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制建筑指的是在禮治和宗法制的觀念支配下興建的壇廟建筑，用于舉行祭祀、朝拜，以證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圣統(tǒng)，看明代的歷朝實錄，中后期的皇帝似乎只有一件事就是祭祀祖先和天地山川，如果他們不按時祭祀就會受到言官的批評。禮制建筑及祭祀活動都是強化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關(guān)乎國家根本的“工作”，也是把皇權(quán)象征化后壓向全民的權(quán)力話語的制作。象征手法也成為禮制建筑的特殊詞匯和突出的特征。只有達到了象征的境界才能在全民心中產(chǎn)生播揚皇權(quán)威嚴的效果，制造出神權(quán)君權(quán)一體的神話。 

　　明朝是南宋以來歷經(jīng)數(shù)百年混亂又重新統(tǒng)一的漢民族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挑剔的說是自大唐以后重新恢復了漢族政權(quán)版圖的大帝國，他們也深感必須取締“胡化”的影響，重新傳播漢文化，于是出現(xiàn)了禮制建筑的最高潮——超過了漢唐，宋元更不在話下。這本身就是大眾化的傳播行為，而且是“點一面”式的擴散，受眾面極大，而且具有世代影響。

　　明代在搞軍事建筑、禮制建筑方面是不惜血本的。軍事建筑有長城、海衛(wèi)城堡，禮制建筑類型繁多，規(guī)模空前。首先是太廟和社稷壇，北京照搬了南京宮城前的“左祖右社”，為表達“追養(yǎng)”“報往”，實質(zhì)上是在強化族權(quán)與神權(quán)。社是五土之神、稷是五谷之神，歷史上早已把社稷作為國家的代稱，早在商周時期就形成一套祭祀社稷的制度，它更早是一種原始的祭祀活動。按照禮制，從京師到地方州縣都要建社稷壇。明代規(guī)定藩王在其分封的王城也要建社稷壇，規(guī)格要比京都的矮小一半。這種標準劃一的“推廣”是中國特色的傳播。

　　其次，依據(jù)“郊祭”的禮制，有建于都城的各種“壇”:祭祀天地日月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祁求豐收的祁谷壇、先農(nóng)壇、先蠶壇;有建于各地的祭祀五岳、五鎮(zhèn)、四海、四讀的岳廟、鎮(zhèn)廟等。按照“天南地北”的儀式，天壇設(shè)在南郊，地壇設(shè)在北郊，按照“天圓地方”的觀念，天壇為圓形、地壇為方形。天壇占地280公頃，約是紫禁城的4倍，祭天的圈丘，在乾隆年間又曾擴大，壇面、臺階、欄桿的條石數(shù)目都是9或9的倍數(shù)。站在圈丘壇的中心喊話，能聽到很大的回音。

　　無梁的祈年殿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觀，光緒十五年被雷火焚燒，十六年按原樣重建。天壇的建筑藝術(shù)既符合嚴格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又有完美的美學效果，是用中國式的象征手法做到這一點的，如主體建筑的平面都做成圓形，以象征天;各種數(shù)目都是9或9的倍數(shù)以附會天之陽數(shù)，并符合“周天”360的天象數(shù)字，祁年殿的內(nèi)外三層柱子的數(shù)目象征天時的四季、十二月、十二時辰，各主要建筑都用藍色琉璃瓦以象征蒼天，通過這樣的形、色、數(shù)的處理，很好的表達了禮制所要求的意味，的確產(chǎn)生了宗教教化的效果:面積大建筑少，突出了自然主題，大片的松林烘托了肅穆的氣氛，層層環(huán)繞的圓臺猶如縮小的宇宙，向上的態(tài)勢增強了與天相接的感受。

　　第三類是祭祀文化名人的祠廟，如孔廟、孟廟、關(guān)帝廟、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等。這是直接的教化宣傳、“形象工程”。無與倫比的自然是對大成至圣先師——孔子的崇拜，上至京師下至州縣都有孔廟，又叫文廟，并受“左廟右學”的禮制支配，常與各級官學建在一起。各地的孔廟都是以曲阜的孔廟為藍本的—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決定了這種復制式的、追求標準化的傳播模式，主要包括權(quán)星門、浮池、大成門、大成殿、進行禮儀樂舞活動的露臺。

　　曲阜的孔廟的建筑史長達2000余年之久，而以明代的修建為空前的堂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過的千年如一日修建一個地方的例子，就是基督教國家對教堂的修建也不曾如此，因為上帝是神、教堂是普適性的，而孔子是有確切出生地的人，從而以儒學為國教的歷代王朝都來強化這唯一的“話語中心”，這本身就是禮制!禮本身就要求規(guī)范和標準化，于是天下的孔廟只有大小之別，沒有“結(jié)構(gòu)”上的差異。這是復制式傳播機制背后的規(guī)定性的一元化的機制。

　　另外各種祠堂、牌坊空前增多—也許是只有明代的保留下來的緣故，特別是地方政府為表彰節(jié)義男女而大肆興建，最扎眼的是貞節(jié)牌坊，如徽州能連成一片。當時沒有電視、報紙只有靠這種方式來樹碑立傳、廣而告之，以推進民眾的道德水平。這種建筑的教化目的更明確且直接，是禮制的實行和落實。興建祠堂幾乎是全民行為，魏忠賢遍造生祠固然是極端的例子，大的家族都造祠堂卻是普遍的事實，宗法使家族成為國家的重要細胞，族權(quán)是最日常的統(tǒng)治權(quán)，建造祠堂強化本族的凝聚力，祠堂往往也就是家族的象征，也是讓受不到正規(guī)教育的人保持傳統(tǒng)的有效的教化辦法。

　　與禮制建筑性質(zhì)相近的是宗教建筑，也是明代不可忽視的景觀。明代新建的大寺院主要有南京的報恩寺、靈臺寺，北京的智化寺，山西的崇善寺、永柞寺，并出現(xiàn)了金剛寶座塔、琉璃寶塔等類型。一方面佛寺建筑有標準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復制”式傳播的慣性。

　　如山西的崇善寺是朱元璋的三子晉王為紀念生母而建的，規(guī)模宏大，總體布局模仿南京宮殿，只是小其一等，還是“照搬”式的。原殿已毀，留下了成化年間描繪全寺的總圖，正殿與前后配殿都是以穿廊相聯(lián)接，均呈工字型，與唐代《戒壇圖經(jīng)》所示的律宗寺院有承襲關(guān)系—說明明代的宮殿建筑基本上在承襲著古代大型建筑群的典型特征。

　　明代橫向的照搬也是在搬古代的典范。再如保存至今的座落在北京朝陽門內(nèi)的智化寺，座北朝南，山門內(nèi)鐘樓、鼓樓分立左右，進而智化門、智化殿和東西配殿，前半部布局沿襲附會伽藍七堂之制，也是明代佛寺常用的布局制度。后半部沿軸線布段如來殿、大悲堂、萬法堂等，共有十數(shù)個庭院，梁架斗拱及細部處理與清工部做法類似，又有宋代形制，縱向的繼承因素很重。包括明代在內(nèi)的古代的佛寺布局一般采用縱軸式院落形制，主要門殿布段在中軸線上，每座殿堂前兩側(cè)'I'配殿，形成三合院或四合院，引導人們逐步達到信仰的高潮。

　　明代建造喇嘛塔一方面模仿元代的，一方面是明代同類建筑的互相模仿，如山西廣勝寺的飛虹塔是在元代塔基遺址上重建，又仿效了明南京報恩寺琉璃塔五彩琉璃鑲砌的方式。源于印度、在敦煌壁畫上見過圖形的金剛寶座塔在明代有了實物—北京正覺寺金剛寶座塔是最早的實例，臺座上建五座密檐方形石塔，以象征須彌山之五峰，塔身上布滿了喇嘛教風格的雕刻花紋。

　　道教和伊斯蘭教的建筑也很熱鬧，尤其是后者達到了全盛時期，許多著名的清真寺都創(chuàng)建于明代，集中于大運河沿岸、西北諸省、云南。元代保留下來的宗教寬容的姿態(tài)在明代尤其是民間還很有“慣性”，回民在明代大分散、小集中，活得很好，伊斯蘭教教民增加得很快，不得不擴建寺院。他們的建筑既有世界伊斯蘭教建筑的共性，又有中國傳統(tǒng)的建筑裝飾風格，形成中國伊斯蘭教建筑的獨特風格。多用植物紋樣、幾何紋樣及文字組成圖案，清新明快也華麗，還富有生活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