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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人類命運共同體，化解無形的文明隔閡（一）
孫中山先生把《大學》所標榜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作傳統的“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他的最高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當然，這條走向世界大同之路，過分強調了以中國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而難免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互鑒。
湯因比則進一步提出，未來的人類只有走向一個“世界國家”，才能避免民族國家的狹隘以及為追求狹隘國家利益而帶來的沖突和滅亡。在他看來，人類社會要過渡到一個“世界國家”，只有具有“天下主義”傳統的中國才能擔當此任。他對中國文明在未來的作用給予了很高期望，認為中國不僅是2000多年來一直影響“半個世界”的中心，而且正是它將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
與此相呼應，李約瑟還在自然科學領域充分闡釋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他宣稱，就像本來是異教徒的保羅轉而信仰基督教并成為“圣徒”一樣，他自己也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1975年，李約瑟指出：“我曾極力主張的是，今天保留下來的各個時代的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社會的精神氣質和中國人的事事物物，將對日后指引人類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貢獻……我再一次說：要按東方見解行事。”1988年，在法國巴黎召開的一次世界性會議上，數十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發出了與李約瑟相類似的呼吁：“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樹立世界眼光，積極學習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文明成果，并結合本國實際加以運用。中國5000年的文明蘊藏著豐厚的文化財富，只要我們不斷從傳統中汲取養分，借鑒其他文明的成功經驗，充分發揮中國文明的內在價值，就能夠克服前進中的障礙，突破現代社會文明發展的困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是在此意義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順應了歷史和時代發展潮流，就是要呼吁世界各國人民攜手開創人類更加光明的未來；“一帶一路”則是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大倡議。
二戰后，世界上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地球越變越小”，全世界的人都息息相通、休戚相關。關心人類前途的人已經意識到，一個全球性的社會不能只有利害的層次，而沒有道義的層次。人類社會需要一個有道義的新秩序。而道義這個要件，正蘊藏在中國世代累積的經驗寶庫里。所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強調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只有風雨同舟、榮辱與共，才能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變為現實。
時代演進：在處理“自我”與“他者”關系上，合作放在首位
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擁有不竭生命力的重要源頭。在當代中國，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與時俱進等為內核的民族精神，為我們不斷克服艱難險阻、煥發新的生機活力，提供了強勁的動力。立足于中國文化崇尚和諧的價值取向，在處理“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基本價值取向上，我們把謀求合作放在了首位。這顯然與追求“制衡”的傳統西方模式大相徑庭。
當下我們所處的世界，相互之間的關聯前所未有，所面臨的全球性問題也是前所未有。面對這種局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人們為了爭權奪利惡性競爭甚至兵戎相見，這很可能帶來災難性危機；另一種是，人們順應時代發展潮流，齊心協力應對挑戰，開展全球性協作，這就將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有利條件。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應對時代之變的正確選擇。它具有實現的理論和政治基礎以及物質基礎，但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并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帆風順，而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近年來，中國陸續提出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在內的各種方案，旨在超越西方中心霸權觀，重建和平、對等及互利的世界新秩序。這是符合中國傳統“和衷共濟”的世界觀，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當前，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又可能迎來一個無論在經濟、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對等、互惠、多元、尊重及公正、發展等原則的新世界。由此，我們更有可能建構一個體現“休戚與共”與“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新秩序。
事實上，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現在，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很多問題不再局限于一國內部，很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之力所能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來應對。
有鑒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全球治理規則體現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離不開對人類各種優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堅持正確義利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和舉措，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各國利益，增加了我國同各國利益匯合點。2017年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第2344號決議，首次載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見，中國日益將治國理政思想和全球治理實踐結合起來，贏得了國際認可與尊重。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反映了一個開放進取的中國，把自身命運和前途同世界命運和前途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自我定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解決文化差異、文化誤讀以及文化霸權問題，要對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如環境問題、氣候問題、反恐問題以及現代化問題，展開交流、研討與合作。其中，重要的是考慮中國文化能對世界文化的進步與人類幸福作出什么貢獻，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思想來解釋甚至規制中國的發展。
知名學者湯一介曾呼吁，要利用我們傳統哲學的資源來對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創造出新的哲學理論”。今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理論上的創新和實踐中的推進，要更自信地用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簡介：
喬兆紅，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室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世界中國學論壇成果智庫轉化平臺”首席專家。主要從事當代中國問題和中國學研究。2009年獲“張仲禮學術獎”，2011年赴美訪學一年。在專業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先后出版專業學術專著數部，獨立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上海市決策咨詢項目、上海市哲社規劃項目和上海市科委軟課題研究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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