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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來不逛街，改逛博物館，“看展去”是時下的一股熱潮。
“我得坦率地說，我是走在這個潮流前面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學者揚之水回憶，20年前當她“問學”時，很多時候老師的授課就是在博物館里進行的。“孫機在臺灣出過一本書叫《孫機談文物》，封面是對著佛像講演，實際就是給我講課。”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揚之水辭去《讀書》的編輯職務，隨孫機先生問學“名物”、專注研究。正是那段“以博物館為教室”的獨特歲月，揚之水被授以做學問的方式，比如做專題前先要做長編，包括內容和圖像，長編做得好，文獻的質量就有了保證。
“那時的博物館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語，物品底下就是一個說明牌，甚至沒有人經常去的地方上面落了一層土，顯得死氣沉沉的，好像多少年沒有被光顧。還有一點是不允許拍照，這就很麻煩，當我看到一個可用作長編的圖，我得站在那兒把它畫下來。”
20年來，從國內到國外，從東南亞到歐洲、北美，揚之水跑了諸多博物館，逐漸把參觀展覽作為擴展見聞、搜集資料的直接方法。
“看展覽也成為一項治學方法，我把它稱作‘讀物’。”揚之水在其新書《定名與相知：博物館參觀記》的序言中，強調博物館是獲取新知的重要來源，“近年博物館的興盛發達，博物館人員構成的改變，博物館的開放形式以及展陳方式的變化，都為我們提供了打通‘文’與‘物’的方便。這一從未有過的條件如果不去充分利用，就太可惜了。”
日前，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定名與相知——揚之水新書發布會”上，揚之水與青年作家張定浩、北京大學歷史系史睿就名物研究展開對談。史睿認為，現代人雖回不到古代歷史的場景中，但名和物可以在博物館里相遇，這是揚之水給我們最大的啟發。
揚之水多年來從事“名物”研究，著有《中國古代金銀首飾》(三卷)《棔柿樓集》(十卷)等。她提出，“名物新證”的理想目標，是用名物學建構一個新的敘事系統，一方面是在社會生活史的背景下對“物”進行推源溯流，一方面是抉發“物”中折射出來的文心文事。
關于“定名與相知”，揚之水指出，“對‘物’，亦即歷史文化遺存的認識，便是從命名開始。”所謂“相知”，則是在定名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某器某物在當日的用途與功能。
“好比欣賞一首詩，吾人總是先要知道詩里的典故，面對器物，也可以像讀詩那樣，看它的造型，紋樣，設計構思的來源，找回它在當日生活中的名稱，復原它在歷史場景中的樣態，在名與物的對應或不對應中抉發演變線索的關鍵。”
揚之水的《定名與相知：博物館參觀記》，涉及70余家博物館的400余件文物，大部分都是揚之水親自去當地探訪、拍照。她的“名物”范圍極廣，包含文房用具、金銀首飾、家居用器、香品節物、書畫拓片……在出版過程中，揚之水仍不斷在各地博物館奔波，如《“繁華到底”：明藩王墓出土金銀首飾叢考》中四川瀘州報恩塔的摩利支天像，《<老學庵筆記>里的“靖康節物”》中山東濟寧寶相寺塔的銀燈毬，都是在出版前最后一個月補進的新材料。
揚之水還呈現了一些溫情的細節：“在蔚縣博物館參觀拍照時，展廳里的工作人員看見我們因畫幅很大拍不到細節，特地把他的座椅搬過來，讓我們踩著椅子拍攝畫像上方的首飾插戴。今得以在本書展示畫像中的這一細節，當特別感謝這位博物館人的體貼和幫助。”
書中提到的大多數器物定名，均已被博物館采納，有的展覽直接摘引她書中的內容，作為展品說明。與文物和博物館這樣的“相見與相知”，是揚之水倡導的生活方式。
“博物館是文物的聚英之地，為便于聚焦，把考古報告變成立體的，但展品往往脫離當日環境。”揚之水覺得，參觀者不可徹底依賴博物館的展板和講解員，還要自己消化、理解、辨認和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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