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州還記得去年，全國學術學位主管部門在對全國學位論文抽檢時，發現的一個“奇怪現象”——文化遺產方向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方向的碩博論文存在不同程度的雷同，“以……為例”的例舉式研究和寫作模式居多，而理論分析類的論文寥寥。

　　“這類論文面向呈現多元精神文化、依托積淀豐厚的遺產資源，本應有更寬博的研究視角、更多維的論證角度。”作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王福州認為這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基礎理論的缺失，已成為當前文化遺產事業的瓶頸”。

　　近日，中辦印發《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提出要加快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

　　“二十年來，非遺的實踐探索走在了觀察與理論思考的前面。”王福州認為，現在，中國非遺由保護行動向學科學術轉向的時機已經成熟。

　　移植借鑒不足以反映傳統文化本質

　　《瞭望》：從非遺保護傳承利用的實踐來看，為何必須建設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產體系？

　　王福州：中國自2004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下稱《公約》），一直秉持《公約》的理念、規則和操作形制，經歷了移植借鑒、申遺熱和規范化保護等階段。經過二十年的實踐探索，我們在非遺普查、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等方面累積了很多中國經驗，包括對具體項目實施分層次、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依托文化生態區推進整體性保護等。

　　任何事業除了實踐探索，還要有理論作支撐，若想行穩致遠更離不開學術學科作保障。中國非遺體系的發展歷史從保護起步，始自2001年昆曲藝術名列世界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到2011年非遺法的正式實施，以四級名錄制度為基本特征的保護體系正式形成。

　　保護好、傳承好歷史文化遺產的基礎之一是學術體系建設。二十年來，非遺的實踐探索走在了觀察與理論思考的前面。非遺難以脫離文化遺產的框架，而文化遺產學的學科體系建設長期落后于保護實踐，亟須從理論層面加以厘清與辨析。

　　首先，觀念需再認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直致力文化遺產保護，成效集中體現于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和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頒布實施。特別是后者，非遺的誕生讓文化遺產體系有了更為寬博的框架，物遺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價值”已難以涵蓋，有關遺產的許多評價內容和信息諸如傳統、信仰、歷史事件等非物質性均難以從單純的物質構造中解讀出來，非物質同物質一樣承載著人類記憶，而非遺的實踐探索所面對的是生活的萬花筒，所獲取的觀念難免碎片化，需要依托知識的分類體系進行具象化，從而面臨諸多操作難題。西方文化偏于外傾，慣于到自身之外去找價值的根源、宇宙的秩序以及事物的規律；而中國文化更多內向，喜好回歸內心實現內在超越，集中體現于心性修養的成果，因而非理性的并非一定謬誤，非系統的一樣反映生活本質。

　　其次，概念需再解讀。2011年頒布實施的非遺法讓中國非遺走上了依法保護的道路，創造了許多非遺保護的中國經驗，令締約國刮目相看。而從理論審視，中國的非遺保護以履約實踐為主基調，應該在移植、借鑒的基礎上謀求進一步的超越。

　　一是主體性原則需待充分彰顯。表現為一些學術研究中見物不見人，以及遺產主位觀的缺失。遺產價值既應關注歷史、科學等客位價值，亦不可忽略諸如價值觀、信仰和情感等主位價值；

　　二是分類體系需要完善。無論知識的構造體系還是分類譜系，還需有更嚴格的梳理、認識和甄別，并兼及那些與藝術無關的非遺項目與門類。特別是需將中華智慧確立為文化遺產體系的基準線，心智類、精神類、道類以及觀念性、宗教性、表述性、倫理性、禮儀性類應及時納入非遺的視野；

　　三是真實性意涵有待進一步明晰。遺產的真實性并非局限于設計、工藝、材料和壽命等物理因素，同樣存在于傳統、精神和感覺等非物質因素。真實性的廣角鏡既照射客體（物遺和非遺），也照亮主體（傳承主體和社區成員），并兼及環境因素。

　　其三，學科體系構建需再闡釋。移植、借鑒讓我們在很短時間內走上了非遺保護的快車道，而文化遺產理論包括基礎理論等的不足，阻礙了非遺的可持續發展。非遺作為文化遺產的分支體系，難以脫離文化遺產本體而存在，自身建構也必涉及本體、價值、形態、發展規律等基本問題，以及保護與管理、傳承與利用等一系列實踐問題，所有這些都需要依托學科建設，獲得系統的理論指導。

　　《瞭望》：非遺分類如何更好地體現文化遺產的主體性原則？

　　王福州：非遺的原初概念由2003年《公約》所界定，其并未局限于物遺“突出的普遍價值”，而是基于群體的生活方式，涉及實踐屬性、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等更為寬博的領域。2011年的非遺法最大限度地兼顧了中華文化的特性，圍繞各種傳統文化形式，以及與此相關的實物和場所將傳統美術、醫藥、歷法、傳統體育和游藝等皆列入非遺保護范圍，既與國際接軌，又具有中國特色。

　　分類與人類的思維形態相關，因而主體性成為文化遺產分類的至高原則。師徒間手把手，通過話語、眼神或身體語言來傳達，面對面的交流演示并非只是單純的技藝模仿，一定有主觀情感的介入。具體從形態研究切入，由單純的保護研究向本體研究以及門類規律研究深化，從非遺的概念、定義和分類進行系統論證分析，這有賴于適時啟動對現行非遺法的修訂而獲得系統解決。

　　一是避免以差異性替代共同性。差異性以共同性為前提，共同性是主導，差異性不能削弱或危害共同性。非遺項目或門類無論與藝術是否存在關聯，皆不可打著非遺的旗號或借口文化的藝術性、審美性和娛樂性，舍棄割斷文化與生活、信仰等的原生性聯系；也不能借高雅文化之名，對社會實踐、禮儀、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等進行矮化或邊緣化。

　　二是避免元文化與表現形式的錯位。今天已風格化定型化的音樂、舞蹈、戲劇、曲藝等藝術表現形式皆生長于活動、禮儀、節慶等原始文化形態，與生產生活存在原生性聯系。同時，其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且是身體的延伸，進而具有藝術、審美和娛樂等特性，呈現變異性發展過程。社會實踐、禮儀、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以及傳統手工藝等成為上述藝術表現形式的自然元形態和文化土壤，二者相互交織融會。保護實踐中不可厚此薄彼。

　　三是避免文化內在表現形式的遺漏。文化遺產保護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功不可沒，但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是，無論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還是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均體現歐洲的“物質價值觀”，其分類體系、評估體系、設計機構以及保護措施等也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盡管2003的《公約》不斷強化尊重意識，但任何遺產皆有其自身的發生與發展軌跡，自然就有相應的分類與解釋路徑。

　　中華文化有著許多優秀特質，而目前的分類更加關注生產和生活方式“外化于行”層面的知識累積與提煉，“內化于心”層面的概括與挖掘存在缺失，一些觀念、倫理、禮儀、表述、宗教等類別，以及傳統生產方式演化形成的人類智慧與技藝類精神性遺產，還有如中國人察天文、觀星象、利用地磁和星術進行卜占預測的體系等一些充滿中華智慧的文化創造被疏漏了。

　　《瞭望》：去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完善理論研究體系。你對下一步推進有何建議？

　　王福州：中國非遺從素樸的實踐感知向理論自覺躍進絕非一蹴而就。

　　非遺能否獨立成科須首先回答其是否為獨立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非遺作為文化遺產的非物質形式，難以脫離其本體結構，與物遺相互關聯相互依存，而非“硬幣兩面”的關系。準確定義并恰當闡釋非遺以及展開合理保護是構建文化遺產體系的基礎性工作。

　　非遺與文化遺產的關聯性源自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即后世文明對中華文明思維與觀念的承繼，成就中華文明框架體系的持久與連續。非遺作為文化遺產的非物質形式，前者以情趣、思想、理想、意志和觀念等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更深刻的層次上受民族的歷史文化影響；而后者作為歷史文化母體蘊含民族和時代的元文化狀態，包括原始的記憶、神話、傳說、圖騰等原始胚胎。二者存在臍帶關聯，結構上同源，并與主體的文化同脈，非遺與物遺共同構成文化遺產本體。

　　非遺學依賴文化遺產學，二者皆以形態研究為根基。

　　自2013年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先后命名了三批共23個“國家級非遺保護研究基地”，依托代表性傳承人與人文社科領域專家以及相關研究機構，學術重點由保護研究向非遺的本體特征以及門類的形態特性轉移滲透。

　　形態學的存在歷史很長，近年來逐漸向遺產等相關領域拓展滲透，專注于物質與非物質等核心話題，形態因之成為認知遺產的基本單元和抓手。形態學著眼遺產的構成規律與知覺的心理規律，而從學科角度需要借助系列研究成果做支撐。這些基礎性研究包括文化遺產形態學和非遺形態學等，前者是框架工具，后者是非物質分支，還應有物遺形態學的支撐以及物遺學科體系自身的重新整合等。唯有文化遺產的框架體系完善了，研究基礎夯實了，才能逐步向非遺學和文化遺產學過渡。

　　2022年5月2日，貴州省黔東南州苗族蠟染刺繡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榕江縣塔石鄉烏吉苗寨，村民在制作蠟畫胡攀學攝/本刊

　　學科建設時機已來臨

　　《瞭望》：以非遺為例，加快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還面臨哪些挑戰？

　　王福州：非遺說到底是文化問題，既有自信與自覺，又反映民族的文化觀。有了好的基礎理論建構與學科體系，非遺保護可持續性會加強，也能使文化遺產更好地活起來，并在國際上樹立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

　　2003年的《公約》是歐洲中心論主導下的產物，隨著西方自身問題的不斷暴露和欠發達國家對自身民族文化的不斷對比反思，非西方文化早已不是陳腐或效率低下的代名詞。我們的東亞近鄰日本根據自己的非遺特點，提出“文化財”這個原創性的概念和范式，曾產生相當影響力。使得日本有機會向世界闡述有別于歐美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產生了積極影響。

　　有關遺產特別是文化遺產的體系建構，源自傳統文化的根脈，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相互依存，須以確保文化結構的完整為前提，防止被肢解。而學科設置應立足塔尖綜合布局，兼顧其綜合與交叉特性，物質的一支與非物質的一脈交相輝映。依托藝術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等基礎學科，同時依托文化遺產形態學、非遺概論、非遺形態學等專業課程，總之圍繞文化遺產學形成學科群。

　　在各高校，文化遺產學需要補充和完善學科規范、教材規范和培養規范。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近600所高校開設了和文化遺產相關的課程教育。作為綜合性、交叉性很強的學科，其建構受著諸多相關學科理念和方法的限制，需要建立起相對完備的學科體系，加大文化遺產領域的人才培養力度。

　　《瞭望》：建構反映中華文明特點的文化遺產學科體系，路徑為何？

　　王福州：2021年，“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標志著非遺已滲入普通高校本科教育，對文化遺產事業將產生積極影響。同年，國務院學位主管部門同意有關學位授予單位開展非遺方向人才培養試點，可結合自身學科專業優勢，在相關一級學科或專業學位類別下設置“非物質文化遺產”方向，有條件的單位也可設置“非物質文化遺產”二級學科。“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設置為二級學科，這表明在國家學科體制中正式確立了非遺學科的地位。同時表明中國非遺由“保護行動”向文化遺產學“學科建設”轉向的時機已來臨，這必將涉及文化遺產的教育、學術與學科等系列變革。

　　我認為中國的遺產體系僅就學科建設有三項基礎性工作：

　　一是文化遺產學可嘗試升級為學科門類。此為牽引，既適應現行管理體制，又可明晰未來發展路向。當務之急，推出幾所有基礎的高校或院所展開教學試點，內容包括有關文化遺產以及非遺的形態研究成果及相關基礎理論課程。以此為起點，推廣普及。

　　二是優先厘清文化遺產體系。分類是體系化的關鍵，中國的博物理論曾深刻影響了西方的學科學術，對傳統研究方法的深度挖掘亦是現實之需。當下一項重要學術工作便是對文化遺產進行定位，從學術層面厘清其固有內涵；在此基礎上對現有遺產類型進行梳理，借鑒國際上對遺產體系的類型劃分，以物質和非物質屬性進行統攝，根本厘清自然遺產、物遺、非遺、工業文化遺產、農業文化遺產、體育游藝類遺產間的關系。

　　三是構建文化遺產學學科群。從文化遺產的本體特征和形態特性入手，區分物質體系和非物質體系，依托文學、藝術學、歷史學以及民族學、民俗學和人類學等傳統學科，以強化遺產的本體和門類的基礎理論研究，形成遺產形態研究的系列成果。同時，學科群作為體系，學術層面既要向傳統學科廣泛采借，包括田野調查、實證分析、系統分析以及統計學、訪談口述等方法，還要在此交叉地帶實現接通，以體現體系的交叉與綜合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