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形成與傳播，給每個時代的人們帶來深刻的影響。疫病不僅能夠毀滅個體的生命，而且還影響或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每一次重大疫病的流行，幾乎都會對當時的社會生活產生巨大的破壞。

　　宋代是中國古代疫病頻發的時期。瘟疫的流行，迫使宋朝官府、醫學家和官僚士大夫等對疫病的成因和治療進行積極的探索，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社會民眾為輔助的疫病防治體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有力地促進了中醫傳染病學、病因病機學和臨床方劑學的發展，在中國古代傳染病防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宋代醫學家提倡的防疫之法

　　宋代醫學家除了重視治療具體的急性傳染性疾病外，還多次強調防疫、辟疫的重要性。“療疫氣令人不相染，及辟溫病、傷寒”，提供了許多行之有效的防疫之法，充分反映了中醫學“未病先防”的思想。

　　（1）防疫藥物

　　宋代醫學家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介紹了多種防疫藥物，有屠蘇酒、辟溫粉、千敷散、殺鬼丸等，被民眾廣泛加以應用。

　　屠蘇酒，預防傷寒、瘟疫。其方組成為：“大黃，桂枝，桔梗，川椒（各十五銖），白術（十銖），烏頭，蓽菝、防風（各六銖）。?咀，縫囊盛，以十二月晦日早，懸沉井中至泥，正旦平曉，出藥置酒中，屠蘇之東，向戶飲之。”龐安時規勸人們積極飲用此酒：“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任。一人飲一家無病，一家飲一里無恙。飲藥酒三朝，還置井中。若能歲歲飲，可代代無病，當家內外井皆悉著藥，辟溫氣也。忌豬肉、生蔥、桃李、雀肉等。”

　　辟溫粉，可預防瘟疫傳染。其方組成為：“芎術，白芷，藁本，苓陵香（等分）。為末，每一兩半入英粉四兩，和勻，常撲身上，無英粉蚌粉亦可。凡出汗大多，欲止汗，宜此法。”為了防止瘟疫傳染，研雄黃噴入鼻子中，“水研光明雄黃，以筆濃蘸涂鼻竅中，則疫氣不能入，與病患同床亦不相染。五更初洗面后及臨時點之。凡溫疫之家，自生臭穢之氣，人聞其氣實時以紙筋探鼻中，嚏之為佳。不爾，邪氣入上元宮，遂散百脈而成斯病也。以雄黃點之，則自不聞其氣，并辟諸惡怪夢神良”。

　　千敷散，辟溫疫惡疾，預防傳染，古今名賢相傳許季山撰。其方組成為：“附子（一個，一分者），細辛，干姜，麻子，柏實（各一分）。細末，和入柏實、麻子令勻，酒服方寸匕。”其療效，“服藥一日，十年不病；二日，二十年不病；三日，三十年不病，受師法保應。三日服之，歲多疫則預服之。不飲酒，井花水服亦得。忌豬肉、生菜”。

　　辟溫殺鬼丸，薰百鬼惡氣。其方組成為：“雄黃，雌黃（各二兩），羖羊角，虎頭骨（各七兩），龍骨，鱉甲，陵鯉甲，猬皮（各三兩），樗雞（十五枚，無，以芫青五枚代），空青（一兩，無，以石綠代），川芎，真朱砂（各五兩），東門上雞頭（一枚）。細末，以臘二十兩并丸，雞頭大，正旦門前燒一丸，男左女右，臂上帶一丸，辟百惡；獨吊喪問死，吞下一丸，小豆大；天陰大霧，燒一丸于門牖前，極佳。”

　　務成子螢火丸，主辟疾病惡氣，百鬼虎野狼，蛇虺，蜂蠆諸毒，五兵白刃，盜賊兇害。其方組成為：“螢火，鬼箭（削取皮羽），蒺藜（各一兩），雄黃，雌黃，礬石（各二兩），羊角，鍛灶灰，鐵錘柄（入鐵處燒焦，各一兩半）。為末，以雞子黃、丹雄雞冠一具和之，如杏子大，作三角絳囊盛五丸，帶左臂，若從軍，系腰下勿離身，若在家，掛戶之上，辟絕賊盜溫疫，神良。”龐安時還列舉了歷史上應用螢火丸防疫的神奇驗歷，“曾試此法，一家五十余口俱染病，唯四人帶者不染”。潁川民大疫，“府君從之，病者即愈，疫氣遂絕”。

　　醫學家朱肱在《南陽活人書》中也提供了兩種防疫藥物。第一方，老君神明散，辟疫癘，其方劑為：“白術（二兩），桔梗（一兩），附子（二兩，炮，去黑皮用），烏頭（四兩，炮，去皮臍），真華陰細辛（一兩）。上搗粗篩，縫絹囊盛帶之，居閭里，皆無病。若有疫癘者，溫酒服方寸匕，覆取汗，得吐即瘥。若經三四日，抄三寸匕，以水二碗，煮令大沸，分三服。”第二方，務成子螢火丸，主辟疾疫惡氣，其方劑為：“螢火，鬼箭（削取皮羽），蒺藜（各一兩），雄黃，雌黃，礬石（各二兩，燒汁盡），羚羊角，鍛灶灰，鐵錘柄（入鐵處燒焦，各一兩半）。上搗篩為散，以雞子黃并丹雄雞冠一具和之，如杏仁大，作三角絹囊盛五圓，帶左臂，扔更掛戶上。”

　　竇材《扁鵲心書》記載的神方“中和湯”，治傷寒、瘟疫，頭目昏痛，發熱，鼻流清涕。其方劑為：“蒼術（一斤，米泔浸），川烏（炮），厚樸（姜制），陳皮，甘草（各四兩），草果（二兩）。共為末。每用四錢，生姜七片，水煎和渣服。”他特別指出：“服此不致傳染。”

宋王介撰繪《履巉巖本草》所載藥物（國家圖書館藏明抄繪本）

　　（2）防疫符咒

　　書禁科是宋代太醫局教育中九科內容之一，因此，符禁咒語也被廣泛應用于預防疫病。宋代官修醫書《太平圣惠方》《神醫普救方》《圣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以及前代醫書、道書等保留了大量的符箓、禁忌和咒語等。在今日看來，此種做法具有一定的迷信成分。

　　宋徽宗敕編《圣濟總錄》符禁門列有專門的“禁瘟疫法”，指出“知祝禁之術，治病良法，仁政先務也”，“用之有應否者，特在于正與不正之異耳”，“若乃存心定氣，稱誦神名，丹書符印，為驅除攘辟之法，使神藏安寧，邪氣自去，夫豈小補”。書中保存了大量的咒語和符箓，包括禁時氣溫疫病法、禁時氣法、禁疫鬼文、禁時氣瘟疫法、度惡世禁法、禁時氣卻疫法、禁溫疫法、唾時行頭疼法、禁病敕粉大法、禁溫鬼法、敕治寒熱符咒、辟溫疫邪注伏尸符咒、驅辟五方溫魔咒、北帝驅五方神魔大咒和禁瘧法等，主治“傷寒熱病，溫病，時行疫癘，所感不同，其證相類，率皆風邪毒氣之傷人”。

宋代官修醫書《神醫普救方》和《圣濟總錄》所載治療瘟疫的符咒

　　宋代醫學家防治瘟疫的特點

　　醫學家是宋代瘟疫防治的重要社會力量之一。他們一方面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派遣，赴災區診治病人，發放藥物，公布醫方，傳播官方醫學知識；另一方面又積累經驗，親撰醫書，簡化官府醫方，精選各家名方，使其在擇方、配方、性狀、論述諸方面，易于為民眾接受。其對中藥處方的搜集、選擇、應用和總結的過程，使許多流傳廣泛且行之有效的處方被保存了下來。宋代之所以在瘟疫防治方面取得重大的成就，與醫學家的廣泛參與是分不開的。在防治疫病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闡發疫病病因、病理和病機的著作，中醫基礎理論和方劑理論也得以發展。

　　總之，宋代醫學家解釋的疫病成因、撰寫的方書著作和提供的防疫之法，有源有證，有說有方，有古有今，有取有舍，在臨床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這些實用性較強的醫書著作，有的是醫學家幾十年臨床經驗的總結，有的是醫學家匯編的方書精華，有的是醫學家整理的民間驗方、效方和官僚士大夫珍藏的秘方、奇方等，不僅可以“酬滿所志”，而且對于有效地防治各類疫病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時至今日，許多醫方仍被廣泛應用于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