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生活在平原大江大河處的農耕民族，都要面對一個險峻的問題——災荒。

　　災荒是人類社會建構完成之后就必然會面對的一種能夠對社會及文明造成重大傷害的威脅。因此，無論社會以何種形式進行建構，防災抗災的機制都會成為其整個社會機制的一部分。很簡單，沒有防災抗災機制的文明往往在萌芽階段就暴斃了，所以能夠完成社會建構的文明往往都有著一套自己的防災本領。

　　得益于五千年漫長歲月里留下的珍貴記載，讓后人能夠找到大量農耕文明抗災系統的史料進行調查。

　　1.貯備

　　農業文明嘛，生產特點大家都清楚，生產者需要常年固守在一片土地之上，春耕夏種秋收冬藏，一整套流程十分的清楚明晰，這種生產方式，簡單來說就是靠天吃飯，老天爺賞臉，那么就能迎來豐收，大家就能喜氣洋洋的“豐年留客足雞豚”了。而一旦老天爺不給面子，遇到荒年，減收減產還是其次，嚴重的時候往往會顆粒無收。

　　而農耕的生活方式，又使得這種情況下農民們既不能從土地上獲取足夠的糧食，又不能隨意的遷徙移動，所以就只能靠豐年及平年時貯備糧食來對抗災年了。

　　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兇悍水溢，民無菜色”

　　，說的就是這種情況，也算是一種經驗之談，在理想的狀態下，收成的三分之一是可以留作盈余的。只要有這樣的儲備，就可以度過災年。

　　當然，凡事有利即有弊，屯糧也引發了一個小小的問題，糧食屯的越多，游牧為生的鄰居們就越垂涎，豐年及平年倒也還好，一旦大草原上遭了災，老鄰居們就紛紛南下劫掠。

　　雖說都是為了生存無可指責，不過這么一來的后果就是農耕文明不得不密集的居住，并且挖深溝筑高墻來對抗草原上的鄰居們。但是挖深溝筑高墻并不是一村一地一己之力即可完成的工作，于是農耕文明就這樣走向了集權國家的道路。

　　從這一層面上來講，儲備糧食，可以說是國家級的決策，所以賈誼才會說“夫積儲者，天下之大命也”

　　2.組織協力

　　其實單純的糧食儲備是不足以應對災荒的，尤其是老天爺不賞臉，不幸遇到連年的災荒，更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農耕文明就需要引入更深層的應災機制，這就是依靠組織的力量來度過災荒。而我們古代的組織關系，首當其沖的就是家族關系，農民們聚族而居，形成“家國同構”的特殊模式。當家族中某一人家已經彈盡糧絕無力應對饑荒時，家族內其余成員就要在宗族的協調下伸出援手，這樣就在農耕社會中形成了互幫互助、救災救難的德行。

　　也同時形成了宗族運行的基本原則

　　“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span>

　　為了在災難來臨之時組織能夠拿出威信力，就需要在平時做到公正的賞罰，在有所失職的時候自我反省，才能確保抗災能力的穩固。所以為什么現在大家族里有個啥矛盾，也還是要請老人出來調節，這就是數千年來形成的集體文化記憶。

　　除去家族關系，剩下的就是鄰里關系，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有的時候，靠譜的鄰居是真的能救人于水火之中的，這兩個體系，將農耕民族的抗災體系成倍的擴大了，從而支撐了農耕民族的穩定生活。

　　3.國家抗災

　　如果荒年的規模繼續擴大呢？大到無論是遠親還是近鄰全都自身難保，這種情況下，又能指著誰站出來進行救災的工作呢？

　　毫無疑問，那就是國家，其實起初國家誕生的原因就是如此。

　　實際上，國家的救災行為，其實就是宗族+社區的雙重救災體系的擴大化，

　　當遇到特大災荒時，也只有國家有能力對災民進行救助，而各級政府，就是無可推辭的救災主體。

　　政府通過興建倉庫，貯備救濟糧和區域性的救濟措施，提高救災的能力，具體的來說，就是放谷、施粥、賑濟錢物、減少賦稅以及動員社會參與救災的方式來調動更大范圍的力量抗擊災荒。如此一來，能夠參與救災的力量相對于“宗族+社區”能調動的力量，就幾乎是呈現幾何級的增加。

　　其實這就有了一些現代保險業的精神了，“人人為我，我亦為人人”，用互幫互助的精神，構建出了一張巨大的托底之網。西漢之時就有過如此政策，“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边_到了以富濟貧的目的。

　　其實國家救災，也是有其兩面性的，一方面，救災的規模體量的擴大，使得救災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對于防災救災的益處，不需要多說；但另一方面，也將社區、宗族等關系列入管轄的范圍之內，對于這些人，就形成了額外的負擔。有時朝政腐敗，其結果就是苛政猛于災荒。

　　4.移民與假田

　　有時災荒是由于尖銳的人地矛盾引起的，在這種人多地少的地區，農民對抗饑荒的能力本身就較為低下，一旦遇到重大饑荒，不得已之下，賣地賣房甚至賣妻賣女都是常見的現象。面對這部分人，政府要如何進行救濟呢？無論是給錢給糧，往往都只能濟一時之困，不能解一世之危。

　　面對這種災民，在長時間的摸索中，政府也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就是“移民救粟”。將這些人們遷徙到地廣人稀的地方，所謂

　　“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

　　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漢武帝時，黃河附近大荒，就曾鼓勵過人民遷往江淮，再對這部分流民進行針對性的救濟如賜以錢糧、免除徭役等方式讓他們安定下來，不僅能度過災荒，還能緩解人地矛盾。

　　而所謂的“假田”，其實就是假民以公田的意思，這些流民背井離鄉是沒有土地的，這時候政府就會將公田借給他們耕種，而且往往還會配上耕牛、種子、農具等等配套工具。

　　5.興修水利

　　之前說過，國家的起源，就是大規模的搶險救災工作，在由部落而國家的這個過程，最關鍵的節點，就是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既可以理解為一種超大規模的救災行動，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一次超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運動。無論是超大規模的救災行動還是水利建設所需調動的力量，都是不是之前的那一套“宗族+社區”系統可以組織起來的，這就是國家誕生的原因之一。

　　國家可以將人民調動起來，進行一個防災的建設，水多則澇，水少則旱，因此加強水利建設，就成了抵御水旱災害的強有力的武器，君不見一道都江堰，澤國一變成天府。

　　荀子就說過“修堤梁，通溝澮(水溝)，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兇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官名)之事也”，從春秋開始，哪怕到今天，興修水利都還是一個永不過時的話題。當然，這里面最為出名的無疑還是都江堰，現代的三峽大壩也算一個。從都江堰到三峽大壩，這之間兩千年的時間里，興修水利，始終是政府的工作目標。

　　關于防災救災與農耕文明，可以這么說農耕文明的防災抗災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工作，這項工作雖然沒有使農耕文明立于不敗之地，卻有效的確保了農耕文明的延續，這才有了我們今天為之驕傲的五千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