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文人有一個怪脾氣，老是認為官場是一個庸俗的地方，喧鬧的地方，煩惱很多的地方。他們老是想找一個地方把這種煩擾之氣洗掉，那答案就是在花前月下，在山水之間。所以，自古以來那種脫離現實煩擾的城市生活，轉向寄情山水的人，我們都稱之為一個高雅的名士。如吳越的范蠡告別名利場，與美女西施泛舟于太湖之上。

　　而到了漢朝，嚴子陵突然從朝班里失蹤，跑到他家鄉富春江釣魚去了。這些都成了千古隱逸之士津津樂道的佳話。但是在漢朝的時候，大概這種隱逸還是比較個別的情況，雖然大家很羨慕，但是還不太多。但是到了魏晉時期，就是經過東漢三國的大戰亂以后，到魏晉時期隱逸就成了很高尚、很時尚的行為。

　　比如說陶淵明寫的《桃花源記》，那時的文人不愛干實事，卻偏愛談虛弄玄。人們認為只有那些身份地位不高的人，才整日營營茍茍，汲汲于功名利祿，而真正的貴族，門閥高尚的人，卻反而樂得游山玩水，逍遙自在了。于是就有了謝靈運的山水詩與陶淵明的田園詩。

　　魏晉的時候，隱逸變成是一種高尚的人的追求，其實是社會出了問題。因為國家、社會要發展，要繁榮，要治理，必須有品格高尚和有才能的人來管，如果人人都像嚴子陵這樣玩失蹤，像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習慣性地撂挑子，那國家就只有靠那些俗人和沒文化的人來建設、來治理了，這豈不糟糕？所以到了唐代以后，皇帝開始專門延請一些隱士出來做官，為此，歸隱甚至成了許多人求官的特殊門徑，“終南捷徑”一詞就是這樣來的。

　　可是隱士們做了官，內心對隱逸價值的追求和向往卻又是堅定不移的，如何解決入仕與隱逸之間的矛盾呢？這就有了“大隱、小隱”的說法，出現了大量的“中隱”之士，就是入仕為官卻又能寄情山水的人。既然要上朝，那是再沒有時間一味地游山玩水了啊，怎么辦呢？那就在自己的家中營造山水吧，這樣有了文人的后花園了。所以，社會價值由隱士向“中隱”之間的轉變，就是文人士大夫之中園林大行其道的基本原因，這時古代的隱逸意識就變成了園林性格。

　　白居易就有一首詩談到中隱，隱逸分大隱、小隱，白居易這種體現了園林性格的隱就叫中隱。“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也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外有秋山。君若愛游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則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這個中隱就是一種園林性格的體現，中隱就是半隱，就是處在隱與不隱之間，處在出仕和隱居之間，就是在家中造山水，這樣一種園林性格在唐朝出現了。為什么說園林在唐朝獲得大發展、大繁榮呢，就是這個原因。唐朝有兩個大園林家，一個是王維，一個是白居易。王維有這樣一個園林意識，他發明了一個詞叫“官冕巢由”，巢、由是兩個古代的隱士，“官冕巢由”就是做官的隱士。

　　王維認為真正做隱士不好，他不喜歡做隱士，他評價陶淵明，他在《與魏居士書》中寫道：“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而不忍，而終身慚乎”？“不受一時之辱而終生受辱”，這個是王維對陶淵明的評價。所以王維自己也做官，在安史之亂的時候竟然跟叛匪混到一塊去了，就像漢奸的下場一樣，安祿山、史思明失敗了，王維自己的境況也很糟糕。

　　王維有一個很大的園林叫輞川別業，這個地方的地形是天造地設，非常漂亮。溪水從山上流下來就像車輪的輻條一樣，所以叫做“輞川”。輞川別業的地點原來是宋之問的藍田山莊，王維收購了之后加以改建，園內有20多個景。有一次王維跟裴度兩個人在里面住了20多天，一天玩一個地方，一天寫一首詩。王維其中有一首詩大家都知道的，叫《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就是輞川別業的20景之一景。后來王維和裴度的的分詠二十景就被收錄在《輞川集》里。

　　王維是大園林家，白居易也是一個大園林家。但是白居易他跟王維不一樣，王維做園林做得很認真，專門精心挑選一個非常好的地方，然后做得很大，花很多錢，可是白居易不是這樣。白居易說：“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蕢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若此。”白居易到每一個地方，看見有土就想堆成山的形狀；看見一點點水，就想做成池，非常喜歡山水，他認為自己這是一種病。

　　白居易做園林跟王維不一樣，就像讀書，有的人讀書很認真，精心挑選時候，恨不得焚香沐浴；但有的人就在廁所床頭都放一本書，任何時候有空就看，他所求也不是大收獲、大發現，只要稍微有一點心得體會就可以的。唐朝的兩大園林家造園林的兩種態度就類似于剛才所說的，王維是一個認真的，齋戒沐浴式的，要花大力氣造園林的人。白居易就像他的名字，“居易”，就是找一個非常簡單的地方住，他在廬山的故居也就叫“草堂”。

　　白居易的這種意識是文人園林大發展的一個前提，古時候造園林基本上都是皇帝的事，皇家可以造很多的園林，他可以造得規模很大，不是皇帝的話哪來這么多土地，哪來這么多錢財呢？“居易”就好辦了，現在很多人也喜歡在陽臺上弄一些盆景，某種意義上這也算是一種園林，“居易”式的園林。

　　白居易的《西街渠中種蓮疊石》說“朱檻低墻上，清流小閣前。雇人栽菡萏，買石造潺爰。影落江心月，聲移谷口泉。閑看卷簾坐，醉聽掩窗眠。路笑淘官水，家愁費料錢。是非君莫問，一對一淆然。”白居易并不是很有錢，他要造個園林整天就想沒錢怎么辦，可是白居易一生造多少個園林？造了五六個，洛陽一個，廬山一個。

　　西街渠中種蓮疊石，就種一個蓮花，嘩嘩的有流水聲就可以了，非常簡單。白居易的這種意識是文人造園的一個基本前提，否則文人根本造不起園林。我們嶺南人造的園林，余蔭山房占地1500平方公里的，三畝不到，有白居易的這種簡易園林觀才能有嶺南園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