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指出：“研究和弘揚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歷史遺存背后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等，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要揭示蘊含其中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精神支撐。”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蘊含著中華文明諸多精神標識，比如堅強剛毅的開拓精神、開放包容的共生精神、濟世安民的人文精神等。挖掘和弘揚這些精神標識有利于我們感悟古人的智慧、守護傳承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對于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影響力，促進當今世界不同文化和平共處、交流互鑒具有重要意義，更能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注入精神動力。

　　蘊含著中華文明堅強剛毅的開拓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談到我國考古發現的重大成就時指出：“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中華民族開拓創新、與時俱進、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是蘊涵著豐富知識、智慧、藝術的無盡寶藏，是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我們的先哲很早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這是中華民族積極進取、剛健有為、勇往直前的內在動力。絲綢之路的貫通、河西地區的安定和敦煌的開窟造像無不體現了中華民族堅強剛毅的開拓精神。

　　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漢武帝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拓了絲綢之路。河西之戰掃清中原通向西域的障礙后，公元前111年，漢王朝采取“列四郡、據兩關”的舉措。行政方面，在長約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上自東向西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軍事方面，在四郡北面修筑長城，敦煌西面設置玉門關、陽關，并征召大量士兵在此戍邊和屯田。兩關設立后，敦煌成為漢王朝和西域往來出入的西大門，也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宗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匯處。與此同時，世家大族、文人學者、行客商販、農夫工匠、畫工歌伎等遷居于此，不僅帶來了中原的農耕和水利灌溉技術，還傳入了儒家和道家文化，為莫高窟所代表的敦煌石窟群的創建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

　　放眼敦煌石窟史，也有無數體現開拓精神的人物，特別是一批求法護法的高僧。據公元698年《李君莫高窟佛龕碑》記載，莫高窟最早的兩個洞窟始于公元366年，由樂僔和尚和法良禪師先后創建。此后無數無名的打窟匠、畫匠、塑匠，在公元4—14世紀的1000年間持續開拓創造了敦煌莫高窟，在1700多米長的崖面上，至今保存洞窟735個、塑像2400多身、壁畫45000平方米，使莫高窟成為舉世無雙的佛教石窟藝術群，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藝術寶庫。敦煌文化遺產中記錄的這些偉大開拓者的足跡，集中體現著中華文明堅強剛毅的開拓精神。

　　蘊含著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共生精神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回顧歷史，只有中華民族這樣的具有開放包容胸懷的民族，才會容納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匯”“敦煌是歷史上東西方文化交匯的重要樞紐”。敦煌位于古代中國西部邊陲，是中華文明與域外文明的交匯處。以敦煌石窟藝術和敦煌藏經洞文獻為代表的敦煌文化遺產，既以中華文明為本位，又以開闊胸襟和恢宏氣度廣泛吸納和融匯印度文明、希臘羅馬文明、波斯文明、中亞文明等多種外來文明，體現出開放、包容、互鑒的文化特征與共生精神。

　　敦煌文化遺產不僅保存了中國的建筑、歷史、文學、繪畫、音樂、舞蹈、醫藥、禮儀、民情風俗、典章制度等石窟藝術和文獻，而且融匯了絲綢之路沿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藝術元素。最有代表性的，如5世紀上半葉的洞窟中繪有希臘愛奧尼柱式，是中亞接受了希臘文化后又影響敦煌的結果。莫高窟早期禪窟、中心塔柱窟等洞窟的建筑形制，彩塑和壁畫中的佛陀、菩薩形象，象鼻人身的毗那夜迦天等印度教神祇的圖像，融合了犍陀羅、馬圖拉、笈多等不同元素的藝術風格。還有大量佛教譯經，這是來自南亞印度的影響。壁畫中身著不同服飾的各國國王形象，公元642年的壁畫中表現的康國女子表演的胡旋舞，這是中亞文化的呈現。莫高窟出土的波斯銀幣、藏經洞出土的波斯摩尼教經典、祆教女神圖像、景教經典，這是來源于西亞波斯文化的影響……這些例子，都說明敦煌莫高窟是中外多種文化多元文明交融薈萃的結晶，體現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共生精神和恢宏氣度。

　　蘊含著中華文明濟世安民的人文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古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通商易貨之道，更是一條知識交流之路。”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伴隨著古絲綢之路的興盛和繁榮，東西方文明在這里長期持續地交融薈萃。不僅有外來文化的引進來，也有中華文化向更廣闊地域的傳播浸潤。歷史上由敦煌傳入西域地區的儒家經典、律法、醫學和蒙書，傳播著中華民族的哲學理念、正義價值、人本情懷和育人智慧，體現出中華文明濟世安民、澤被四方的人文精神。

　　敦煌藏經洞遺書中保存的儒家經典寫本，共有30多種、300多件，抄寫年代為魏晉到五代宋初，比如《尚書》《論語》《詩經》等，以及《論語注》等現已失傳的古書。此外，還有史部典籍傳入西域，比如，《史記》寫本、《漢書》寫本以及元明時期就已失傳的《春秋后語》寫本等，說明儒家文化和中華經典對西域地區有著持續的影響。

　　唐律集唐以前中國法律之大成，被稱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的代表，在中國以及東南亞法制史上具有深遠影響。敦煌的唐代律法文獻，主要是律、令、格、式等寫本。律是對各種違法行為的懲罰條文；令是制度、規章的規定；格是用來防止奸邪的禁令，是對律的補充和變通條例；式是官府機構的各種章程細則。這是中國隋唐時期法律的基本表現形式。敦煌藏經洞所出“律”類文獻寫本，有《名物律》《職制律》等。敦煌藏經洞所出“格”不多，有《神龍散頒刑部格》殘卷、《開元戶部格》殘卷等。

　　敦煌傳到西域的醫學類文獻寫本有醫經、本草、醫方等三類。醫經文獻如《傷寒論·辨脈法》殘卷，這是一種最早的《傷寒論》現存傳本。敦煌藏經洞中比較重要的本草類文獻有《本草經集注·序錄》殘卷，此殘卷卷首亡佚三四行，后面基本完好。敦煌藏經洞中，醫方類文獻殘卷數量最多，共保存醫方34個。

　　敦煌還發現了傳入西域的蒙書和家訓。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不少蒙書，依其內容而言，有《千字文》《開蒙要訓》《百家姓》等積字成篇的基礎識字教材，也有《蒙求》《兔園策府》《雜抄》《古賢集》等兼顧知識、以廣見聞的知識類教材；還有《太公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百行章》《夫子勸世詞》等訓誡為主、以求養正的德行類教材。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敦煌地區教育繁榮的基本面貌。

　　敦煌文化屬于中國，敦煌學屬于世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莫高窟保護好，把敦煌文化傳承好，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進步應負的責任。”面向未來，我們要持續從敦煌文化中提煉出中華文明更多方面的精神標識，開展多種形式的國際性展陳活動和文化交流對話，展示我國敦煌文物保護和敦煌學研究的成果。同時，用好數字化、信息化等高科技手段，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遺書等文物的數字化回歸，實現敦煌文化藝術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數字化共享，并與各國學者一起講好敦煌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通過文化傳播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可信、可愛、可敬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