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引發了我最早的向往，學歷史是自主做出的選擇。1957年秋季，經過幾個月昏天黑地的備考，我如愿以償地踏進了華東師大文史樓。從正式入門受業那年算起，我在麗娃河畔已經度過了五十五個春秋，時間不算太短。入行半個多世紀，我的深切感受是：漂泊在歷史的大海上，欲從海面穿透到海底，體悟歷史的真義，沒有沉潛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沒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遠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華東師大歷史系當時在全國處一流的地位，而中國古代史教授陣營在師大歷史系又屬最強。但必須坦白地說，開始教我們中國古代史的那位老教授并不出色。他是副系主任，兼管全系總務后勤，領導全系衛生大掃除很出色（那時的衛生大掃除，師大在上海高校中高居榜首），講課卻枯燥乏味，不能勾起我們的興趣。我在圖書館里讀古代筆記小說排遣無聊，“三言兩拍”之類翻了個遍，還偷讀了薄伽丘的《十日談》，看的閑書實在不少。

　　其實我們的命運本可以好得多。進校才一個月，呂思勉先生就去世了，“大雁已經飛過，天空不留痕跡”。還有一些先生冊上有名，卻從未在師大上課。例如蘇州人王佩錚，東南名士，詩文、圖書目錄、書畫名物考證俱長，我見過他1958年出版的《〈鹽鐵論〉札記》，書序表白自己是華東師大的教師，卻又說此書寫于姑蘇“陋室”。再如施畸先生，一輩子只研究一本書——《莊子》。我畢業后作為古代史助教，與研究生一起聽過他講《莊子》，云里霧里，他的女婿朱維錚也在座做筆記。施先生耗畢生心血寫成的《莊子訓詁》，不知如今物歸何處？李平心先生，在學生心目中是最有學問的，有關他的好些掌故傳得很神，但他從不給學生上課。“十論生產力”辯論得最火熱的階段，在文史樓西面的學生食堂（現今已拆除），先生突然來校做了一次學術報告。講話中，時不時會輕撫頭頂，似乎頭疼得厲害。事后聽學長說，他很早曾經用斧頭自殺過一次，落下后遺癥。我始終不信，以為是以訛傳訛，覺得太夸張了。那次先生非常激動，還從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說薛暮橋支持他。報告的內容我根本不可能完全聽得懂，只是覺得生產力自身也有發展動力，觀點十分新穎。是啊，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若生產力沒有內因，像一塊無生命的僵硬石頭，生產關系怎么能“決定”出個名堂來呢？以后先生再也沒有來師大上過課或做過報告，直到1966年6月含冤離世。

　　魏晉風度、才氣橫溢的蘇淵雷，是我們一年級“中國古代歷史要籍選讀”課的老師，只上了兩堂課。先生踏進大教室，坐在前排的同學（我坐第一排）立即聞到一股酒香。只見他臉龐微紅，大概來前剛品過半盞屠蘇。教學計劃書上是《史記·項羽本紀》，先生橫掃一眼新來諸生，迅即轉身板書，無有底稿，寫滿一黑板。先生的書法，即使是寥寥幾個字，現已千金萬金難買。可以想象滿黑板的粉筆字，是何等漂亮。這次板書特別灑脫和狂放，風格更異于以往。默寫的是清代詩人王曇“祭西楚霸王”的七律長詩（原詩題名較長，共三首，略），由“江東余子老王郎，來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擊，嗟渠身手竟天亡”開頭，記得中間有“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頭顱贈馬童。天意何曾袒劉季，大王失計戀江東”。寫完，他又醉意猶存地從頭到尾朗讀一遍，是舊時的那種朗讀法，身子微微擺動，有長拖音，全教室鴉雀無聲。沒多久，先生被補課當上“右派”，從此再也聽不到他精彩的講課。

　　郭圣銘老師教世界中世紀史，預先發下自撰講義，沒有絲毫洋味，反覺得有中國優美的散文風采。講義字斟句酌，語詞洗練，融有《史》《漢》筆法，看得出用盡心血。先生愛惜自己的文字到了一字難易的程度，課堂上一直是在朗讀自己的講義，極少有穿插解釋。這樣子，倒使我們一字一句地讀完了他的文字杰作。說中國至今還沒有第二本這樣語言本土化、古典化的《世界中世紀史》，絕不為過。猶記得第一堂課，先生例外脫稿，先說開場白：“歷史是什么？歷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時間長河。”大家都被鎮住了。五十年后再相會，同學們都說，教材上的許多內容可能淡忘了，這句話卻不會忘。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歷史定義，多少年過去，接觸了不知多少種“歷史定義”，我依然相信先生的感悟最具中國韻味，如詩如畫，給人無窮遐想。比起一些主觀獨斷的中外教條，不說哲理高深，內涵也不知要生動豐富多少倍。到80年代，英國人卡爾說“歷史是今天與昨天之間從不間斷的答問，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也同樣感動過我。他們的睿思，都有點像孔夫子立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在郭先生上課之前，陳祖源老師曾經給我們上過一段世界古代史，時間不長。他的蘇州口音道地，十分軟糯，每每以“所以因此這樣樣說”來表示歷史上的因果關系。陳老師為人和善，有調皮的同學模仿“所以因此這樣樣說”，他聽了也不生氣。我們從學長那里得知陳老師曾留學法國（1929—1832年，巴黎大學及其附屬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寫過好幾本書，再見到他倍增崇敬，盡管他講課并不算精彩。后來我從一段材料上又得悉，陳老師原來曾是我母校昆山省中的第一任老校長（1946—1948年），因不滿國民黨政府要他在校內追查有中共地下黨嫌疑的學生，嚴詞拒絕，憤然掛印離去。此事現在已載入昆山省中的校史里，成為永久的紀念。在這里順便補記有關陳老師的一些軼事：我當助教后，很少聽到陳老師在全系教師大會上發言。有一次，好像是向學校領導提意見，他脫口而出，稱“學校當局”，待大家笑開，他的發言也戛然而止，不再講下去。1966年8月4日，以“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為名，華東師大近百名老教師被紅衛兵押到“共青操場”主席臺上集體下跪，接受“批斗”；“批斗”之后，還被紅衛兵押著“游街”，個別甚至被戴上高帽、胸掛黑牌，時稱“八四紅色風暴”。陳老師一向為人低調，不顯眼，又很久沒有給學生上過課，因此歷史系紅衛兵漏把他列入名單。想不到陳老師竟從人群里跑出來，主動走向臺上，跟著跪在最后面。可能是覺得老同事一齊遭了殃，他怎么能“特殊”？我們一些青年教師見此情景，大吃一驚，急忙把陳老師拉到臺下，讓他趕快回家去。陳老師也因此幸運地免遭繼后隨隊“游街”的羞辱。

　　第二學期，配合大躍進，全國教育界、學術界刮起“拔白旗、插紅旗”風，鼓勵年輕人要敢于蔑視權威，沒有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我在二班，小組會上，有些同學突發奇想，說是三年趕上郭沫若，一年超過陳寅恪。我已經記不起說了些什么，只記得插了幾句，話不多，但確有冷嘲兼帶挖苦的味道，結果挨了一頓“和風細雨”的小范圍批判，目的是幫助我“進步”。其實那時我們都沒有讀過陳寅恪的書，表決心的都認郭是進步的史學家，而陳是腐朽落后的資產階級專家，所以超過他更容易。我是受《文史哲》的影響，有大教授提起陳肅然起敬，說他的考證功夫非常了得，一年級的大學生用一年的時間就可以超過，怎么可能？幸好有這次教訓，從此夾緊尾巴，老實讀書，求四年里一路平安。沾了有“白專”傾向的光，寫批判老師的文章不會找上門。那時年級里共有兩篇批自己老師的文章發表在《歷史教學問題》上，不管怎么說，今日看來，多少有點像“歷史污點”。捎帶說個有點搞笑的故事：班上最激進的要數部隊連級文書出身的支部書記，批判我的時候話說得最重，認定我就是不求政治上進步。事過境遷，物是人非。大約到了80年代中期，他在一個地方教育學院教書，評職稱需要借重本系的雜志發表文章，并希望我幫助潤色文字。有一次，他在辦公室見到系教師支部書記，非常嚴肅地劈頭就批評：“你們怎么搞的，不把他發展入黨，人家早已經是大專家了！”書記被問暈了，只好說：“他還沒有打過申請報告。”這位仁兄還是不依不饒：“這是你們的工作沒做到家！”書記臉色開始有點難看了。不好，別莫名其妙地成了“冤大頭”，我急忙插進去圓場：“不是的，是我自覺離入黨標準差距有點大，路程比較長，但已經有信心慢慢地加速進步！”

　　2005年夏天，鳳凰臺《世紀大講堂》在上海現場錄像，有好多場，主持人都是曾子墨。待到我的一場開拍，她匆匆翻過我的“簡歷”，站到臺前，事先不打招呼，馬上即興提問，且問得又有些沒頭沒腦，弄得我好尷尬。其中一個問題是：“你當初選擇教中國古代史，出于什么樣的考慮？”顯然，她還年輕，對那個年代的歷史場景不了解。我回答得很直率：“我讀大學時是計劃經濟的年代，留校是領導定的，進中國古代史教研組也是領導安排的。如果要問我個人意向，我在大學里最喜歡的是中國近代史，領導卻把我放到了中國古代史，一進去，就出不來了。”話音剛落，下面聽講的同學笑成一片。我不知道他們在笑什么，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說大學四年里我最喜歡的是中國近代史，一點不假。但追索形成的原因，后來才逐漸想清楚，實是由幾種因素巧合而成。

　　不像有些世家子弟在家里讀過《史》《漢》《通鑒》一類的原始史料，我是從讀《文史哲》的“論文”引發興趣的，對由歷史引出的“問題”和“意見”比較敏感，有一種探討如何解釋和分析歷史的好奇心。20世紀50年代是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最熱火的時候，華東師大歷史系是范文瀾“西周封建說”的一個重要營壘。我當助教時的指導老師束世澂為論戰中的健將，非常活躍，發表了好多文章，主張西周是“領主制社會”。奇怪得很，這些論戰的氣氛以及參與論戰的老師都沒有進入課堂。我們完全被置于事外，課堂上老師平淡無奇地盡講些瑣瑣碎碎的史實，好像什么爭論也沒有發生過（所以到我當教師時，給學生講中國通史，往往先搜集觀點上有分歧的一些材料供學生參考，現今有個好聽的名詞，叫作“學術史導引”）。當時可能是火燭小心，老師們不太肯講觀點。例如講西漢初年黃老政治“無為而無不為”，我們不明所以，問“無為”怎么可能收到“無不為”的效果？直到課程結束，始終沒有收到正面答復。這門課程除了死背筆記、應付考試之外，我對它幾乎毫無興趣。兩年之后，“拉郞配”進了教研組，“先結婚后戀愛”，方從一而終。由此，我知道舊式的婚姻也可以成就夫妻恩愛，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情。

　　第二學年，除了常常下鄉下廠勞動，大煉鋼鐵，開挖長風公園“銀鋤湖”，壘起“鐵臂山”，還由一位年輕老師主持，在我們年級試點“大字報教學”。先讓任課老師講要點（實際是充當靶子），然后鼓勵學生貼出“大字報”批判，同學間也可以相互爭論，稱之為發揚“小人物打敗大權威”的精神。教室里拉起許多繩子，掛得琳瑯滿目。真是天曉得，沒有開出必要的參考書，學生除了教本還能知道多少？全憑“思想”支配歷史，將舊式的觀點顛倒過來就成正確。唯一可稱為戰果的，是由一些同學寫出了批判徐德嶙老師隋唐史唯心史觀的文章，系領導已經答應發表在《歷史教學問題》上。半路殺出程咬金，高年級也寫出一篇，技高一籌，我們年級的被撤換下來，“大字報教學”無果而終。

　　1959年秋季后，國內的運動喧騰熱鬧一陣子之后，漸趨平緩，教學秩序也開始恢復正常。大三開始上兩門近代史課程，中國近代史由夏東元老師主講，教學改革，用課堂討論替代“大字報教學”。課堂討論竟使我脫穎而出，開始被年級同學與老師所注目。我的學習熱情也被調動了起來。

　　夏東元老師最初在政教系教政治經濟學，后來調到歷史系改教中國近代史。這一經歷使他的課程具有鮮明的個性，注重經濟史與經濟分析，特別對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以及“洋務運動”的作用，有不少自己獨到的見解，后來他果然成了中國最著名的洋務運動史研究專家。他的觀點有時很冒，例如說到資本原始積累，他認為在中國是一極積累貧困，一極卻沒有積累資本。這一句“名言”給他帶來不少麻煩，后來挨過批判，但他仍很堅持。這些都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還有一個原因，我當時已對經濟學有了興趣。這應歸功于陳彪如老師的啟蒙。現在說出來，人們大概難以置信：外系的公共政治課“政治經濟學”，居然是由中國最著名的國際金融經濟學家來執教。也幸虧有這樣的機會，一生總算當過他半年的不正規“學生”，成績也還可以，總之要比陳琦偉早得多！（說笑話）令我們同學驚詫的是，陳老師從不帶講稿，從口袋里摸出幾張小卡片就開講，思路清晰、語詞精確簡練得幾乎不用任何潤色，就像已經出版的著作一樣。他講的是“資本主義”部分，后來再讀王亞南、胡如雷的書，才明白陳老師完全是根據《資本論》第一卷的內在論證邏輯逐次展開，層層剖析，環環相扣，像是一本《資本論》入門的書。我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習，就是從這里開始的。二十多年之后，才開始去讀薩繆爾森《經濟學》之類的“異端”書籍。

　　夏老師的上課，像前面說的冒尖的情況極少。他其實已經比較謹慎，在歷史評價上，有時耐不住要拋出自己的得意看法，最后卻都會加上限制詞。比如：“洋務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對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客觀上是起過一定的歷史作用的。”我們做學生的慢慢也學會了用老師的格式說話，但說著說著就會笑出聲來，畢竟少經歷，不懂其中的苦澀。夏老師不僅自己貴有獨立之見，也非常鼓勵學生敢于發表見解，展開爭辯，每個單元都安排有課堂討論。久旱逢春霖，如魚得水，我遂全身心地投入，每次都積極發言。強勁的爭辯對手往往是我高中乙班的校友王義耀（城里人），故年級里有“昆山二王”之稱。有時也會像改革開放后的“大學生辯論賽”那樣，他是正方，我就故意充當反方。記得討論太平天國后期洪仁玕的《資政新篇》，不用說夏老師是正面肯定的，很欣賞洪仁玕。義耀仁兄贊同老師的觀點，把自己的想法梳理得井井有條，準備表現一番。為了做好他的對立面，我到圖書館專門找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把《資政新篇》細細讀一遍，做了筆記，也看了羅爾綱等人的書。這套叢刊由中國歷史學會主持編纂，搜集十大重要事件的原始資料，匯編成十種。前八種出版于1951—1958年，所以當時還是蠻新鮮的。據搞近代史的人說，《叢刊》十種滋養出了一批專家，他們成為60年代開始不斷崛起的中國近代史各相關領域的權威。為了唱對臺戲，我擺出的觀點很別致，說洪仁玕在香港明顯受到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企圖把太平天國政權引向資本主義道路，違背了農民革命的初衷；而且，正像毛主席所說，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最終也只能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如果照此辦理，廣大農民不僅得不到解放，還將淪入新的災難和痛苦之中，成為“無產者”。幸好洪秀全還有頭腦，擱置他的方案，避免了歷史悲劇的發生。這次辯論的“成功”，除故立異說、出奇制勝外，還在于直接引用原始史料，擺出憑史料說話、居高望遠的架勢，利用了同學們大多數都沒有去看原件（包括義耀）的弱點，主要是在氣勢上占了上風。我心里清楚，這一詭辯術壓倒了義耀兄，語驚四座，卻騙不過夏老師。對這種武斷的主觀推理，他內心恐怕未必贊同。意想不到的是，夏老師不僅寬容，而且很欣賞我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說有見地。后來聽說，討論到我的留校，爭論激烈（“又紅又專”是一項重要標準），夏老師與教世界近代史的馮紀憲老師都是大力為我說話的。他們是我能夠僥幸地留在華東師大教書的真正恩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