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許宏，他是默默探賾索隱二十載的考古隊長，也是在微博有100余萬粉絲的“學術網紅”。

　　歷史與新潮，考古報告和非虛構暢銷書，寂寞清冷的田野與眾聲喧嘩的互聯網，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卻在許宏一個人身上和諧地交響著。

　　如同他所從事的考古工作一樣，既古典又現代，以嚴謹的實證邏輯為原點，同時也需要非凡的耐心、熱情，以及想象力。

　　60年與不足2%

　　90年代末，正是“夏商周斷代工程”方興未艾之時，剛剛博士畢業的許宏作為“機動部隊”的一員參與偃師商城宮殿區的發掘工作，從此與夏商考古結下了不解之緣。

　　1999年，新千禧即將到來之際，許宏被正式任命為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的隊長，在他之前，已經有趙芝荃、鄭光兩位前輩各自在這一職位上獻出了20年青春，許宏是這場漫長接力中的第3人。

　　考古隊隊長就像一個“工頭”，或者一個計劃經濟時代的生產隊長。許宏與隊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打成一片。

　　從土壤的辨識到現場的安全，從與附近的村民聯絡感情、商量水電房租，到和地方政府人員的洽談包地賠產，都要事無巨細地逐一考量。

　　二里頭每年的田野發掘分為兩期：從陽春3月開始，至6月底的酷暑時節工作隊轉入室內整理修復；待到9月天氣略微轉涼，田野工作又會重新啟動，一直忙碌到11月深秋的霜露在中原大地上降臨。

　　許宏就這樣隨著時令往返于北京和二里頭之間，那里已經成為了他的第二故鄉。

　　踏查、鉆探、發掘，每年春秋，許宏都帶領著一群“灰頭土臉的地下工作者”，他們有時掛著編織袋在田壟間撿拾陶片，被不知情的鄉親們視作形跡可疑；有時帶著遮陽帽、穿著筒靴在狹小探方里經受風吹日灼，艱苦地破譯來自原史時代的“無字地書”。

　　不過，二里頭厚重的土地也返還給他們足夠珍貴的回饋。

　　2002年的晚春，追隨著銅器的線索，一座貴族墓葬在宮殿區浮現出影跡。許宏與隊員們無比興奮，白天清理發掘，寒冷的夜間還要給這位二里頭貴族“守夜”。

　　在墓葬周圍，他們打著考古隊的吉普車燈輪班值守，鄰村借來的大狼狗陪伴在身側，無垠的月色與田野間的隱約的麥香慰藉著連日工作的疲憊。

　　但一個長達70厘米、由無數綠松石片構成的巨型器物的出現卻讓他們陷入踟躕，此前的發掘中從未遇到過形制規格如此龐大的綠松石制品。

　　為了盡可能規避文物因暴露野外而破壞的風險，許宏決定采取整體起取的方式，先大致確定它的走向范圍，套上木箱、灌入石膏漿、再加膜封蓋用鐵絲裝好，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它搬到了二里頭村，又運送到北京的考古所清理。

　　當泥土一點點剝離，曾經關于此物何為諸多想象竟全都黯然失色，橫亙在許宏眼前的是一條身姿搖曳的巨龍，它巨頭蜷尾，起伏有致，那雙白玉鑲嵌的眼睛圓潤晶瑩，穿越千秋的斗轉星移與許宏遙遙對望。

　　這場對望無疑是許宏生命中一個美麗的時刻。那埋藏在大地深處的、未曾與草木同腐的龍不僅是一件冰冷的遺物，它回視許宏的目光深邃、有力而炯炯，似乎催促著他辨認出它的身份，找尋它的故事。

　　考古工作因識物而見人，遺物是已逝者在歷史長河中留下的生命痕跡，唯有考古，能超越時間的宰制，為沉默之物做注，將那些久遠的生活、情感乃至思想重新握在現代人手里。

　　但“超級國寶”綠松石龍卻并非許宏生命中最激動的一次考古發現，作為專攻城市、建筑、宮殿等“不動產”的研究者，他主持發掘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以及最早的宮城。

　　這座宮城是被許宏“想出來的”。聽說村民家中田地的長勢欠佳，許宏便揣測地下或許存在著堅硬不易滲水的大型建筑。

　　果然，他們在這里鉆探發現了一條700余米之長、堪比現代“四車道”之寬的道路。

　　它恰好與前輩曾發現的另一條大道相匯合，此后，考古隊又乘勝追擊，在西南兩面發現了第三和第四條大道，縱橫交錯的井字形的網絡就這樣在兩代考古人跨世紀的交接中重見天日。

　　但許宏卻并未滿足于此，而是繼續發揮著“考古學的想象力”：基于自身的知識經驗，他相信作為政治中心的王室重地大概率有防御性宮城城墻的存在。

　　于是，2003年初，許宏在向國家文物局遞交年度發掘計劃時立下了“軍令狀”：通過最小限度的發掘確認有無圈圍設施。

　　他帶著隊員們“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時至夏季，在許宏40歲生日的前夕，那條前輩們曾“上窮碧落下黃泉”，卻“各處茫茫皆不見”的中國最早城墻，最終在3700多年后再度浮出土面。

　　考古現場的許宏，總是穿越在體力勞動與腦力工作之間，正如他也穿越于鄉村與城市、古代與現代、文科與理科之間。

　　他曾在演講時引用同為考古出身的作家張承志之語：

　　“仿佛這個滿身泥土的學科有一條嚴厲的門規，或者作為特殊技術工人告終，或者攀援為思想家。”

　　顯然，許宏希冀自己能成為后者，他將一句平和謙遜的自我期許放進自述里：

　　“一邊發掘，一邊思考。不甘淪為發掘匠，不敢成為思想家，起碼要是個思考者吧。”

　　他始終兢兢業業地攀援著思想的枝蔓，向歷史的真相逼近一步，再近一步。

　　除去許宏所發現的最早的宮城，二里頭還孕育過無數個中國的“最早”：這片土地上已經發現了最早的雙輪車使用車轍、最早的服務于貴族的器物制造作坊、最早的青銅器禮容器群與禮兵器群……

　　但相較于占地面積足足300萬平方米的二里頭遺址，這一切已知的“最早”都誕生于目前發掘的4萬平方米之內。許宏說：“從1959年發現遺址到現在，60多年幾代人過去了，我們只揭開了5萬多平方米，不到總面積的2%。”

　　就像愚公移山一樣，一代一代就要這么干下去。不過，許宏也告誡自己和考古從業者要學會“壓抑”自己的好奇與野心，“后代比我們要聰明。我們要有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給后人留下更多的遺產”。

　　因此，承繼前輩的“20年傳統”，許宏在2019年主動辭去了隊長職務，將二里頭考古隊的接力棒傳遞給更年輕的人。

　　以前，考古學者沒有面向公眾進行話語轉換的觀念。許宏說自己是個中規中矩、嚴謹到偏于保守的純考古人。接手二里頭考古后，公眾對考古日漸濃厚的興趣喚起了他的社會責任感。

　　真正讓許宏決定為公眾寫書的契機發生在2008年。為紀念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建校30周年寫下一篇名為《發掘最早的中國》的短文，發表后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各學科學者的一致好評，這讓他意識到，自己可以面向考古圈以外的公眾來表達自己。

　　翌年，許宏第一本面向公眾的小書《最早的中國》出版，也獲得了良好的反響，這更增加了他寫下去的動力。后來許宏陸續開通了博客、微博，又成為B站(bilibili)的UP主。

　　年輕朋友看到他的文章和觀點，會意識到“這個問題還可以這么看”，他覺得這就是自己做公眾考古最大的價值和意義。

　　在考古學的大家時代，前輩們只要拿出相應的方案，全學科就可以循著這個方向去執行。在當前的“后大家時代”，沒有了領頭羊式的學術權威，但是好處就是學術思維的多元化。

　　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重點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氣魄極大。在許宏看來，司馬遷這句話的啟示在于：一方面要努力建構學科體系，思考中國考古學在理念、理論和方法論方面應該怎么走；但另一方面說明，每個人的觀點都只是“一家之言”，每個人的闡釋都具有相對性和不確定性，有待于驗證。所以，要有批判性思維，這是學術發展的動力，這一點他很愿意跟青年朋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