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在中國的發展自新石器開始源遠流長，是理解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講清楚中國文化源流和特質不可回避的重要內容。

　　2023年11月7日開幕的“玉潤中華”，是南京博物院慶祝建院90周年特展，也是一場關于玉器、玉文化和中華文明史的盛宴。筆者受邀參加了南京博物院“玉潤中華——玉文化與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因此有機會獲得夜場觀展的特殊機會，在會期前后也跟著擁擠熱情的觀眾反復觀展多次。從考古專業和普通觀眾的角度，這個展覽都值得推薦，不容錯過。

　　正如展覽副標題“中國玉器的萬年史詩圖卷”所言，“玉潤中華”時間跨度之長、空間跨度之廣，都是同類展覽之冠。展品來自全國四十余家文博單位，共600余件。展覽共分三個大的展區，分別是新石器時代的“玉生華夏”，三代至漢的“玉成中國”，以及魏晉至明清的“玉美神州”。“玉生華夏”由玉器起源階段的“萬年”和史前玉器多元發展階段的“星輝”兩個單元組成；“玉成中國”分為夏商西周時期行禮以玉的“呈禮”階段，和東周兩漢時期君子為玉的“比德”階段；“玉美神州”則是包括了從三國魏晉到唐宋階段體現多元交融的“瓊華”單元，和體現明清玉器手工業高峰的“巧思”單元。整個展覽的單元劃分，呼應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宏觀節奏，用玉器書寫了中華文明的歷史長卷，也由玉文化體現出中華文明不同階段的特質和時代精神。

　　從考古工作者角度觀展，最值得稱道的無疑是整個展覽體現出的學術性和當代性。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精品文物展，而是處處體現出策展人將玉器置于不同情境中的“苦心”。

　　首先，以考古出土背景為依據復原的，是從新石器開始各類玉器飾品的穿戴使用方式。從黑龍江小南山出土最早的玉玦作為耳飾，到江蘇東山村馬家浜晚期M101開始出現用玉璜組佩當作頸飾，再到良渚早中晚不同時期高等級男女的全套佩玉體現出超越裝飾性的禮儀制度。根據墓葬中出土位置來復原各類玉器的使用方式，這是考古學研究玉器的重要途徑和成果，在展覽中通過人形牌“穿戴”的方式向觀眾展示，非常清晰直觀。一方面不多費口舌就解釋了各類玉器的功能和使用方式，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早期玉器從“以玉為美”的裝飾品到“以玉為禮”的身份標志物這樣一個發展歷程。

用人形展示的良渚文化玉器使用

　　第二類頗費心思的，是用玉器同其他出土文物和文獻相互印證來展示的“情境”。比如凌家灘出土的玉鉞，和同時期江蘇海安青墩出土的陶質裝柄鉞模型一起展示；仰韶文化的玉石鉞，則佐以鸛魚石斧彩陶缸的圖像資料。雖說對于專業學者而言，鉞在新石器時代是具有象征意義的穿孔石斧可謂通識，但對于普通觀眾來講，這樣的互證才能望而生義，看懂鉞這類玉器。又比如在展示漢代流行的“貝帶”裝飾和玉具劍時，通過不同地點出土陶俑和各類玉器實物的輝映，體現出文獻記載中西漢早期貴族的穿戴規格。還有印象頗深的一例是青島土山屯西漢晚期墓葬出土的玉韘形佩，同出的墨書遣冊上記錄了“玉玦一”，兩者互證可知當時的“玦”就是貴族佩掛于腰間被學界稱為韘形佩之物，可見玉玦到兩漢時期已經有了不同的用法和意義。這些由專業研究所謂多重證據法得來的對玉器及其所處時代社會的認識，通過多重展示的手段表達給了觀眾，一個玉器展覽的展品不惟玉器，也算是特色之一。

漢代韘形佩（玦）同出土墨書遣冊互證

　　還有一些超出玉器的展品和展示方式，則可以說是對歷史場景的復原。比如明代文人案頭復原的各類文房四寶和玉器，觀眾里的“文玩”愛好者看了肯定也會愛不釋手，文人精神和玩好之趣就這樣通過場景復原連接了古今（圖六）。而有些歷史場景的復原可能只有考古專業的同行才能體會，比如在展示石峁文化玉器時，借展了一塊同樣出土于石峁遺址的石雕，我一開始以為是要說明石雕紋飾同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淵源，但發現石雕是同石峁出土的玉鉞玉刀這些片狀帶刃玉器放在一個通柜，因此猜測策展人是要體現“藏玉于墻”的石峁文化用玉特點，一塊石雕、一把玉鉞，就完成了展覽對北方那座巍峨石城的抽象復原。

明代文人案頭復原

　　除了將玉器置于歷史語境中這個特點，展覽中還有很多策展團隊學術功力的體現。最突出的當然是選擇展品的用心。首先有很多新成果新發現及時體現在了本次展覽中，比如黑龍江小南山出土的目前中國最早的玉器，湖南孫家崗和湖北譚家嶺出土的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重要新發現，還有凌家灘眾所周知的6件玉人之外近年新發現的殘斷立體跪坐玉人等，這些展品均來自最近幾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也使得這個展覽具有了時效性。而我不夠熟知的歷史時期玉器中，相信也不乏這樣的用心。戰國兩漢玉器中，讓我這個外行最眼前一亮的是來自于巢湖博物館的一組戰國晚期玉器，玉璧、玉卮，件件精品；而定州博物館藏中山王墓出土的東漢時期西王母玉座屏，精彩程度更是讓人駐足不前。一般人就算對兩漢玉器略有了解恐怕也不及這樣來自地方博物館的重要文物。戰漢之后玉器的發展繁榮，使得展品的挑選不再局限于各省級考古機構和博物館，這也需要策展團隊具有足夠的學識和慧眼，才能兼顧展品的代表性和新鮮感。

　　另一個體現策展人學術功力的是對各類玉器年代的準確識讀和“物歸原處”的大膽安排。由于“玉”獨特的材質具有恒久性和便攜性，因此同樣的玉器常常超越時空框架的限制，出現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時代中，就像乾隆皇帝喜好收藏上古玉器一樣，玉器的延續發展進程中不乏長距離交流和各類“早期遺留物”。在這次展覽中，比比皆是被放回玉器制作年代的“晚期”文物。比如新石器時代長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展示單元中，就有出土于西周時期山西曲沃羊舌墓地的一件玉神面，以及首都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收藏的肖家屋脊玉器。比如晉侯墓地、虢國墓地等西周重要的貴族墓地中，常常出土來自商代的早期遺留物，有些是有領環、玉戈這樣惟殷商流行的玉類，也有些是制作工藝上可以看出商代技術特色的小型玉器，這些都被放到了商代的展示單元，一方面豐富了展覽當中商代玉器的分量，一方面也使得西周時期行禮以玉的特質更為突出和純粹。還有像海昏侯墓和南越王墓當中的一些帶有戰國時代風格的玉器，也都被放回到東周不同列國地區的展塊當中。有意思的是，肖家屋脊文化所處的龍山時代、商周之際和戰國晚期，均是人群交流和社會融合的大時代，后世所得的超越時空的遺留物多來自這樣的歷史階段，正是玉文化體現時代精神和文明特質的最好證明。

　　在龐大的主線下兼顧玉器研究的不同視角和尺度，也是“玉潤中華”展覽值得反復觀看之處。以“星輝”為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單獨劃分了讓紅山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相互“對話”的單獨展區，就兼顧了以考古學文化為單元的區域視角和以玉器為線索的文化交流互動之意，尤其是看到體型龐大的牛河梁16地點出土玉人，和凌家灘玉人置于同一個空間內，頗有意味，值得比較。同樣，對良渚文化玉器的展示顯得尤為全面系統，兼顧了玉器料、型、紋的特質，包括了生產體系、使用制度和精神觀念等不同維度。熟悉良渚文化的可能會發現來自反山M20的四件玉琮并沒有按照共存關系集群展示，乍一看這似乎拆解了玉器出土的配伍關系，但稍留心就會發現，這四件玉琮根據各自的特點分別講述了關于良渚玉器不同的故事，包括葬玉禮儀制度的體現，神人獸面紋飾的比較和良渚玉器的選料。在有限的展示空間內，能兼顧良渚文化不同階段不同區域的社會，紋飾母題的嬗變甚至源流，一方面得益于南博豐富的文物資源和浙江同行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策展人學術追求的體現。另一個讓我反復觀看的展區是東周階段，這一單元的主題是“比德”，主線是玉器從外化的禮儀秩序往個人德行及審美的轉變，副線則是以春秋戰國各列國為區域單元的多元比較。山東臨淄出土的春秋晚期水晶瑪瑙玉串飾，同本地區戰國晚期出土的楚式玉組佩遙相呼應，這兩組展品均突出體現了由材質及設計之美，觀眾轉身回眸，便間于齊楚，在務實的齊文化和浪漫的楚文化間穿越數百年，看到了那個繽紛多彩的戰國時代。

　　需要提到的還有展覽的形式和燈光設計。玉器本身器型很小，需要被觀看的重點有時是紋飾細節，有時是材質溫潤，又各有不同，因此玉器展覽對燈光和形式設計的要求很高。“玉潤中華”展覽設計了不同的主色調來呼應展線上的內容和節奏，比如一開始以綠色為背景，漸次變成深藍色的展塊，然后是黑色背景，最后明清皇家玉器輔以紅色。用這樣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帶動觀展的節奏，形式設計完全沒有喧賓奪主之處，是不讓觀眾看熱鬧，引領觀眾看門道的意思。從專業角度講，這次的打光也是非常細致用心，很多之前在圖錄或者展廳中沒有辦法觀察的紋飾細節和制作痕跡，這次都能清晰地展現，甚至可以直接拍攝下來。比如山西黎城出土的龍山時代刻紋玉鉞，江蘇溧陽采集的龍山雙面刻紋玉圭等等，因為這類刻紋較淺，加上傳世過程中多有磨損，因此無論發表線圖還是現場觀摩都有所欠缺，這次的展示當可補足這樣的遺憾。展柜中各類配合文物的集中光束，也使得每一件展品都是主角，靜靜地站在舞臺中央，擺出它最美的角度，吸引著眾人的目光，也教會觀眾去領略文物之美。

清代仿古玉容器

　　最后，個人而言遺憾有二。第一是在新石器部分，還有不少區域社會的玉文化未能得到充分展現，比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齊家文化沒能得到充分展示，只用了幾件南京博物院的舊藏。沒能完全體現玉生華夏中的“華夏”部分。但瑕不掩瑜，要用600余件文物講述萬年玉器與文明史，我想這樣的遺憾總是難免的。遺憾之二是囿于我的學識所限，對于玉美神州的部分，無法充分體會到策展人的匠心和文物之美，策展人左峻先生原先就主筆過玉器通史當中的三國魏晉南北朝玉器，肯定最后一個章節中也充滿了巧思和亮點，希望有機會能看到其他專家的點評和策展人自己的解讀。

　　很高興得知這個展覽的展期會跨越龍年，到2月18日閉展。在此，以觀展心得的方式向廣大讀者和觀眾隆重推薦。評價一個展覽肯定會有不同角度和標準，“玉潤中華”無疑是一個精彩的玉器展，同時也絕不只是一個關于文物的展覽，我想這就是對它最好的評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