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南部的襄汾縣陶寺鄉，地處汾河岸邊、臨汾盆地。考古發現，這里有一處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的城址，距今4300年前至3900年前。

　　當時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是怎樣的場景？考古過程中有哪些震撼、有趣的細節？陶寺遺址的最新發現又是什么？近來，記者走近陶寺遺址和它的考古發掘者。

　　一處擅長“功能分區”的史前遺址

　　2005年至2007年，考古人員在陶寺遺址發掘出宮殿建筑基址，在海內外考古界引起轟動。

　　著名考古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隊隊長何駑介紹說，宮城位于城址東北部，面積有13萬平方米，是遺址的核心區，也是上層貴族生活區。宮城內有大量殘留的宮殿建筑基址，其中一處宮殿僅柱網結構就有286平方米之大。今天的人們可“腦補”其宏偉程度！

　　宮城東南200米處是倉儲區。在這里，考古人員發現了大量灰坑，直徑在8米到10米、深4.5米。坑的邊緣有環形坡道，沿著坡道轉行就能到達坑底。令人吃驚的是，這種窖穴的環形坡道設計與2500年之后隋唐時期的窖穴如出一轍。

　　城址西南處、遠離核心區一帶是手工業作坊區。2010年，考古工作者對這一區域勘探發現，這里至少分布有陶器制造、石器制造等手工業。讓人感到震撼的是，無論哪個制造品種，都有相應配套的房子、灰坑等。

　　在這一區域，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個回字形夯土建筑，面積有1000多平方米。在周圍十幾平方米的眾多“小房子”中，它顯得特別“高大上”。考古人員推測，這可能是管理手工業生產的機構，同時能說明官營手工業作坊已出現。

　　此外，陶寺遺址內還分布有平民區、墓葬區和祭祀區等，功能十分完備。

　　“陶寺遺址整體布局體現出一種規劃有序的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江濤說，即使具體到各個區域，也都有規劃。

　　4100年前，這里就擁有了世界先進的天文學技術

　　考古人員張官獅等人向記者講述了觀象臺的發掘故事。

　　最初，人們只是發現了13根有弧度的夯土柱，但它們排列獨特，“墻不像墻，路不是路”，這引起了考古隊領隊何駑的注意。當時，許多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陶寺遺址就是文獻記載中的“堯都平陽”，而《尚書·堯典》三分之二的內容講的都是如何觀象授時的天文學知識，因此何駑認為陶寺城址理當有觀象臺建筑。

　　此后，考古人員用了兩年多時間去反復求證、模擬觀測。有一次，一位考古人員站在觀測點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一道光從土柱狹縫照進來。“那一刻真是很神奇，觀察天象是一門科學，古人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掌握，非常了不起。”張官獅說。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專家和天文學家初步得出的結論，陶寺觀象臺形成于約4100年前，是目前考古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

　　除了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考古人員還在陶寺遺址發現了不少生動有趣的遺跡。

　　2006年至2010年，考古人員發現了一種小型直立“窯爐”，旁邊有橢圓形“操作坑”。窯分上下室，中間是鏤空的窯篦。窯內有石頭，明顯被燒過。此外，還發現了封窯用的泥。考古人員會同飲食考古專家研究認為，這是一種做特殊美食的“窯爐”。

　　“先把石頭燒至高溫，將火取出，把食物放置于上室，再把窯密封起來，是一種燜熟的做法”，何駑說，這種飲食方式不是中原傳統，而是“異域風味”，且僅限于宮城內制作、享用，可見陶寺政權視之為一種高級的生活方式。

　　距“窯爐”不到10米遠處，考古人員發現了一處宮廷“廚房”夯土基址建筑群，面積有200多平方米，位置在宮城主殿東側、東南方位，夏商周三代“東廚”的宮室制度疑由此開創而來。

　　此外，陶寺遺址早期王族墓地和中期王族墓地都有王墓、中型墓和小墓，階級分化明顯。

　　陶寺遺址發掘者認為，陶寺王墓、宮城等所體現的“王權”社會，各類禮樂器所反映的“禮制”文明，以及最早出現的“銅器群”，均與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漸形成的華夏文明有明顯傳承關系，是華夏文明眾多根脈中的“主”根。

　　遺址發掘僅為總面積的千分之五

　　2018年，在陶寺遺址宮城的城墻上，考古人員最新發現了一種“闕樓”式建筑。

　　“闕樓”從宮城南東門的南城墻上延伸出來，共有兩處。“平面圖看上去就像靴子一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特級技師馮九生說，它有防御功能，也有禮儀作用。讓考古人員驚詫不已的是，隋唐時期洛陽城應天門闕樓竟然與這種城門樣式一脈相承。

　　從1978年首次發掘至今，陶寺遺址陸續發掘出城墻、宮殿區、大型宗教禮制建筑、王陵區、管理手工業作坊區、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和普通居民區。考古實證表明，4000多年前，這里是一處政治、經濟、軍事和宗教中心。

　　“一系列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就是堯舜之都。”何駑說，它提供了一個以政治為中心的國家都城遺址的范例，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核心形成的起點。

　　考古人員也進一步證實：截至目前，陶寺遺址發掘面積僅為總面積的千分之五，仍有諸多謎題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