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里常有這樣的情節：皇帝龍顏大悅，開口就賞黃金萬兩，布匹五千，良田千頃。仿佛皇帝有無盡的錢可以揮霍，一些國人也以為然——天下是皇帝的，錢還不是他的！可果真如此嗎？非也。其實在2000多年前，皇室財政與政府財政就已有區分。

　　秦始皇統一天下，化家為國，在建立國家機構的時候，就注意政府和皇室的區分。漢承秦制，這兩者的分工已經非常明確。三公九卿里，就有大司農（起初叫治粟內史）和少府。大司農負責國家經濟，財政主要來源于田賦租稅，用于政府各項支出。少府管理皇家財政，主要來源山澤口賦等，用于皇帝以及皇室日常所耗。線索清楚，分工明確，皇室的私人花費不能從政府那邊要，政府的支出也不應從皇室這邊拿，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秦始皇

　　可是皇帝作為國家元首，政府經濟要觸及，皇室所用更要經手。一手政府，一手私人，用起來難免就產生聯系。漢武帝算是比較早遇上這種情形的。漢武帝好大喜功，熱衷戰事（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打爽了收不了手，回頭抄家伙的時候發現政府沒啥錢了。在發現把自己的私房錢（少府）補上還不夠后，漢武帝就去問鹽鐵商人要點錢。

　　可是鹽鐵商人缺心眼，跟漢武帝講道理來，說已經繳稅了（鹽鐵稅收當時由少府負責），不給。漢武帝向來不慣人（參照司馬遷），轉手就把鹽鐵經營權要了回來，給大司農負責，政府經營，是為“鹽鐵官營”。由此可見，漢武帝對于政府財政與皇室財政之間的區別與聯系是十分清楚的。

漢武帝

　　此后此制度沿襲至唐宋。唐朝國力強盛，發生變化相對較少。到了宋代，宋太祖立國之初，考慮戰事多要用錢，專門設立了“封樁庫”，把每年多余的錢放到里面，有備無患（《宋史紀事本末·太祖建隆以來諸政》：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法理上這還是屬于國家財政。可創業者的頭腦低估了富二代的浪，宋朝本身有錢，傻子放著一大堆銀子不用，于是放著放著就放到了皇帝的腰包了（屬于私人）。

　　政府這邊的官員也不傻，打仗往大講是為了國家大義，往小處想其實還是為了皇帝。皇帝家打仗，你作為一家之主不表示表示？！所以一到戰事吃緊，國家財政緊張，官員就惦記起皇帝的私房錢。宋真宗就遇上很多次政府官員來借自己的私房錢，他看著不對頭，這是要掏空的節奏啊，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啊，于是警告說別總惦記著我的錢，自己掙去！（切誡三司，毋得復有假貸）回頭又威脅管私房錢的官員，禁止透露我的存折余額（內藏庫專副以下，不得將庫管錢帛數供報及于外傳說，犯者處斬）。

　　至此，皇帝有多少錢，政府那邊也不清楚了。但是宋真宗的接班人宋仁宗挺厚道，據《宋史》記載，宋仁宗有多次是直接從私房錢補貼國家財政，數目也不小，這是正面例子。可偏偏上來個搞藝術的宋徽宗，公私兼顧，皇家的政府的錢都給他倒騰得差不多，國家就差不多說再見了。

宋仁宗，趙禎（1010年—1063年）

　　明朝皇帝吸取了宋朝的教訓（政府問皇室要錢），于是反其道行之（皇室問政府要錢）。當然首先把錢緊緊藏在內庫（自己手里），國庫則在戶部。明朝奇葩皇帝多，覺得國庫的錢不是自己的錢，時不時就去敲詐一筆，據說最高敲詐紀錄的一次是2400萬。

　　除了敲詐政府財政，明朝皇帝還腦洞大開，自己創業搞創收：武宗朱厚照在后宮里開市場做買賣，自己做店長，賺錢存入內庫（難以理解）。可在后宮畢竟市場小賺不了大錢，武宗就到宮外開皇店，放高利貸，收入巨大，但與民爭利，終釀大患。

　　神宗朱翊鈞賺錢后，喜歡在炕上數私房錢（地主老財）。錢賺了，卻不舍得花，準確來說是不舍得為政府花錢，連打仗缺錢也不給：諭廷陳足國長策，不得請發內帑（神宗朱翊鈞）。明朝中后期政治混亂黑暗，經濟難續，農民起義時有發生，及至李自成、張獻忠起，已經病入膏肓，再難自救。

慈禧

　　到了清代，統治者再次吸取前朝的教訓，建國之初就把自己的小金庫充公了。需要用錢時，就從國庫里面支出，每年十萬兩，支出來的錢由內務府管理，與戶部保持獨立。

　　清初皇帝也定下祖訓不能伸手到戶部要錢。可是皇帝花錢也沒有準頭，像乾隆南巡，公家費用大，私人的費用也不少，缺錢了也不好問戶部要，所以乾隆發明了“議罪銀”（專門為違法官員設計）。簡言之，交錢免去一定的罪。官員有錢，花錢免罪，再多也愿意給（反正還有機會撈回）。這種創收雖然不妥，但也反映了清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政府與皇室財政不可逾越的規則。

　　可到了清末，慈禧又忘了規則，伸手從戶部要錢修建了頤和園。可是這筆錢是預作海軍軍費，當時內憂外患，西方列強正磨刀霍霍要瓜分中國，如此情況還為一己之私，兵敗如山就是預料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