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是依中國傳統“石室金匱”理念建造的皇家檔案庫房。它歷時兩年建成，后來專門存放明清諸帝的圣訓和實錄等皇家重要檔案。皇史宬正殿建筑不用一釘一木，皆以磚石建造，是名副其實的“石室”。為了更有效保護其中貯存的檔案，殿內筑有石臺，石臺上置有外裹鎏金銅皮、內用木制箱體的金匱，圣訓和實錄便儲藏于這些金匱中。

皇史宬內景

　　如今進入皇史宬正殿，殿內一座大石臺，石臺上整齊地排列著雕有云龍紋、銅皮鎏金的金匱，是清廷用來貯藏其歷朝皇帝實錄和圣訓的。除金匱外，在石臺東北和西北角各立有石碑一座，東北角石碑上刻有乾隆帝“恭瞻皇史宬”詩文，西北角石碑上刻有乾隆十五年（1750年）恭送實錄、御容及玉牒至盛京的御書。而在明代時，皇史宬正殿內石臺并非通為一座。據明崇禎朝進士孫承澤所著《春明夢余錄》卷十三記載：“宬中四周上下俱用石，中具二十臺，永陵、定陵各占二臺。”據此，則明末皇史宬正殿內有石臺20座。按乾隆時期所繪《皇史宬全圖》記載，將“前明實錄金匱十九座”移貯于東配殿，由此推測，明代時，皇史宬正殿內應是每一座石臺上各放置一座實錄金匱。

　　清朝時皇史宬正殿內的石臺發生了兩次較大的變化。第一次是由明朝的20座小石臺變為2座較大的石臺。據前述《皇史宬全圖》，宬中石臺前后分為兩座，前石臺離南墻一丈三尺三寸（4.256米），前石臺離后石臺五尺二寸（1.664米），后石臺離后墻三尺（0.96米）。二座石臺東西各長九丈五尺三寸五分（30.512米），高四尺六寸（1.472米），南北寬三尺（0.96米）。兩座石碑不在石臺上，在東北、西北兩隅石臺的下面，皆南向。何時將殿內的20座石臺拆掉，改筑為前后兩座石臺，尚不得而知，但乾隆初年，殿內石臺已改筑為前后兩座，與現存的通為一座石臺不同。

　　第二次是將殿內兩座石臺改筑為一座。何時將兩座石臺改筑為一座的呢？清軍機處上諭檔記載：嘉慶十二年（1807年）七月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前因皇考高宗純皇帝圣訓、實錄告成，照例恭繕一分祇奉皇史宬尊藏，所有皇史宬石座應行展寬修葺，是以敬將五朝圣訓、實錄暫行移奉配殿，現在石座修葺工竣，即應將五朝圣訓、實錄先行移回正殿。但思石座工程甫經修葺完竣，恐灰漿尚未十分干透，一經移回尊藏，即應扃閉嚴密，不能風晾，轉非所以昭慎重。由此檔案記載看，嘉慶朝修成乾隆皇帝實錄和圣訓尊藏皇史宬時，發現石臺狹窄，需“展寬修葺”，隨即興工，于嘉慶十二年七月完成石臺的改筑，將前后二座石臺改筑為一座，即現在殿內通為一座的大石臺。

　　嘉慶十二年改筑后的石臺，其尺寸在光緒時期的《皇史宬金匱圖》中有具體記載：石臺高四尺五寸一分（1.443米），東西長十二丈八尺二寸（41.024米），南北寬二丈三尺九寸（7.648米）。與乾隆時期的二座石臺相比，改筑后的石臺高度與原石臺無太大出入，但長比原石臺多出三丈多，寬多出一丈七尺余，改筑后的石臺寬大了很多，能夠容納更多的金匱。

　　清制，每當新君即位，便要設立實錄館，纂修前代皇帝的實錄和圣訓。實錄、圣訓修成，例須繕寫一分藏于皇史宬金匱內。故每當實錄、圣訓修成，都要根據實錄、圣訓卷數多少制造金匱，以貯放這些重要的皇家典籍。清代貯放實錄、圣訓的金匱有多少座呢？不同時期，金匱數量不同。據乾隆時期所繪《皇史宬全圖》，二座石臺上共有金匱32座，前排15匱，后排17匱。嘉慶時，為了存放新修的乾隆皇帝實錄和圣訓，將二座石臺改筑為一座大石臺，并新造金匱70座置其上，使殿內金匱數量達到102座。道光時期，為存放嘉慶皇帝實錄和圣訓，又新增金匱28座，金匱總數達到了130座，匱分7排，前6排各21匱，第7排4匱。咸豐時，再增金匱25座，金匱總數達到155座，仍分7排，前6排各23匱，第7排17匱。同治時，放入咸豐皇帝實錄和圣訓時，發現石臺已將列滿，僅余2匱位置，無法容納咸豐皇帝實錄金匱。于是，便對乾隆、嘉慶和道光三帝的實錄金匱進行了歸并，騰出35座金匱，將咸豐皇帝22座金匱放入后，殿內金匱總數減至142座。光緒時放入同治皇帝實錄和圣訓時，因石臺又將列滿，不得不對匱內檔案再行歸并。此次歸并，騰出金匱24座，將同治皇帝23座金匱放入后，殿內石臺上共有金匱141座。民國十年（1921年），光緒皇帝實錄修成，并于當年12月入藏皇史宬，共用金匱12座，殿內金匱總數達到153座。末代皇帝溥儀雖然修有《宣統政紀》，但并未入藏皇史宬。因此，到清末，皇史宬內金匱仍為153座。

清乾隆《欽定大清會典》中關于金匱的記載

　　關于金匱，一般都認為是內用樟木板，外銅皮鎏金并鐫云龍紋。如李松齡先生《皇史宬：明清皇家檔案庫》一文中認為皇史宬金匱的匱體是“樟木材質”，秦國經《石室金匱皇史宬——我國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皇家檔案庫房》一文中也指出，皇史宬金匱“柜內以5厘米厚樟木板做成箱式，箱內又置楠木匣數個，匣內再放置以雙層黃錦緞包裹的檔案”。此外，尚有洪燭、邸志堅、裘影萍等人也撰文認為皇史宬金匱是樟木柜。但上述文章中均未給出金匱箱體是樟木的依據。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皇史宬，皇史宬遭受破壞。軍隊撤出后，大學士李鴻章將皇史宬的損失情況向皇帝進行奏報，匱內“樟木內函暨龍袱牙簽全行失去”（軍機處錄副奏折），在對此次損壞丟失的書籍進行修補時，榮祿報請皇帝御覽的清單中就有補齊失去樟木內函的花銷，“樟木內函共欠三十層，每層成做木料工價并畫金云龍，合銀十兩，共銀三百兩”（宮中朱批奏折）。可能這是金匱屬樟木柜的直接檔案依據，但這里所說的“樟木內函”是金匱內貯實錄和圣訓的屜，而非金匱箱體。咸豐四年（1854年）三月，道光皇帝實錄、圣訓尊藏皇史宬時，監修總裁官祁藻奏稱：“擬請將此次清字本金匱，每匱二屜，比上屆酌加六套，計用九匱；漢字本金匱，每匱三屜，比上屆酌加九套，計用六匱；蒙古字金匱，向系每匱三屜，今仿照清字本金匱，一體改做二屜，比上屆酌加三套，計用十匱，通共需用金匱二十五座。”這件檔案明確記載了金匱內的實錄、圣訓，是按屜來存放的，有的每匱用3屜，有的用2屜。故“樟木內函”應是指金匱內的屜，而非指金匱箱體是由樟木制作。

　　《大清會典》中的記載則與此不同。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卷七十五內有如下記載，凡尊藏實錄金匱，高四尺五寸，廣四尺一寸五分，縱二尺二寸，楠木質，裹以銅涂金琢云龍文，內貯格四，及裹均糊以黃繒。由此記載看，皇史宬金匱箱體是用楠木做的，而非樟木。此外，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百三十六內還有如下記載，實錄匱，康熙十一年（1672年）奏準，每匱長四尺一寸五分，闊二尺二寸，高四尺五分，楠木質，外用銅鍍金云龍文葉包鑲，內用黃綾糊飾，香杉木格，……匱格均無定數，準該館來文辦造。此處記載也說明金匱內箱體是楠木制作，而且匱內的屜是用杉木，并非樟木和楠木。但大學士李鴻章和榮祿的奏折中，卻明確指出金匱內函是樟木，而非杉木，與大清會典的記載不同。

　　皇史宬貯放清帝實錄、圣訓的柜子名為“金匱”，制作金匱時會用到黃金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需要的黃金數量還不算少。清代內務府全宗檔案中的相關記載，為我們揭示了制造金匱需用黃金的情況。嘉慶十一年（1806年），工部辦理尊藏乾隆皇帝實錄、圣訓金匱，奏稱“需用頭等赤金一千三百二十六兩二錢五分五厘，八成色金五百六十四兩四錢八分”，要求由內務府領取。內務府查看廣儲司銀庫存貯各色黃金的情況，發現庫內并無頭等赤金，僅存有八成色金及以下的各色金兩。于是向嘉慶皇帝奏報，庫存八成色金除照數發給五百六十四兩四錢八分外，尚余一千四百九十七兩九錢六分九厘，建議以此抵發所需的一千三百二十六兩二錢五分五厘頭等赤金，得到了嘉慶帝的批準。

　　前述檔案記載表明，制造金匱不僅要用到黃金，還需要高品質和高規格的黃金，而且數量不算少。根據嘉慶時期的皇史宬金匱排架圖，貯放乾隆皇帝實錄、圣訓共用了70座金匱，這說明嘉慶十一年共制作了70座金匱。而且制辦這70座金匱，用的全是“八成色金”，故我們可算出制作每座金匱需要的黃金數量。制作此70座金匱，共用八成色金1890.735兩，則每座金匱需用黃金達27兩之多。按清代16兩進制計算，制造此70座金匱共需用黃金118斤之多，則每座金匱需要黃金近1.7斤。由此來看，清代皇史宬金匱確實需要一定數量的黃金來制造，是名副其實的“金匱”。按清代通行的銀本位制，將這些黃金折算成銀兩，數量是多少呢？據清代內務府全宗檔案，嘉慶四年（1799年），嘉慶皇帝令內務府將庫存各色黃金，除存留備用頭等金和七八成金共5000兩外，其余各色金3.6萬余兩交由兩淮鹽政和蘇州織造變價。次年，內務府將變價情況奏報，是按一兩金合17兩銀售變的。因此，成造貯放乾隆皇帝實錄和圣訓的70座金匱所用1890.735兩金，折銀共計32142.495兩，每座金匱合銀459.1785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