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作家馮驥才和文學越發疏離。

　　這位津門著名作家，近三十年更多地以非遺、古村落保護者的形象示人。在他一次次或懇切、或無奈、甚或憤怒的疾呼中，大眾逐漸知道了我們文化的博大，也慢慢發現，這些“好東西”正在快速地消逝。投身文化遺產保護的二十多年里，馮驥才常有被裹挾之感，這個漩渦既來自于文化本身巨大的吸引力，也來自于想做的與能做的巨大差距帶來的內心張力。近日，在他的新書《漩渦里》中，馮驥才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被裹挾者的自白:在文化遺產消逝前，我們能做什么?

　　走南闖北辦畫展，救下了周莊迷樓

　　“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沒人推我進來，我是情不自禁跳進來的，完全沒有想到這漩渦會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馮驥才在該書《自序》中寫道。

　　上世紀九十年代，正當文學之路風生水起時，馮驥才的心里卻沒有了方向盤:忽然不知道怎么再與讀者交談了，原先的寫作計劃都失去了原動力。這時，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重拾起心愛的畫筆。

　　馮驥才早年就有志于丹青，之所以拿起筆寫作，完全是由于“時代天翻地覆、大悲大喜的驟變”。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命運的驅使》，稱要用文學的筆記下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運，這才從畫壇跨入了文壇。

　　多年來，文學改變了他，改變了他的思維，并使他有了更多變化的心境、復雜又敏感的心緒。因而，他的繪畫藝術也進入了新境界。那兩年，馮驥才舉辦了系列全國巡展，既能展示自己的美術作品，又可讓剛剛遭受喪夫之痛的母親出去散散心。

　　在走南闖北舉辦畫展的日子里，馮驥才看了許多名勝古跡，然而更觸動并使他驚訝的，是歷史的巨大根基正在松動。

　　當時的改革浪潮雷霆萬鈞，任何過往的歷史事物都有被丟棄和廢除的可能。有一次在山東東平的“一線天”，一塊雕滿摩崖造像的巨石上，站著幾個山民的孩子，手里提著錘子，朝他喊著“十塊錢給你鑿下一個佛頭”。

　　那時，巨石上多半造像已經被鑿得沒了佛頭。馮驥才拍下許多照片，把這些情況直接反映給有關部門領導，希望山東人留住自己僅存無多的唐以前的摩崖石雕。馮驥才說:“如果我只是身在天津的書齋里伏案寫作，是不會知道一種可怕的文化現實正在全國到處發生。”

　　這才只是冰山一角。

　　后來，他到了江南古鎮周莊。當時的周莊尚未被開發，也未被保護，很是靜謐。從沈萬三故居出來，他看到河邊一座名為“迷樓”的小木樓很是憐愛，據說當年柳亞子曾在此創辦南社。

　　正當馮驥才稱贊迷樓時，管理人員卻說:“下次你再來就看不到了。”問后方知，這個表面寧靜的古村并不平靜，村里的很多人已經不想再住在這里，迷樓的主人也正在尋找買家。

　　聞聽此言，馮驥才當即決定賣畫買下這座小樓。可是好不容易湊夠了錢，房主卻多次坐地起價。最后，瞧著行市好，房主說什么都不賣了，也不拆了。就這樣，迷樓保下來了，直到今天也沒拆，反而成為周莊一個聞名遐邇的旅游景點。

　　這次在周莊情急之下的行動，竟是他在文化遺產保護之路上走出的“第一步”。

　　馮驥才說，自己投身文化保護的最初動力來自于作家的情懷，一種深切的、可以為之付出的愛。在作家眼里，民間文化不是一種學問，而是人民美好的精神生活和情感方式。

　　難覓兒時泥玩具，下定決心搞“搶救”

　　周莊之后，在舊城改造大潮中，個體奔走呼吁的力量畢竟有限，“天津古城保衛戰”中一次次失利，讓馮驥才感到灰心，但是，他并沒死心。

　　進入21世紀，轉機來了。

　　天津大學要建一座以馮驥才命名的學院，并聘請他為院長和終身教授。不久，他當選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隨后在進行民間文化調研時，馮驥才才知道原以為中華大地上繽紛燦爛和無比豐厚的民間文化已是滿目凋零。

　　在河北白溝，他找不到一件兒時著迷的泥模與泥玩具，而那里早已成為北方聞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在楊柳青著名的畫鄉沙窩，也找不到一點與年畫相關的蹤跡；在北京的古玩市場，他親眼看到民間遺存紛紛被出售……

　　當回到自己的文化中，才會強烈感受到它的困境。“那些年，我們流失了多少寶貴的、珍奇的、獨異的、歷久經年而不可再生的民間遺存，誰知道?”他考問著。

　　在他眼中，中華文化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部分是民間文化。如果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里，那么我們民族的情感與個性便由民間文化鮮明而直接地表現出來。

　　正因為如此，馮驥才以破釜沉舟的決心，發起“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干起了這件“我們要做和必須做的事”。

　　普查、登記、分類、整理、出版，搶救工作可謂一步一個坎兒。

　　在《漩渦里》，馮驥才回憶起一件普查中的往事。山東的幾名志愿者要去四川北部考察，那里天遠地荒，易生意外，他們就聚在一起，立了一份“軍令狀”，說自愿和自費做這件事，“如出意外，包括身體和生命，自己負責”。他們總共七個人，各自都先把“軍令狀”拿回家征得家人同意，最后六個人得到家人支持。

　　馮驥才的團隊每天都在搶時間，他們深知:現在不做，那就永遠消失了。可即使這樣，遺憾仍然隨時發生。

　　因為缺少資金，好多非遺傳承者沒等到記錄就已經不在了。一次，普查人員在甘肅發現一個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兒”。普查人員想錄制下來，但沒有錄像機。等回到北京設法弄到了一臺攝像機，再趕到甘肅，大家只見到了那老太太的女兒。老太太上個月已去世，臨終前還問:“他們怎么還不來啊?”

　　2006年，事情迎來轉機。國家作為保護力量的主體逐漸鮮明，非遺成了社會熱詞，于是全社會的保護體系漸漸有了一個雛形。國家非遺名錄推出、國家文化遺產日設立，馮驥才有了更多底氣和資源去做好這件事。原來好多想做而做不了的事，這下子終于有了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