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考工記》記載，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其基本形式都是在土臺上建屋，其平面呈井字形，相鄰九間，隔五間。但這一時期的明堂遺址至今未發現。然而，作為一種祭祀建筑，它應該源于原始的氏族社會。

　　禮制雖然興起于兩周以前，但真正意義上的禮制建筑，出現在漢代。漢代禮制建筑最早位于長安，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可以在西安市西郊找到三處漢代禮制建筑遺址，它們是：明堂辟雍、社稷和王莽九廟。我們今天就來集中講一講《論語》的辟雍。

　　明堂辟雍是漢代皇帝“明正教”的地方，即朝代為了教化臣民而修建的禮堂。按規范來說，明堂辟雍是所有禮制建筑中最高的，其使用權利只屬于皇帝一人。

　　從現存的遺址中可以看出，在辟雍的明堂下面，有一個高60米的夯土結構，夯土臺上還建有一個“亞”形的臺榭，其邊長約40米。明堂辟雍四周還有一圈方墻，周長約一千米。墻外有一條環形的水渠，渠的邊長約三百六十米。盡管明堂辟雍的圍墻、護臺渠規模較大，但主樓明堂辟雍只有289平方米。

　　在明堂辟雍的最高處，有一個叫做“太室”的方屋，漢代皇帝就是在這個太室里完成宣教的。中軸線上的太室下面，有四個小室，分別為南面的明堂、東面的青陽、西面的玄堂和北面的玄堂。由于史書上有“明堂外水曰辟雍”的記載，故后世稱之為“明堂辟雍”。

　　東漢時，由于樓閣式的水榭建筑逐漸興起，因此明堂辟雍逐漸被取代。后代明堂，多為樓閣式結構。一般而言，擁有大量人力物力建造明堂的朝代往往是大統一朝代。舉例來說，東晉乃至隋朝的小朝代，都沒有建造明堂的能力。因為明堂在繼承上存在著斷層，因此以后的明堂不再具有漢明堂的形態。

　　唐為大一統朝代，國家也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來主持明堂的修建。不過，由于漢唐之間存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斷層，因此唐人已經不能確定明堂的具體形態。大典上的官員們對如何建明堂眾說紛紜，皇帝也不敢多說，以致唐明堂的建設被擱置。雖然唐代的明堂還沒有成型，但當時的禮官們還是提出了一套建筑方案。

　　據史書記載，唐明堂的設計圖樣相當考究，匯集了道、儒、陰陽、堪輿等多種思想，象征意義極為廣泛。武則天在武則天篡唐之后，急需確立武周王朝的合法地位，于是對明堂地形制進行了大膽改革。雖然，武周朝的文武大臣對該不該建明堂仍有爭議，但在武則天的主張下，明堂工程仍然在洛陽展開。

　　然而，武則天所建的明堂與漢代明堂有很大的不同，明堂內室、堂數量明顯違反漢代形制。該明堂只沿用了漢明堂上圓下面的基本結構，以表示“天圓地圓”。下一層設有四個表室以代表四時，中間的十二個表室代表十二小時，上層的二十四個表室則表示二十四節氣。

　　武周明堂仍然沿用漢明堂辟雍的設計，用鐵制的水渠環繞明堂。雖然武周朝的工匠們已經盡力模仿漢明堂的形制，但是建好的明堂卻已經面目全非。據說每一個王朝的皇帝都試圖重建漢明堂，但并非每一個朝代都有人力和物力去建造。

　　明堂是漢代最經典的禮制建筑，也是漢代禮教傳承的重要內容。建造這樣一座禮制建筑，必須考慮到其意義是否與公眾的認知相一致，否則，這樣一座建筑不但沒有威懾作用，反而引起了對統治階層的非議和爭論。對弱小的王朝和統治者來說，徹底恢復漢朝的明堂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第二，明堂對統治者來說意義不大，除非是像武則天這樣以周代唐為代表的“非法”政權，急需這種禮制建筑來鼓吹王朝的合法性，否則對一個安定的王朝來說，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建造明堂是得不償失的。歸根結底，在具體應用上，皇帝每年只到明堂來講道一次。對于文化程度較低的朝代來說，建造明堂更沒有必要，明堂對朝代的發展意義不大。

　　在李唐復辟后，唐王室曾經想要拆毀武周明堂。但拆掉明堂所花費的費用是一個天文數字，所以再考慮一下，朝廷只拆掉了明堂的頂樓，把武周明堂重新裝修了一下。房頂改為八角形，比原來的建筑矮95尺，原來房頂的九龍捧蓋改為八龍捧火珠。它還使漢明堂、唐明堂和后世因爭議性而建的那些明堂加起來只有區區五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