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八年（1172），48歲的陸游，在代理夔州通判任職將滿前，寫信給丞相虞允文訴苦：

　　我當初來上任，路費都是借的，而“峽中俸薄”，僅能糊口，現在口袋空空如也。“固不能歸，歸又無所得食”，一天沒薪水，“則無策矣”。

　　兒三十未娶，女二十未嫁，皆因沒錢操辦。我要不是窮人，天下就沒窮人了，請給我安排一個新的差遣。“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陸游《渭南文集》卷一三《上虞丞相書》）。一分錢難倒英雄漢，陸游的語氣里，有近乎哀求的味道。

　　陸游80歲那年，“茅屋為秋風所破”，朋友辛棄疾，要資助他蓋房子。陸游拒絕說：“幸有湖邊舊草堂，敢煩地主筑林塘”（陸游《草堂》）。

　　65歲的辛棄疾，當時每月拿著約合現在，15萬人民幣的退休金。而同朝為官的陸游，連個房子都建不起，這是怎么回事？

　　傳說中宋朝官員的優渥待遇，一人上班，除了養活全家，還能外帶小妾，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第一章“皇帝秘書”哭窮摞挑子了

　　關于宋朝官員俸祿水平，即使是宋人，也說法不一。有些人說，宋朝官員待遇優厚，俸祿水平高。如王栐《燕翼飴謀錄》中說，“國朝待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如杜范在《清獻集》中說，“祖宗待士大夫甚厚，而繩贓吏甚嚴”。

　　也有人認為，宋朝官員待遇偏低，貧困者居多。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說“方今制祿，大抵皆薄”（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太宗淳化二年（991），御史中承王化基奏稱，當時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所費，高卑相半，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翅十千（貫）”（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宋初期官員的月俸，約有半數人在十貫上下。

　　那么，這月俸十貫的收入，夠不夠開支呢？北宋初，大中祥符二年（1009），“京師粟斗錢三十”（李燾《長編》），即粟每斗30文。在宋朝，家族觀念很強，往往一人當官，“舉族依其而居”。一個大家庭往往幾世同堂，一家三四十口很正常。

　　若一家按20口人算，會食米多少呢？據神宗元豐七年（1084），范純仁奏：“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鹽菜錢一十文”（脫脫等《宋史》）。每人每日食米三升，20口之家月食米1800升，合180斗，需要5貫400文錢。

　　每月醬菜柴鹽錢的支出，約需6貫。以上兩項支出合計，是11.4貫。此外，尚不包括官員的各種應酬、周濟與日用錢的支出。由此可以看出，對于人口較多的官員家庭，入不敷出。人口較少的家族，如果沒有別的收入，月俸十貫的官員，僅“食”一項，就成月光族了！

　　“（查道）從進士得官，為館陶尉。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饑……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賣藥”（李燾《長編》）。館陶縣的縣尉，為生計所迫，與妻子商量，自己要辭職去賣藥。

　　要辭職的，還有楊億。這位“西昆體”代表詩人，著名文學家，七歲能文的神童，十一歲應召御前賦詩，驚才絕艷。咸平四年（1001），官任翰林學士，身為知制誥的楊億，再乞解職表，不想干了。要知道，知制誥，本是“清要貴重”之職，替皇帝起草詔令，距宰相只有一步之遙。作為真宗皇帝的“私人秘書”，他再三打辭職報告，這是犯了什么病？

　　“蓋念臣職雖詞臣，身乃羈客，扶老攜幼，去里離邦。良賤相從三十余口，衣食所給并出于臣。且無負郭之田園，固乏滿堂之金玉，凡百經費，只仰俸緡。至若管庫之微，亦有走卒以執御；幸從大夫之后，不可徒步而趨朝。又須分錢刀以僦奴，市芻粟而飼馬。用度非一，悉數難周，并出本官俸錢二十五貫中，更無他給。……漢臣餓且欲死，難免侏儒之嗤”（楊億《再乞解職表》）。

　　意思是說，我家沒地沒積蓄，一家三十多口，全靠我每月二十五貫工資。畢竟是朝官，還得撐門面，要雇幫工，給馬買料等。日子過不下去了，臣不能被餓死，給朝廷丟臉。最后，楊億請求把自己，調到物價低廉的江左典郡。“皇帝秘書”這差事兒，誰愛當誰當吧！

　　從一類選人縣尉查道，到一類朝官知制誥楊億，他們或以“野蔬雜米”充饑，或“餓且欲死”，可以看出，宋初廣大官員的俸祿之低。

　　第二章年薪1300多萬的包拯

　　楊億“跑路”后，宋真宗開始實施，高薪留人這事，陸續給員工加薪。仁宗朝范仲淹也提出：“養賢之方，必先厚祿，祿厚然后可以責廉隅”。王安石在變法時，也提倡“高薪養廉”。可以說，在北宋朝，增加官員俸祿，是朝堂上下一致的呼聲。真宗朝、仁宗朝、神宗朝和徽宗朝，都對官員俸祿作了多次大的調整。

　　千秋一輪月，此恨古今同。和現在一樣，官位越高，加得越多。綜合《宋史·職官志》所載，如元豐改制之后，主要變化是：

　　一是增加了料錢（本俸），宰相每月至300貫。

　　二是增加月俸（職錢），每月至50貫。

　　三是給官員職田以補貼。職田的面積大小，依官職高低和所在州府軍的大小、人口多寡而不同。

　　“諸路職官，各有職田，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直至邊遠的小縣，尚有七頃”（脫脫等《宋史》）。每位地方官均可分到，7頃至40頃不等的職田，由佃戶租種，官員坐享其成。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宋廷改為統一支給稻麥，其標準是：知府1000石/年，轉運使600石/年，鈐轄500石/年，其余各官員每年450石至100石不等。

　　四是各種補貼。如府州軍監長官的增給（添支錢），添支錢不僅有錢，還有實物。如三公三師知府州，其添支錢為錢60貫，米10石，面10石，羊10只，謙人30人，馬7匹；又如“餐錢”（餐飲補貼）、“薪炭錢”（燃料補貼）、“芻粟”（養馬補貼）、“慊人衣糧”（保姆補貼）等。

　　還有類似于“招待費”的公使錢，其主要用途是“使遇過客”（王明清《揮麈錄》）。如節度使兼使相公使錢可高達二萬貫，而且上不封頂，用盡續給，不限年月。“公使錢”在使用手續上，有“長吏與通判署籍聯署以給用”的規定，但也可以“例得私以自奉”（李燾《長編》）。《宋史》也講到“舊制，刺史以上所賜公使錢，得私人”。

　　另外還有賞賜。宋朝三年一郊祀，每逢郊祀，都要賞賜文武百官。宰相所得賞賜之物，換算成現錢約為8000多貫，相當于75個宋朝百姓三年生活費。左右仆射所得賞賜約4000多貫，正八品官太常博士，所得賞賜只有50多貫，已少了許多，金字塔結構已很明顯；除郊祀外，若遇皇帝登極、生辰、明堂大禮，也會對百官賞賜；還有各種名目的恩例，如生前有贐禮，死后有賻贈等等。

　　宋朝皇帝變著花樣撒錢，賞賜之頻繁、數額之巨大，俯拾即是。

　　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宋恩賞之厚》中說：“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沅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此以宰執大臣也。雷有終平蜀有功，既歿，宿負千萬，官為償之，此以功臣也。戴興為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給錢二百萬，此以藩鎮大臣也。”

　　遇到一次這樣的賞賜，勝過好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工資，以致趙翼驚呼“宋制祿之厚！”

　　宋朝高官收入之厚，確實驚人。以包拯為例。宋仁宗嘉祐年間，包拯“打坐在開封府”時，頭上戴有三頂帽子，即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省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事（相當于首都市長）。

　　趙家三郎在《廟堂往事》一書里，替他算了一筆賬：包拯的年收入是大米2180石、小麥180石、綾10匹、絹34匹、羅2匹、綿100兩、木炭15枰（每枰15斤）、柴禾240捆、干草480捆。這些實物折算成錢，加上本俸，包拯的年收入約為21878貫，相當于今天的1300多萬人民幣！宋朝的高官，真是幸福得一塌糊涂！

　　第三章“貧止一馬”的下級官吏

　　宋朝官員的高待遇，也只限于五品以上的官員。范仲淹做大理寺丞時，據他自己講，一年的俸祿，相當于兩千畝土地的收入。而他進士及第釋褐，做選人廣德司理參軍三年，任滿時，連回鄉的盤纏都沒有，“貧止一馬”，不得不將作為交通工具的馬賣掉，徒步回鄉，前后簡直是冰火兩重天。

　　宋朝下級官員待遇低，史不絕書。

　　宋太宗時，“（江東蔣元振）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于潭州，盡留俸祿供給。元振啜菽飲水，縫紙為衣”（李燾《長編》）。這位極有節操的蔣縣長，因家境貧寒，家累太重，就請求到物賤的嶺南任職，微薄薪水全寄給潭州家人。自己吃豆子，喝涼水，拿紙做衣服，搞得跟野人似的，真是苦不堪言。

　　仁宗朝的洪渥，“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還其孥”（《曾鞏集》卷四八《洪渥傳》）。死在任上的洪渥，不僅死不能歸葬，妻子和兒女也無路費回鄉。

　　理學先驅、思想家，“泰山學派”創始人，“宋初三先生”之一，著名學者石介，于慶歷五年（1045），“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的困境，因得到其生前好友韓琦、富弼的資助，“分俸買田以活之”（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志銘》）。

　　張逸“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脫脫《宋史》）張逸調任青神縣，窮得沒路費和行裝，好友王嗣宗借給他半年俸祿。

　　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為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仆豈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甕。’”這首詩，可謂是對當時低級官員，貧困生活的生動寫照。

　　需要指出的是，“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的官員，在宋朝并非少數。宋朝的文官分三大類：一是通直郎（正八品）以上的朝官，二是承務郎（從九品）以上的京官，三是作為幕職州縣官的選人。三類官員的大致人數，以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為例，據李燾《長編》載：“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余人，選人一萬余人。”

　　從九品到正一品的官員不足3000人，可推出，從五品以上的官員應該不到1000人，占官員總數的7%左右。

　　北宋中后期，物價飛漲。熙寧八年（1075）九月，“八年九月十六日，進呈罷運米，令市易俵放文字。余曰：‘元初只見在京八十價糴了米，司農寺以一百價賒糴了米’”（李燾《長編》）。米價從宋初的每斗30文漲到80文到100文之間，增長數倍。

　　南宋官員結構和北宋一樣。寧宗嘉泰元年（1201），宋廷有京朝官3133人，選人15204人。（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由于百物騰貴，官員生活水準繼續下降，俸祿過低的選人，更是首當其沖。

　　南宋人的墓志銘中，記錄了不少選人生活凄慘的事實：

　　“擇善以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授迪功郎，宣州寧國縣主簿，丁母夫人張氏憂。憂除，調黃州錄事參軍。……家素貧，不殖貲產，屋廬庇風雨，藜羹糲飯，一飽之外，淡然自足。在黃州喪其配，貧窶不能歸。……僦一弊舟，冒長江之險，載其柩以旋。次九江，舟敗，幾不免”（孫覿《鴻慶居士文集》卷三九《宋故教授盧公墓志銘》）。盧擇善雖然長期為官，但生活清貧，甚至租破船運妻子靈柩歸鄉，幾遭不測，九死一生。

　　“然公平生廉介自將，自老至少，出入三朝，而前后在官，不過八百六十余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丈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七《金華潘文公集序》）。

　　潘文公即潘良貴，是南宋頗有氣節的一位士大夫，宰相蔡京父子屢欲與之結交，被其拒絕。他歷官提點湖南路刑獄、秘書少監、中書舍人等。官職可謂不低，可生活依然如此清貧。病卒，無以為葬，高宗賜錢50萬。

　　深居九重的宋高宗也承認：“自元豐增選人俸至十千二百，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猶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責以廉節，難矣。”（熊克《中興小紀》）。遂下詔給小官增俸，月賜“茶湯錢”10貫，即使如此，仍“常有不足之嘆”。

　　第四章為何加薪止不住貪腐

　　官與吏通稱官吏，但區別很大。官是今天的公務員，吏類似今天的“臨時工”。

　　神宗朝以前，除事涉刑獄大事的司法吏人，稍有一點廩給外，其他人并無廩給可言。因無俸祿，他們每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錢，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員，實無心推究人枉直”（李燾《長編》）。他們靠克扣、受賄、偷盜官物、勒索百姓為生。

　　熙寧三年（1070），宋廷鑒于“諸倉吏卒給軍食，欺盜劫取十常三四”，侵克軍糧的嚴重狀況，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建議下，決定搞廉政建設，本著“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的指導思想，給倉吏以厚祿，頒行“重祿法”，帶起一波加薪高潮。一方面給沒有俸祿的“臨時工”，六貫到八貫的月俸，同時，又立法對貪贓不法行為施以重罰。

　　“給祿之后，如再侵克受賄，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錢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滿十千即受贓為首者配沙門島”（李燾《長編》）。一面高薪，一面重法，雙管齊下。

　　“重祿法”剛實施時，吏畏重法，且有厚祿，貪贓惡跡稍有收斂。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于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脫脫等《宋史紀事本末·王安石變法》）

　　此后，在王安石的提議下，“重祿法”逐步推廣到各類吏員，提高了縣令、錄事參軍等低級官員的俸祿，由每月錢十貫、米麥兩石提高到錢十五貫、米麥四石。另外，對于老齡大者，政府也安排了，只拿錢不用干活的虛職，國家為其老養。“廣置宮觀，使食其俸給而不害事”（李燾《長編》）。錢拿好，您老找棵樹涼快去吧！

　　王安石對“重祿法”實施效果甚是滿意，不禁感嘆，現在好了，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然而，都拿到了薪水的大宋朝官吏，是否都感受到朝廷春天般的溫暖了呢？

　　王安石過分樂觀了。盡管朝廷對官吏貪污屢申禁令，但時間一長，貪者自貪，有些官吏對“厚祿”還是不滿足，繼續對弱勢群體橫取豪奪。正如王安石自己所說，“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雖說此時的俸祿及各項補貼，“視元豐祿制，更倍增矣”，貪腐還是層出不窮。

　　高薪很難養廉。原因何在？筆者認為：

　　一是，君子非不欲廉，廉而不能止貪；小人非不知法，法而不能禁欲。高薪只是底線，管住人性才是核心。官吏的貪與廉，與物質條件關系不大，主要由其品格與價值觀所決定。如果單從物質上看，就不會出現，貪污幾十億的大貪官了。

　　二是，宋朝高俸之所以未能養廉，還因為缺少好的防貪管理制度。1、監察體系失靈：臺諫官年薪300貫，卻要監督宰相3000貫；2、補貼陷阱：公使錢“例得私用”成小金庫，如現代“油卡變現”屢禁不止；3、職田收入不納入審計；4、分配公平才是關鍵，而宋朝官場收入差達千倍。

　　終章·史觀

　　千年鏡鑒

　　回望大宋三百年，公務員的薪資圖譜，恰似一面魔鏡：

　　有人“年薪千萬”成千古清官，有人“吃糠咽菜”被罵“窮酸”，更有無數小吏，在制度縫隙中“背鍋沉淪”，類似于現在的“臨時工”......

　　這場“高薪養廉”的千年實驗，終是敗給了“人性貪欲”與“制度漏洞”的合謀。而陸游與包拯的對比刺痛我們：體制內的公平，從不是簡單的“漲工資”就能實現。

　　歷史從未遠去，時代的沙漏翻轉，但普通人的生存博弈，永遠在穿越時空重演。（留言區等你：若穿越回宋朝，你敢挑戰考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