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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學子們入仕以前，一般都過著艱苦的讀書生活。正所謂“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顏真卿《勸學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這樣的觀念在唐代是很正統的。當時的書生都是自幼拜師求學，要讀的書很多：先是讀《孝經》《千字文》來認字（《三字經》《百家姓》為宋人所作），然后通《五經》，還要讀各家的注解，比如讀《春秋》，就要《公羊》《谷梁》《左傳》都讀，唐時《二十四史》已經陸續有了前十幾部了，也都要熟悉，數量是很大的。
唐人奮發讀書的地點有所不同，他們喜歡在山林或寺廟中讀書。根據考證，劉長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讀書；李紳在無錫惠山寺讀書；溫庭筠、杜牧、杜荀鶴都曾在廬山讀書。山里面清靜，環境好，可以陶冶情操，誘發詩性。
深山藏古寺，唐代讀書人有與僧人交往的習俗，很多僧人都很有學問，可以與之切磋。同時，寺中的藏經樓往往有很多藏書，比市坊上還要齊全。唐代寺廟擁有大量的地產，經濟實力比較雄厚，僧人們也樂于讓讀書人在里面白吃白住，寺廟里每天多一個人和僧人們一起食素，算不上什么開銷。唐詩中多見描寫風景和寺廟的佳句。唯一倒霉的是詩人王播，他曾經寄居揚州木蘭院中讀書多年，以至于和尚們在吃飯時都不告訴他。后來王播發達了，特意回到木蘭院，在墻壁上題了兩首詩來諷刺和尚們的勢利。
當然，這只能算自習，而真正的讀書，還是要進正統學校的。
大唐是正統的王朝，必然是以儒學為正統的朝代。正統的朝代，正統教育必然發達。大唐儒學分為官學和私學，中央、各省、各地都有官學，民間還有富戶興辦私學。官學號稱“六學二館”，六學指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隸屬于國子監；二館指弘文館、崇文館。這都是大唐的最高學府。官學的教師編制，有博士，助教，直講，典學。老師多，管老師的人少。在官學里也有旬假，十天放一天；也有各長達一個月的寒暑假，叫田假和授衣假，分別是農歷五月和九月，在莊稼成熟收割和準備越冬衣服的時候放。
官學是有級別要求的，如國子學只招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弟，太學招五品以上，四門學招七品以上，弘文館和崇文館招皇親國戚，若是“八品以下及庶人通其學者”，只能進書學、算學、律學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是大唐延續魏晉風貌的一面。
其所學的教材，是儒家的“正經”加“旁經”，正經分為大經、中經和小經，這大小居然是按照篇幅來分的。大經是《禮記》《左傳》，學三年；中經是《詩經》《周禮》《儀禮》，學兩年；小經是《周易》《尚書》《公羊》《谷梁》，學一年。凡是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的學生，課程是可以選修的。凡是學二經的，必須選一大經一小經或兩中經；學三經的，必選大、中、小各一經；學五經的，大經必須全學，其余中、小經各一種，比現在大學選修課還細致。旁經是《孝經》《論語》，絕不是不重要，而是唐王朝以孝治天下，并由孝推廣至對國家的忠。官學選課如此細致，玄宗作《孝經》注解，唐王朝于開成年間雕《開成石經》，都是對儒學的重視。
但弘文館、崇文館中對學生的要求不如六學中高，僅要求“試取粗通文義”即可。粗通文義是什么水平？《大唐六典》載：
弘、崇生習一大經、一小經、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記》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
“經通六，史通三”，這在唐朝也只能算個普通的讀書人吧。
在唐天復元年（公元901年），有五位年齡很大的考生同時中舉，其中曹松五十四歲，王希羽七十三歲，劉象七十歲，柯崇六十四歲，鄭希顏五十九歲，五個人加起來有幾百歲，時稱“五老榜”，也不知是贊揚還是諷刺了。在清代編輯的《全唐詩》中，還把曹松的年紀誤記為七十一歲，是嫌他中舉時還不夠老。不過，曹松倒是有一句詩傳世：“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出自他的《己亥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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