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關于藥物起源的傳說頗多。“伏羲氏嘗味百藥而制九針”“神農嘗百草”與“伊尹制湯液”的傳說反映了中華先民認識和使用藥物的起源。基于考古學、民族學、生物學和古代文獻記載等諸方面綜合研究，一般認為中醫藥的知識起源于原始社會。經過世代人們無數次嘗試和經驗積累，逐漸獲得了鑒別食物、藥物和毒物的知識，并有意識加以利用。隨著人們更多的生產和醫療實踐，逐漸發現了越來越多具有藥用價值的植物、動物和礦物，并積累發展了藥物知識。

　　一、藥物的起源

　　（一）早期的藥物知識記載。藥，《說文解字》釋為“治病之草”，明確指出“藥”乃治病之物。隨著文字的產生和應用，人們開始把藥物知識用文字記錄下來。目前所知最早的“藥”字，出自數千年前古鐘鼎類銅器上銘文（即金文）。自西周以后，“藥”字使用增多，如《書經》有“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易經》有“無妄之疾，勿藥有喜；無妄之藥，不可試也”；《禮記·曲禮》有“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周禮·疾醫》曰“以五味五谷五藥養其病”等等。《詩經》《山海經》《萬物》等書中也收載了不少植物、動物和礦物藥，甚至明確記載了某些藥物的療效；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養生方》等簡帛中也存在大量藥物組方療疾的記載。

　　（二）藥物復方的產生。我國藥物復方的產生不晚于春秋戰國時期。古代對于藥物復方的稱呼，早期多以“齊”“和齊”或“和藥”稱之，見載于《周禮·天官》《世本》等。古代復方有多種劑型，湯劑只是其中之一。目前尚無充分依據說明湯劑是我國中藥復方產生的唯一標志。如，以復方見稱最早的方書《五十二病方》中記載的和劑中，有的是將藥物研細和合，有的用水和煮，有的以藥汁合攪，有的以藥和酒，并無獨立的湯劑稱謂，書中的“湯”指外用的藥湯水。

　　（三）“藥品”的記載。藥品一詞，據考證首次見載于元代的《御藥院方》（以宋金元三朝御藥院所制成方為基礎編制），記載御藥院的職能“掌按驗秘方，以時劑和藥品，以進御和供奉禁中之用”。之后，隨著現代藥品管理制度的建立，藥品的含義發生了改變。

　　二、“本草”與“中藥”

　　（一）“本草”的含義。“本草”一詞，沿用已有兩千多年之久。根據現存文獻考證，“本草”之名，始于西漢晚期。《漢書》之《平帝記》《郊祀記》《樓護傳》均有記載。

　　“本草”的含義，一是指中國傳統醫藥學中的藥物。“本”在《說文解字》中訓為“木下曰本。從木，一在其下”，“草”本字作“艸”，訓為“百艸也”。可見“本”的原始意義是根，“草”則是草本植物的泛稱。韓保昇認為“按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直云本草者，為諸藥中草類最多也”。因此，我國習慣以“本草”代指中藥。《墨子·貴義》有“譬若藥然草之本”，算是最早以本草言藥者。二是指中國傳統藥物學及藥物學專著。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的序中論述，認為扁鵲、淳于意、仲景、胡洽等歷代名醫用藥“皆修藥性”，為“本草家意”，并引用顏光祿之言，指出“詮三品藥性,以本草為主”。由此可知“本草”還指研究藥理藥性的專門學問，并與經方有一定淵源關系。

　　（二）“中藥”名稱的來源。在我國古代典籍中，傳統藥物多以“藥”“毒”或“毒藥”稱謂表述。“中藥”一詞，最早記載于《神農本草經》，將藥物按有毒無毒分為上、中、下三品。其中，“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此處“中藥”是一種藥物分類術語，是相對“上藥”和“下藥”而言的，專指無毒或有毒，既能補虛又能祛邪的中品藥物。

　　“中藥”一詞的廣泛應用，與外來藥物（尤其是西方藥學）的輸入直接相關。早期傳入的外來藥物對我國傳統藥學的影響并不大，而且很快被收入歷代本草之中，并賦予了中醫藥理論體系的特有內涵，豐富和發展了我國傳統藥學。如《新修本草》至少收載有27種藥材不是中國出產；《海藥本草》收錄藥物所注的產地大都是外國地名。

　　隨著17—18世紀我國西學東漸速度的加快，西方醫藥輸入日益增多。由于中西藥之間有明顯的差異，為便于區分，人們逐漸把中國傳統藥物稱為“中藥”。如，在清代末期“醫士”考試試卷中出現過“中藥”稱謂；近代名醫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明確提出了“中藥”與“西藥”的概念及其二者差異。云：“蓋西醫用藥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標也；中醫用藥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標本原宜兼顧，若遇難治之證，以西藥治其標，以中藥治其本，則奏效必捷，而臨證亦確有把握矣”。由此可見，“中藥”一詞在20世紀初正式開始啟用，成為我國傳統藥物的稱謂；然而，廣泛使用“中藥”一詞則較晚。在1950年之前，中醫學校的教科書中和出版的藥學書籍中罕有“中藥”一詞作為書名、學科名或機構名稱。直到1950年以后，“中藥”一詞才大量出現在行政機構、學校、書籍、團體和會議的名稱上，一直沿用至今。

　　“中藥”一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存在不同的內涵，隨著中醫藥理論實踐的發展，其內涵不斷得以豐富，形式不斷得到拓展。漢代《神農本草經》記載“中藥”主要用作藥物的分類標準；20世紀初，“中藥”是針對我國傳統藥物的一種稱謂；目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中藥”是指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藥在內的我國各民族藥的統稱。

　　三、發展歷程

　　綜觀我國藥物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其發展軌跡基本上遵循著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規律發生發展，并與社會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密切相關，是系統的、科學的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一個偉大的寶庫。

　　（一）歷代本草和藥物專著。歷代學者在長期醫療實踐中不斷繼承發展，提煉總結使得藥物品種、法治等日益豐富，并著之于文獻，即歷代本草中。到清代，經著錄的本草古籍達1000余種，保存至今的也有400余種。

　　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作為最經典之作，為后世藥學理論發展奠定基礎。魏晉以來，本草學理論不斷豐富和發展。如《雷公炮炙論》是我國藥學史上最早的炮炙學專著；《本草經集注》豐富臨床用藥內容，初步確立綜合性本草模式。唐代在全國藥物普查基礎上修撰的《新修本草》是我國第一部官修本草，也被稱為世界上第一部藥典，比歐洲《紐倫堡藥典》早800年。宋代由國家組織撰修、雕版印刷《開寶本草》《嘉祐本草》等，使本草規范得以準確地廣泛傳播；《證類本草》囊括北宋以前的本草資料，被視為本草典籍承前啟后的傳世之作；《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被稱為世界上第一部成方制劑規范，收載大量方劑和制法；金元時期，張元素的藥物專書《珍珠囊》開創以討論藥性、注重臨床為主要內容的一種本草體例。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編寫的《本草綱目》內容豐富、取材廣泛、考訂詳明、標綱立目、分類先進、體例嚴謹，成為中國本草史上最偉大的集成之作。清代趙學敏編著的《本草綱目拾遺》吸收了大量的外來新藥和民間用藥，極大地豐富了本草學內容。

　　此外，在我國古代還有煉丹、炮制、食療、藥用植物等方面的專題著作。如《周易參同契》《抱樸子》，是早期煉丹術的代表作，表明當時中國在化學制藥方面已趨于領先。《雷公炮炙論》《雷公炮炙藥性賦》《本草蒙筌》《炮炙大法》《修事指南》等對后世炮制都很有影響。《食療本草》對食物治療、食物鑒定頗有發揮；《飲膳正要》記載了少數民族食療經驗，并記述了蒸餾制酒法；《南方草木狀》《本草原始》《植物名實圖考》等，偏于藥用植物來源、藥材鑒別，真偽考訂。同時，還有《履巉巖本草》《滇南本草》等一批記載地區藥物的本草專書。

　　（二）收載藥物。歷代本草和藥學專著對藥物發展各有貢獻，收載的藥物不斷增加。《神農本草經》載藥365種，《本草經集注》載藥730種，《新修本草》載藥850種，《本草拾遺》增收《新修本草》未載之藥692種，二者合計1542種，《本草綱目》收載藥物已達1892種（其中植物藥計有1094種，動物藥443種，礦物藥161種，其他類藥物194種）。《本草綱目拾遺》《植物名實圖考》等又廣補前人所未載之藥。至此，見于藥物學著作記載的藥物數量已達2800多種。

　　（三）制藥技術的發展。我國古代中藥具有悠久的用藥歷史和豐富的用藥形式，制藥技術較為發達。

　　1.對于藥物劑型而言，古代就有藥性決定劑型、從臨床用藥需求選擇適宜劑型的論述。早在商代就有湯劑使用記載，戰國時期《五十二病方》記載有丸劑、灑（散）劑。該時期丸劑最為常用，出現有以酒、醋、油脂制丸的技術；《內經》有湯劑、丸劑、散劑、膏劑、酒劑的記載。

　　漢代張仲景在“因病制劑”的原則指導下創制了各種藥物劑型，其《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記載有煎劑、丸劑、散劑、酒劑、坐劑、導劑、含化劑、滴劑、糖漿劑、軟膏劑、洗劑、栓劑等十余種劑型。

　　晉代《肘后備急方》記載有黑膏藥、干浸膏、濃縮丸、蠟丸、熨劑、尿道栓劑等劑型，并首先使用“成藥”這一術語，并有專章論述。唐朝《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所載“紫雪丹”“磁朱丸”“定志丸”等中成藥至今仍在沿用。

　　宋朝是我國成藥大發展時期，設立有專門的制藥、售藥機構（和劑局、惠民局）。同時期編著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收載了大量的方劑及其制備方法，其中成藥775種，方劑791首（按劑型分，丸劑290方，湯劑128方，煎劑2方，煮散劑26方，散劑233方，膏劑19方，餅劑4方，錠劑2方，砂熨劑4方，丹劑77方，粉劑1方，其他劑型5方），被稱為世界上第一部中藥制劑規范。

　　明代《本草綱目》收載中藥劑型近40種，除記載丸散膏丹常用劑型外，尚有油劑、軟膏劑、熏蒸劑、曲劑、露劑、噴霧劑等。明清時期，中藥制劑品種繁多，劑型齊備，官方管理嚴格，其生產與經銷得到進一步擴大。

　　2.在給藥途徑方面，戰國時期除用藥外敷和內服外，就存在有藥浴、熏、熨等法；到東漢時期，給藥途徑就多達幾十種，如洗身法、藥摩法、含咽法、煙熏法、灌腸法等等。這些給藥方法在后世都得到了保留并有進一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