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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突出“透物見人”理念。考古學是“人學”，是研究與“人”相關的科學，離開人，考古學沒有任何意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殷墟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三大考古發現，引發了中國傳統史學的革命性變化。近代考古學在中國的出現，有力推動了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的轉變，使從“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走出的“疑古”學者們，看到了“釋古”、“考古”的科學曙光，考古學自此在中國學術界成為顯學。劉慶柱，便是這些學者中的一員。
考古學要解決歷史深層次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定位考古學？
劉慶柱：從學術發展史來看，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促使中國傳統的“金石學”、“古器物學”發展為考古學。然而，考古學與“金石學”、“古器物學”在學科理論、方法和“終極目的”方面均不同。現在學術界和普通社會公眾對考古學的理解往往停留于鑒寶階段，膚淺地將考古學視為一門鑒定東西的學問，比較多地關注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是什么時候的以及值多少錢。實際上，考古學并不止于鑒定東西，鑒定只是第一步。考古學上的鑒定，是要突破傳統文獻的局限，從古人留存的最原始材料中找到解密歷史真實的鑰匙。而在鑒定過程中，鑒定時代又是最關鍵的，因為任何事物離開時空都毫無意義。從長遠看，考古學更應關注鑒定背后的事物。
在考古學家眼中，對考古發現的“遺跡”和“遺物”的“鑒定”，就是對其“時空”的研究，這是考古學的基礎研究。所有的研究起點都要有支撐，亦即站在哪里看事物。用現在的知識去認識過去，這是認識論基礎。換句話說，要從已知到未知，不能從假設到假設。判斷、解析任何一個考古發現，必須建立在已有的認識之上，這個認識必然來源于實踐。因此，我認為，搞考古學的人必須要對現代社會有所了解，否則將很難認識古代社會。比如我做漢唐考古，雖然是“向后看”，但我是站在現在的這個時代向后看。馬克思主義堅持唯物主義，講究起點問題。一般來說，時空距離越久遠，人類認識的寬度越大，離得越近則認識越清楚，那么怎樣才能對久遠的東西認識清楚呢？這就是方法論問題。過去我們研究古代都城，首先關注的是其城墻分布，這無疑是必要的，因為這是都城“空間”的重要物化載體。但我更關心的，是都城里面的宮殿、宗廟等建筑遺址的形制與布局。宮殿、宗廟等“政治性”建筑的形制與布局，實際是其政治歷史地位的反映；從某種角度來看，還與當時的“地緣政治”與“血緣政治”直接相關。從先秦時代都城之中的宮殿與宗廟的“并列”，到秦漢時代及以后的以皇帝的“大朝正殿”為中心的“左祖右社”的平面布局，反映了古代歷史從先秦時代的“王國”發展到秦漢及其以后的“帝國”時代，“血緣政治”與“地緣政治”的此消彼長。
考古學發展到今天，要解決歷史深層次的問題。它不是鑒定、欣賞、把玩，也不是顯示個人自我修養、身份地位和閑情逸致的東西。真正的考古發現的遺存，其“價值”體現在遺存自身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等方面，不能單純地以“好壞”、“美丑”、“值多少錢”去衡量。舊石器時代的人骨化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碳化農作物與陶片遺存等，可能不會有多少“收藏家”青睞與收藏，但它對考古學來說卻很重要，因為它涉及的是人類歷史的重大科學研究課題，解決了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考古學和歷史學是何關系？
劉慶柱：考古學和歷史學就像雙輪車的兩輪，前者從近代科學、地質學和生物學發展而來，后者更悠久。兩者任務是一樣的，都是研究人類歷史，只是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學主要通過考古發掘的遺存研究歷史，歷史學的主要研究資料來自歷史文獻。
“透物見人”理念在考古學中日益突出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目前考古學研究趨勢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判斷是什么？
劉慶柱：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突出“透物見人”理念。考古學是“人學”，是研究與“人”相關的科學，離開人，考古學沒有任何意義。
考古學中的重大學術課題，目前來看以人類的起源、農業的起源、文明的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與早期發展等最為重要。這些重大學術研究課題均與人以及人類社會歷史密切相關，考古學在探索、研究上述重大學術課題方面，具有特殊的學科優勢。比如，近年來學術界關于“環境史”的研究談得很多，似乎這是個新的學術亮點，其實早在20多年前，中國考古學界已經開展了“環境考古”研究，并且取得了豐碩學術成果。“環境考古”研究不是僅僅探索古代環境變化，而是更深層次地探索“環境”變化對人類及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的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從“物質文化”到“精神文化”無處不在，即使諸如古代文明起源（國家形成）這樣的歷史問題研究，離開對當時特定環境的研究與認識，也難以獲得“真知”。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以考古學為主、多學科結合的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古代文明起源問題實質上是“國家”的出現、形成問題，就經典作家關于古代文明的論述來看，國家出現是其具體標志。國家因為有了“政府”而出現，前國家時期是“無政府”時代，也就是摩爾根、恩格斯所說的“野蠻時代”，自然出現“政府”的國家就成為“文明時代”。國家出現、形成的原因，現在學術界說法很多，諸如“戰爭論”、“管理論”、“內部沖突論”、“人口增加論”、“環境限制論”、“貧富分化論”、“生業分工論”等。我認為，世界上各個地區的環境不同決定了“文化”各異，因此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道路也不盡相同。就中國而言，“戰爭論”、“管理論”可能在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及國家出現方面，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
民族問題研究有利于學科價值提升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華民族的形成始于兩千多年前。考古學發現如何支撐這一觀點？
劉慶柱：“中華民族”是個“國族”。我們分兩個階段來分析這個問題，秦漢至隋唐時代為第一階段，宋遼金元至明清時代為第二階段。
中華民族形成于秦漢時代，包括了秦帝國之內的各個民族。秦漢王朝標志著帝國時代的開始與王國時代的結束。作為中華民族的空間領域，西漢王朝中期的國家已經是西至塔什干，東至東海，東北至“樂浪四郡”（朝鮮半島中部），南至交趾（今越南中部），北至東北地區與內蒙古一帶。上述空間范圍，大體與近代中國空間地域相近。在此范圍內形成了“漢文化”，它的主要內涵是：文化上的漢字，意識形態領域的“獨尊儒術”，宗法社會傳統，生業上“以農立國”、“重農抑商”，社會經濟管理上的“貨幣官鑄”、“鹽鐵官營”，政治上的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及其律令制、郡縣制的統治，宗教信仰上的其后于東漢、南北朝時期形成的道教與“漢譯佛經”的佛教。“漢文化”很快擴及東北亞、東南亞東北部，隋唐時代中華民族文化已經進入全面發展時期。
作為中華民族發展第二階段的宋遼金元明清時代，實現了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空間領域與人群基本構成。作為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遼、金、元、清的統治者，他們使用“漢字”、尊崇“儒家學說”、推行“律令制”、信仰道教和佛教等，繼承了秦漢時代形成、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代進一步發展的“漢文化”。考古調查發現的遼上京、遼中京、金上京、金中都、元上都、元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都城遺址，內蒙古巴林右旗的遼慶陵、北京房山的金代帝陵、清東陵和清西陵等帝王墓葬，從這些最能集中代表、反映統治集團文化禮儀、意識形態的物化遺存來看，說明作為北方少數民族的遼、金、元、清王朝統治者，他們的“民族主體文化”已經融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以遼、金、元、清王朝統治者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及其文化，融入中華民族及其傳統文化，使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全面形成。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古都北京在中華民族發展第二階段，奠定了其由中古時代至今的核心地位。
《中國社會科學報》：是否可以這樣認為，中華民族的形成是對中華民族核心文化的不斷認同過程？
劉慶柱：中國有很多民族。許多少數民族就是因為其祖先認同了中華民族核心文化，先認同，再融合，再壯大。考古學要研究民族問題，這樣從人的角度去研究，學科價值就會提升及體現出來。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上述判斷，已經不是狹窄的考古學定位，而是大考古學的定位了。
劉慶柱：是的，做學問不能走死胡同。所有的學科發展都是因為社會需要，一旦不需要了，學科就沒有存在的意義。學科發展必須挖掘其能夠服務社會的部分，這個挖掘的過程就是學科發展的過程，就是造福社會的過程。結合實際，研究人員不能太清高，要沾“地氣兒”。無論從事哪門學科，無論有多少經濟收益，甚至你的工作可能對人類的影響微乎其微，也要努力去做。這就好比中藥，雖然見效慢但也有效，畢竟基礎學科的“副作用”小。
堅持考古學的科學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長期以來，關于帝王陵是否應該馬上或盡快進行發掘的爭議一直未曾停歇，對此您有何看法？
劉慶柱：一座帝王陵墓就是一個時期的歷史縮影。歷史由人組成，歷史中的政治家是社會的精英，他們中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保存歷史要保存正面，也要保存反面。人類有求知欲可以理解，但這個求知欲要對人類自身負責，要對人類歷史負責，一旦挖出來保護不了，就會對人類知識造成意想不到的破壞，對知識載體造成破壞。因此我認為，在沒有絕對把握的情況下，不應該去發掘陵墓，尤其是帝王陵。陵墓里面的東西一旦發掘，微環境變了，沒有相應的保護措施就會被破壞。而且我認為，既然這些東西已經在里面埋了幾百年、上千年，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再發掘問題也不會大。
《中國社會科學報》：隨著時代進步與社會發展，考古學與現代科技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您認為應該如何運用現代科技手段保護諸如帝王陵墓這類文化遺產？
劉慶柱：現代科學的發展是加速度的。整個20世紀的科技發展是人類200萬年發展的總和，而20世紀最后10年的發展則是20世紀前90年的總和。我以為，應耐下心來相信科學的發展。科學研究有階段性，堅持考古學的科學性是一條艱巨而漫長的道路，必須始終不渝地反對文物考古工作中的各式各樣“挖寶”思想與做法。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有些人在鼓吹發掘帝王陵墓，美其名曰為了發揮歷史文物的社會作用，為了更好地保護文物，實際上是想以此“推動”所謂經濟發展。發展經濟無可厚非，但是不能以犧牲文化遺產保護為代價。發展經濟是“硬道理”，但是“硬道理”是以“人”為本位的。“人”不能只停留于物質生產、滿足于物質要求，“人”及其形成的“民族”和“國家”世世代代、延續不斷的根本原因是其歷史文化，文物、文化遺產是其歷史文化的物化載體，這些是不可再生的。保護、延續這些載體是必須的，對文物、文化遺產的“利用”，只能是在保護的前提之下。當前，我們的文物保護科學技術還達不到這樣的要求。
同時，我也不同意近年來有些人將考古發掘說成是破壞文物或使文物被破壞。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作為考古學學科發展的生長點與考古學基礎的田野考古，必將受到嚴重影響。從長遠來看，這也將會給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多年來的科學實踐告訴我們，若沒有田野考古的科學工作積累，現有的地下史前時代聚落遺址及墓地、歷史時期都城遺址及陵墓區，以及其他相關各種各樣的地下遺存，對我們來說都將是未知數，更談不上對其進行保護與利用。田野考古實踐也證明，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以很小的考古發掘面積揭示出一個“大遺址”的存在時代、空間范圍、文化內涵，從而使其保護成為可能、變為現實。
考古學方法論的進步決定學科未來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考古學的未來發展？
劉慶柱：考古學的未來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考古學方法論的進步。新世紀考古學方法論的進步，主要體現在現代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學的廣泛而深入的應用，因為這種“應用”過程就是考古學方法的進一步科學化、現代化、多樣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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