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俠祖籍山東，1953年，正逢而立之年的漆俠，因“歷史問題”受到處分，調入天津師范學院（今河北大學前身），感念河北大學危難之際的“收留”，自此他扎根河北，在河北大學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教書匠”生涯，直至2001年去世都未曾離開。

　　走近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讓我們共同追憶屬于這座研究機構和它的奠基人漆俠的一段往事。

　　師從名師立志研究宋史

　　在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有一間專門的漆俠紀念室。紀念室進門左側是一排書架，右側是四張沙發椅，靠窗擺放著寫字臺，寬敞明亮的室內，一塵不染。這一切，都是依照漆俠生前辦公室的舊貌布置的。正對窗戶的墻上，掛著漆俠的遺照，上書：“史苑巨擘，宋學泰斗，盛名垂千古；學界宗師，教壇昆侖，桃李競芬芳。”2001年，這位當代宋史學界的泰斗、原河北大學教授漆俠去世，消息震動史學界。

　　少年時代立下史學之志

　　1923年生于山東巨野的漆俠，自小就喜歡讀歷史故事、名人傳記。抗戰爆發后，家鄉淪陷。1941年，漆俠隨山東流亡學生來到四川綿陽國立第六中學讀高一，這一年漆俠18歲。到六中后，“對理工全無興趣”的漆俠，大把的時間都耗在文史類書籍上。高中期間，漆俠讀完了《史記》《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以及江藩的《漢學師承記》、皮瑞錫的《經學歷史》、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高中二年級的一次作文課上，當老師問及每位學生高中畢業后的志向時，漆俠說他的志向在于“立言”，要追隨于司馬子長（司馬遷）。這一志向雖飽含少年意氣，卻成了漆俠一生為之奮斗的目標。

　　幸遇恩師

　　1944年，漆俠考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1946年秋后轉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讀三年級。這個秋天，漆俠結識了日后的恩師，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宋史專家鄧廣銘。本來對畢業后學術方向有些迷茫的他，自此決定“追隨先生（鄧廣銘）學習宋史”。漆俠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記述了聆聽恩師《宋史專題研究》第一堂課的情景。

　　“第一堂課，先生以魯北話作為基本的普通話，說得非常清楚，而真正吸引人們的則是先生講課的內容……先生從宋的立國形勢，北有強鄰契丹遼國，京都開封又系四通八達之地，由此論述宋代‘以兵立國’，以養兵作為基本國策。與此同時，對凡是有危害于專制統治的諸因素，‘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結果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為歷代所未有。先生對宋代立國規模的論述，無論從廣度上還是從深度上看，不僅是當時學術界絕無僅有的，而且這些論點，經住了歷史的檢驗，愈益證明它的正確。”

　　雖然選修了鄧廣銘的課，但漆俠起初并未與老師交談過。促成漆俠踏上宋史研究之路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兩人的幾句對話。

　　“我考入大學之后……利用卡片抄錄一些材料。期終考試時，我的這些卡片放在桌面上，先生經過時看了一些卡片，他笑著問我：‘你打算學宋史?’我說是。接著先生說：‘你有工夫可以到我家去。’自此，我總是隔些時候到先生家去，向先生提問。先生不但回答我提的問題，還指定我看哪些書。許多書是從先生家借的，除借之外，先生還給了許多書……充實了我的書架。”

　　1948年，漆俠大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部，成為鄧廣銘先生的第一名研究生。自此，漆俠開始踏上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宋史研究的學術道路。

　　專著填補宋史研究空白

　　漆俠自20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投身史學研究，使其在史學研究中嶄露頭角的，是在宋史研究領域頗具開創意義的《王安石變法》一書。

　　至今，對于王安石變法進行科學、系統、全面研究的，業內首推漆俠。

　　王安石變法，是宋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但自南宋初年到晚清近八百年間，因為材料欠缺或研究者見識不高，很少有人進行深入研究并客觀評價王安石變法。

　　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出現一個高潮。學者們開始運用近代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重新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以梁啟超的《王荊公》影響最為持久。

　　20世紀五十年代之后，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史學工作者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作了再評價，其中代表性成果之一，就是漆俠的《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一書，對北宋封建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對外關系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借此揭示了王安石變法的廣闊社會背景，闡明了變法的醞釀及其最終成熟原因，論證了新法的來源、內容、實質和變法過程中的復雜曲折的斗爭，并且指出了變法最終失敗的根源所在。

　　鄧廣銘也曾給予此書高度評價。他說，“在（20世紀）五十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俠教授的《王安石變法》一書，對于熙寧新法進行了認真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類著作。”

　　《王安石變法》的出版，在海外也產生了較大關注和影響。

　　當時，日本、蘇聯的學者都為此書寫過書評。漆俠的弟子、宋史專家陳峰，20世紀九十年代到德國慕尼黑大學訪問時，該校一位漢學家聽說他是研究宋史的，立即將一本出版于1959年的《王安石變法》拿了出來。

　　如果說《王安石變法》是漆俠的成名作，那么1987年、1988年出版的《宋代經濟史（上下冊）》則是他的代表作。

　　《宋代經濟史》近百萬字，是我國經濟史和宋史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曾獲首屆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作為史學類經典被中華書局《中國文庫·新中國60年特輯》收錄，也被商務印書館收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宋代經濟史》從人口、墾田、水利、經濟作物、經營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賦稅制度等方面，全面論述了兩宋300余年間社會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全過程，重點研究了宋代農業生產、土地關系、手工業發展、國家專利制度、商業和城市經濟、對外貿易、貨幣及經濟思想等問題。

　　該書被史學界譽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大型的、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中國古代經濟史斷代研究的專著”，是“填補空白的奠基性巨著”，是中國經濟史和宋史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歷史學家王曾瑜研究宋代經濟史多年，《宋代經濟史》出版后他曾寫了一篇書評，稱此書“集大成”。他在書評中寫道：“人們喜歡用集大成一詞形容某人的學術成就。我想，用此詞形容《宋代經濟史》一書，是當之無愧的。”

　　除了“集大成”的贊譽，在《宋代經濟史》一書出版后，學界開始有“青出于藍”之謂。

　　1987年，原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景戎華在《讀書》上發表文章，稱“漆俠先生的宋代經濟史研究，近年來創獲甚豐，特別是已經震動了素以治宋代經濟史著稱的日本史壇。漆氏乃鄧氏之高足，可謂‘青出于藍’。”

　　漆俠的同學、原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守常，說漆俠“是同班同學中做學問的成績最好的一個。（他）后來主要是研究宋史，特別是宋代經濟史，其成就是超過了鄧廣銘先生的。”

　　高徒出于名師。在漆俠看來，他在學術上取得的成績，是站在了老師的肩膀上。

　　在回憶老師的文章中他講道，20世紀宋代史學研究領域，“真正能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只有先生”，“先師鄧廣銘先生的研究給后人開創了廣闊的道路，我們應當繼承下來，并沿著這個途徑繼續探索，使此前的研究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晚年一手創建“宋史研究第一重鎮”

　　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是國內宋史研究領域唯一的“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是海內外宋史研究人才最集中、宋遼金史資料最豐富、宋史研究信息最靈通的科研機構，被譽為“宋史研究第一重鎮”。如此重要的學術研究平臺，正是漆俠晚年嘔心瀝血、一手創建的。

　　1953年，正逢而立之年的漆俠因“歷史問題”受到處分，從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調入天津師范學院（今河北大學前身）。感念河北大學危難之際的“收留”，自此他扎根河北，在河北大學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教書匠”生涯，直至去世未曾離開。1982年1月14日，經河北省高等教育局批準，在河北大學創建獨立的科研機構宋史研究室，由漆俠任宋史研究室主任。宋史研究室成員高樹林回憶，初創的宋史研究室最初連固定辦公地點都沒有，創立半年多后，才搬入河北大學北院第一教學樓的一間辦公室，后又搬遷至河北大學南院靠近學校禮堂的一所小院落。

　　有固定辦公地點后，漆俠帶領全室人員訂購報刊、書籍，創建了書籍報刊資料室，并赴北京購買了大量研究宋史的基本書籍。為了充實資料室，漆俠甚至把自己購置的線裝本《宋會要輯稿》等放到資料室，供師生查閱。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宋史研究室便是今天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的前身，而河北大學宋史研究在漆俠的帶領下不斷深化。

　　臺灣歷史學者黃寬重評價漆俠對河北大學宋史研究的貢獻時，借用臺灣學人贊譽傅斯年創建中央研究院的評語，認為漆俠完成的也是“一個無中生有的事業”。

　　漆俠長于史學研究，卻并未因此耽誤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學。他一直將“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培養了眾多教學和科研人才。

　　1955年9月考入天津師范學院歷史系、后執教于河北大學歷史系的王岸茂，清楚記得漆先生上課的情景：

　　“只見一個年輕人走上了講臺。穿的是很平常的棉衣和棉鞋，戴一頂舊棉帽子，一只耳朵在帽頂上覆蓋著，另一只則耷拉在一邊。這種隨隨便便的樣子，在校園里還是第一次看見，感覺很特殊很新鮮。可是聽了幾節課后，都認為這個老師講得好，史實清楚，觀點明確，有條有理，講課水平顯然高得多。”

　　史學專家、漆俠的學生裴汝誠則感念學生時代老師寄給他的60元購書款。

　　1956年中華書局縮印出版了《宋會要輯稿》，征求預訂。在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書的裴汝誠很想購買此書，但因經濟困難一時無力購買，幾經考慮后給自己的老師漆俠寫了封信，說明想借錢購買此書。他很快收到老師的60元匯款和附信：“此書為研究宋史者所需之書籍，速購。”裴汝誠喜出望外，深受感動。

　　事實上，當時漆俠的家庭負擔也很重，吃穿都十分節約，但助學生買書卻毫不遲滯，慷慨解囊。

　　除了科研和教學之外，入校后不久漆俠便開始指導青年教師。天津師范學院歷史系規定，每位來校或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師都要接受一位“老教師”的指導。漆俠雖然年輕，卻因為水平較高，被列入“老教師”之列。

　　漆俠在指導教師及他的研究生時，常常要強調基本功深厚的重要性。

　　在一份1989年的《教學工作總結》中，漆俠寫道：“只學歷史，學不好歷史；只學宋史，學不好宋史。”“要在專（斷代史）的基礎上通（通史），要在通的基礎上專。”“搞斷代研究，必須以通史為基礎；搞通史，必須以斷代研究為基礎。”“一個扎扎實實的基礎，才能在史學上有所成就。養成一個好的學風，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向更遠大的目標前進。”

　　斯人雖去，斯文猶存。漆俠的學術道路和建樹，治史特色及品格，都將繼續澤被學林。

　　尊師重道，嘉惠學林

　　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在漆俠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漆俠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對老師的敬重與感激。特別是到了晚年，漆俠本人也需要別人的關懷照顧，可他心中還總是牽掛著自己的老師。

　　作為鄧廣銘培養的第一名研究生，生活中，漆俠面見恩師時總是畢恭畢敬，執弟子之禮。

　　漆俠弟子李華瑞對1991年8月北京舉辦國際宋史研討會時，漆俠帶其到北大朗潤園鄧廣銘家中匯報會議議程的情景記憶猶新。

　　“那天進門落座后，漆俠師的恭敬和拘謹都在一聲帶有濃重山東鄉音的緊張問候中傳遞出來，‘老師，您好，我是來給您匯報國際宋史研討會的’，漆俠師一直前傾著身子面向鄧先生，椅子只坐了前半截，匯報完一個問題，就問一句‘老師，這樣行不行’。”

　　鄧廣銘晚年生病住院，漆俠不顧自身哮喘進京探望，并在鄧廣銘八十壽辰時，帶病從保定趕往北京，為恩師祝壽。

　　但許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出于對恩師的敬重，漆俠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并不愿讓他人知道自己是鄧廣銘的學生。

　　“1953年底，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中出了岔子，開會批判。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在一個時期之內，我既不愿意說自己是先生的學生，也不愿意別人知道我是先生的學生，唯恐有損先生的清譽。”漆俠在回憶恩師鄧廣銘的文章中，講述了當時自己內心的慚愧與不安。

　　對于自己的大學老師、歷史學家張政烺，漆俠也尊敬有加。

　　“1988年，我去濟南參加山東大學博士生的論文答辯，碰上張政烺苑峰（字）先生。張先生雖然沒有指導我論文，但他對我的厚賜終生不敢稍忘。我的心目中，苑峰師同恭三師（鄧廣銘）都是我的恩師。”漆俠曾這樣講道。

　　漆俠時常向后輩談及老師張政烺學問上的博聞強記、造詣高深，以及自己報考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研究生時，老師對他的鼓勵和幫助。

　　漆俠臨終前辦的最后一件事，是向自己的老師——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周一良的家屬起草一份唁電。然而，這封飽含對老師敬重和哀思的唁電還

　　未發出，漆俠便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