能以半”。也有稱杭州為杭京者，董嗣杲提到“過富池水軍寨統轄姚子雄公廨，略棲遲，且有約同上杭京”，所謂“有約同上杭京”，即結伴前往杭州。

　　接著是“京城”“京都”等稱呼。如嘉熙元年（1237）五月宋理宗頒《賑恤京城被火者詔》，京城所指即杭州：“蠲臨安府城內外征一月，仍核焚室之數上于朝，議行賑贍。”三年后因杭州地震頒布的《求直言詔》中也言：“乃者丙辰之夕，京城地震。”陳造將杭州稱之為“帝都”：“杭人喜遨，蓋自緩緩歸曲，始盛而極于今。今為帝都，則其益務侈靡相夸，佚樂自肆也。”成為帝都以后的杭州人更加奢侈。居住在老家紹興府的陸游，稱杭州為“京國”：“顧以野處窮僻，距京國不三驛，邈如萬里。”凡此種種，都是首都的別稱。

　　京師等稱號的生成

　　有了如上諸多的名稱，杭州順理成章地被官民非正式加冕為京師。《宋史·兵志》“建炎后廂兵”明確記載：“御營喝探（中興，在京師），武和（開封一指揮。中興，左右二指揮，在京），武肅（中興，在京師）。”其中分為“中興”前后即北宋、南宋兩個時期，北宋時稱開封，南宋時所稱之“京”“京師”都指杭州。朱熹言李椿受知于宋孝宗，“上自用公為正卿。京師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而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極其講究名分的大儒朱熹也稱杭州為京師。朱熹為辛棄疾族譜寫序時又稱：“知其有密州、京師、福州、萊州、東京、東平之多族，而族類之眾，尤多古之聞人。”與東京開封并列的京師，顯然指的是杭州。嘉定十六年（1223）宋寧宗《獎諭獄空》詔云：“朕惟京師首善之地，宣德流化，當自近始……爾以通儒尹畿甸，明恕勤敏，百廢具興，嚴威不施，隱然彈壓之望，刑清獄簡，用奏圄空，斯可為承流者勸矣。”詔書針對的是臨安府官員，似為皇帝最早稱杭州京師的可見史料。景定元年（1260）都省言：“承平日久，京師城池所當修浚。”詔令兩浙制置使兼臨安知府及浙西安撫使厲文翁“條畫行之”。德祐元年（1275），蒙古大軍逼近，宋恭帝“召王爚為浙西、江東宣撫招撫大使，使居京師，以備咨訪”。是為《宋史·本紀》中唯一稱杭州為京師的記載。

　　京師開封有神京、天京的美稱，臨安沿襲使用。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東京留守宗澤請康王還京，說：“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愿以二百年基業為念。”紹興三年（1133）十二月，宰臣進呈金使李永壽等正旦入見禮儀，“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之尊，百官之富，所以夸示。今暫駐于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豈可盡行’”，所指都是開封。不久，杭州就沿用此稱。韓元吉悼念楊沂中的挽辭中說：“甲第神京冠，王封異姓優。”指他曾在杭州建造最豪華的宅第，死后追封和王。建炎二年（1128年）入仕的胡銓在家訓中說：“吾蚤仕天京，聲聞已四馳。”即早年在杭州做官時，因上書乞斬秦檜等人，聲振朝野。陳著代人寫的《賀京尹魏克愚啟》云：“班高月掌，尹正天京。”“尹”指知臨安府，“天京”指臨安。

　　以上可見，除了地理性、方位性強的東京、東都不能沿用外，南宋杭州天經地義地繼承了北宋開封都城的所有正式名稱和美稱，京師地位逐漸由虛坐實。

　　三、南宋京師名稱問題討論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明確兩個事實：第一，南宋朝廷從來沒有宣布遷都，理論上開封始終是法定的京師。紹熙元年（1190）黃裳所繪的《地理圖》中，有東京開封府，杭州一帶因磨損模糊沒有線條和文字。宋度宗時的《輿地圖》有東京開封府、臨安府，并無行在所字樣。第二，事實上官民始終以臨安為京師。于是，就不能不得出這么一個奇怪的結論：至少在輿論方面，南宋實行著雙京師制。請看下表。

　　數據顯示的一個突出現象是：稱開封為京師者三倍于杭州，稱杭州為行在者成倍于行都。如同天無二日一樣，京師也不能兩城，更何況是淪陷在敵國的京師？核心問題是概念錯位，名實不副，從而造成了歷史上僅見的詭異現象：南宋本土無京師，合法的京師先后在偽齊、金國、蒙古國等敵國。

　　南宋甚至曾和金朝共享京師，如嘉定七年（1214），在蒙古大軍的逼迫下，金朝遷都于開封，真德秀隨即上書云：“臣竊惟汴都者，我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臊之虜，乃得竊而居之。”由此，無法容忍的宋政府憤而停止對其歲幣：“金人來告遷于南京。庚寅，以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罷金國歲幣。”開封是金朝的南京，此后成為其首都。

　　對此，我們有幾點認識：

　　其一，南宋共享虛實兩京師。南宋的兩個京師一虛一實、一暗一明、一永久一臨時、一主觀認定一客觀現實、一歷史一現實、一象征一實用、一有名無分一有分無名。臨安沒有取代東京，體現著南宋朝野既堅守信念，又承認現實的政治態度，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對皇室而言，若理論上放棄東京，于皇家之私是不孝，于國家之公是不忠，歷史罪名、政治風險巨大，深恐喪失正統地位，必須規避。名義上的京師是精神領袖，如同元豐官制以前的官名，根本不管本官職事一樣，而行在臨安是實際執政的差遣。盡管東京一次次被蹂躪踐踏，杭州逐漸豐滿昌盛，但京師的二元化在政治上并不對立，而是一體兩面、一名兩用的兩位一體，呈現著時空立體狀態。既然杭州屬于臨時駐蹕之地，皇家寢陵也是臨時性的攢宮。

　　紹熙五年（1194），在安葬宋孝宗問題上，樞密使趙汝愚認為：“以攢宮本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克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為然。”他以宗室的特殊身份和樞密使的執政大臣身份，大膽說出群臣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明確指出所謂攢宮之說，固然是堅持“政治正確”，貫徹著不忘故土、立志收復北方的國策，“其志甚美”。但是，按西漢劉向《諫成帝營陵寢疏》中所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意思是必須承認客觀事實，國家興亡是歷史常態，恢復舊疆是不可能的執念，應擺脫“攢宮”之類的虛名，按照寢陵的永久規格營造陵墓，避免草草暫殯帶來靈柩的不安全。其理念得到理智官員的完全贊同。但他沒有表露不要再堅持“行在所”之意。

　　其二，都城稱呼從東西到南北的改變。南宋的都城問題，歷史上有東漢、東晉與此有異同。東漢建都于洛陽，但西漢都城長安始終在東漢版圖之內，所以群臣對遷都之事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爭論，主要是關中貴族和山東權貴的爭論，但最終并未西遷長安。班固的《兩都賦》就是這場爭論的一個文學產物，比較兩京，既懷念贊美長安，更盛情頌揚洛陽已經超越了長安。

　　東晉在建康重新立國，但沒有正式定都建康，仍在境內的洛陽是名義上的都城，東晉前期數十年間一再有遷都洛陽的呼聲。同時，“為了標榜其為中原正朔所在，在典章制度、都城建設和宮室制度等方面，也都盡量承襲魏晉傳統。因此，東晉和南朝在建康都城與宮室的建設方面，自然也是極力仿制魏晉洛陽都城，以示正統”。

　　南宋的問題在于京師開封并不在其領土之內，卻力圖遷回，反映了南宋人的領土觀和戰略意圖。像北宋人堅持幽云十六州是其領土要收復，是“北宋夢”一樣，東京以及北方地區也是南宋領土，是南宋人的“南宋夢”。所言不是行政地理，而是政治地理、政治戰略，力圖在理論上、輿論上擺脫“偏安”之恥。這在客觀上開啟了朝代以及都城演變從東、西相稱時代轉向南、北相稱時代：建都于洛陽的周室、漢室稱東周、東漢，建都于建康的晉室稱東晉，而建都于杭州的宋室遠比洛陽、建康更靠近東部，卻沒有援例稱東宋，而是稱南宋，相對應的是西漢、西晉、北宋。意味著南北差異取代了東西差異，成為經濟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以及行政地理新的兩大板塊。這是經濟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在南宋完成的一個歷史標記。

　　其三，杭州的政治低姿態與巨大貢獻。周秦以來，國家都城從離海1000公里、海拔400米的咸陽（東經108°72′）、長安（東經108°95′）一路向東，步步降階：先降到海拔147米的洛陽（東經112°45′），再降到海拔70米的開封（東經114°30′），至南宋下降到海拔19米的東海之濱杭州（東經120°12′），所謂“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使杭州成為中國歷史上離海洋最近、海拔最低的都城，而且遠離傳統的政治中心中原地區，可謂“出圈”的都城。

　　南宋杭州首次由地區中心成為國家都城，如上文所言有諸多的不適應，盡管極力按照京師開封模式來改造杭州，但仍堅持稱行在所。名稱低調以外，其他如皇宮規模、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等，一律從簡，或撤銷或壓縮。例如教坊，宋高宗時撤銷，宮廷需要音樂、演藝時從社會上臨時招雇；又如御廚，在開封時編制為1521人，到杭州時“節次裁減，以七百人為額。續減二百人撥付步軍司，以五百人為額”，最少時僅295人。先是大幅度削減54%，繼而定額只是北宋的32%。這些情況表明，南宋朝廷是一個“小政府”。

　　從北宋的四京到南宋的一座行在，巨大的落差使南宋朝廷以及杭州不自信，當屬政治中心從中原南移的后遺癥。即便如此，與雙京師制的一虛一實相同，杭州擔負著突如其來的都城重任，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京師頭銜，頭大帽小，可謂委屈負重。南宋的政治原則隨著亡國煙消云散，歷史毫不含糊地確認了杭州的南宋都城的地位，《宋史·高宗紀》在紹興八年（1138）記載：“是歲，始定都于杭。”歷史給杭州注入了與東京同量同款的首都荷爾蒙，促使其進入快速集聚發展期，作為南宋都城的實際歷史貢獻巨大，不負使命。比如向中國歷史貢獻了代表性的南方京城模式，向世界歷史貢獻出一座“最富麗名貴之城”。

　　更何況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經濟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完成在南宋，杭州就是這一歷史轉折最大的成果標志。所謂經濟重心南移就是由北方移到東南地區，是“長三角”經濟區形成的開端，而杭州位居落實時期的龍頭地位。我國經濟形態自此逐漸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從內陸型經濟轉向海陸型經濟，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發展中具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轉折。

宋西湖清趣圖局部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四、結語

　　南宋都城的“雙城記”是歷史中少見的現象，有著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南宋君臣在都城問題上沒有喜新厭舊。客觀地講，南宋意識形態中的雙京師制、政治地理中的無京師制，既是感性定位，也是理性定位。

　　一方面為了維護正統地位以及不忘故土，高揚的是愛國主義大旗和戰略意圖，是南宋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苦心經營杭州，落實的是另起爐灶、打牢根基的現實需求。東京在行政地理上屬于敵國，自然地理上遠隔二千公里，經濟文化上殘破荒蕪，人口民族上多有異族，而南宋人心目中的東京是承平盛世的象征，沉浸在歷史的輝煌之中。其認知邏輯靠時間連接，無視空間割裂，既務實又務虛。無論京師還是行在，都不是南宋的實際情況，而是政治觀點。南宋杭州沿海型、行在式、“小政府”的特點，創造了中國都城的杭州模式，歷史文化價值在于提供了新的政治中心模式。

　　古代都城長期在黃河沿線東西擺動。建炎南渡，傳統都城以洛陽開封為直線轉向杭州，呈45度角的物理轉折，歷史意義重大：遠離了傳統文化濃重的中原，擺脫了陳舊老套，從衰弱的黃河文明走向青春的長江文明乃至海洋文明。

　　在濕潤溫暖的自然環境中，久沐吳風越雨，旁浸楚騷閩音，觀念有所更新，文化有所開放，并以都城的凝聚力和強化力，在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加持下，使東南文化的諸多元素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走向全國。南宋杭州與其說是臨時都城，不如說是新型都城。經濟、文化、政治的重心的轉移，造就了都城轉型，帶來經濟轉型，其影響和意義非同尋常，理應給與更多的關注與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