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轉型、幫扶農戶、開博物館、自創品牌……藏族編織、挑花刺繡工藝的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楊華珍是一位“寶藏孃孃”。十多年前,她從攝影記者轉型為繡娘,帶領一群孃孃走出大山、闖蕩江湖。她將藏族編織、挑花刺繡工藝與羌族刺繡結合,開創了藏羌織繡。今天,我們邀請到了這位“寶藏孃孃”,與我們分享她的故事和夢想。
與蜀繡、蘇繡等四大名繡相比,藏羌織繡在技藝上的特點是什么?
藏羌織繡可以說是一本無字的情書。
藏、羌、彝,相當于一家人的“三姐妹”。這些少數民族的刺繡都是實用性非常強的,因為要穿在身上,要不怕水洗,要結實,還不能縮水,所以在選材時這些都是有考慮的。
相比而言,四大名繡更精細,觀賞性強。不過藏羌織繡也可以做到精細,比如盤金繡唐卡。主要取決于用途,如果是做生活中用的東西,就不能太精細,就要用麻布,或者皮革、棉布。在這些材質上就不能用絲線去繡,是一種粗獷的美。如果是要做唐卡刺繡,那就會很精細,一根絲線甚至可以撇成幾十根去使用。
藏羌織繡與四大名繡的另一個區別是,藏羌織繡的色彩更鮮艷。因為我們生活在大山上,草原上季節到了,花也開了,各式各樣的顏色都“撞”在一起,在藍天白云下,非常鮮艷。我們的設計、搭色這些跟大自然有關,靈感也來源于大自然,所以我們用色要鮮艷一點,還有撞色要多一點。
再一個區別就是,因為羌族是沒有文字的,那么我們要表達自己的心情,就要用到色彩和圖案,所以藏羌織繡可以說是一本無字的情書。
聽說您以前是攝影記者,是如何轉型成為藏羌織繡技藝傳承人的呢?
汶川地震過后,我帶了18個老姐姐走出大山,去闖蕩江湖,一半藏族一半羌族。
我從小就幫著媽媽做針線活,七八歲時自己縫了個布娃娃,十二三歲時給自己做了第一雙鞋,平時還會幫兄弟們縫補衣服。到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在我們寨子上就小有名氣了,要嫁人的新娘子會專門來找我做衣服。
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時,我還是阿壩日報社的攝影記者。那天我接到報道任務從馬爾康趕赴成都,地震發生時我乘坐的大巴車正好在映秀。這個過程中,我也在不停思考,作為災區的一員,我能夠做什么?
汶川地震過后,我帶了18個老姐姐走出大山,去闖蕩江湖,一半藏族一半羌族。一群老姐姐一起創業,很不容易。
我作為總設計師,當時做了好多小東西,但不曉得它的價值是好多,該咋個賣,就算不來賬。當時就靠他們買東西的人幫我們算賬,我們就說用了好多材料、用了好多工,按50塊錢一天,這樣子算。買我們東西的人告訴我們還應該加上房租費、水電費和稅收利潤這些。還是多靠那些好心人。
創業期間我們也有幾次后悔,準備散伙,但是又不甘心。10多年走過來,雖然我們不懂經營,但我們就用心,公平、公正地去給別人做事,我還是一心一意做我的手藝人,用手藝來幫助農村婦女,我們現在也常常到農村去辦培訓,我覺得走到今天好像還是不錯。
您剛剛提到了用手藝來幫助農村婦女,這是藏羌織繡的一種傳承方式嗎?
這就是‘協會+公司+傳承人+農戶’的模式,我們起先對這個模式是沒有計劃的,都是在實踐中慢慢摸索出來的,還是非常成功的。
說到傳承,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團隊,有高學歷的年輕人,他們的理解能力強;也有農村婦女,她們動手能力強。
我們初期成立了一個藏羌織繡協會,協會下面有一個公司,公司里面就有我們的傳承人。我把作品的花樣設計出來,交給傳承人打樣,然后把材料、樣品發到農村去,讓農村婦女大批量地來接訂單。她們按照樣品做完返回來,我們再精加工。這么多年就是這樣子做的。我們的傳承人也經常要去農村辦培訓。
這樣我們既保護了,又傳承了,又增收了,這個是讓我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這就是“協會+公司+傳承人+農戶”的模式,我們起先對這個模式是沒有計劃的,都是在實踐中慢慢摸索出來的,還是非常成功的。
我們幫助了很多的農村婦女,特別是四五十歲的農村婦女,她們上有老、下有小,沒法出去打工。做刺繡就可以留在家里面,既照顧了老人,又照看了小孩,也種了自己的農田,剩下的時間接一些訂單,這樣子來增收。我們現在做得比較有規模的地方是在汶川,大約有500名繡娘上崗,她們接的訂單全部都是做出口的。另一個地方就是九寨溝。
另外,我們還有非遺進社區、非遺進高校的傳承方式。我們現在工作室就是在社區里,這些都是公益性的。我們和四川大學、西南民族大學、成都紡專等高校都建立了合作,在四川省藝術職業學院開設了藏羌織繡技能課程,生源非常好,也越來越多。前幾年我很擔心傳承,因為年輕人不喜歡也坐不住,現在年輕的學生不斷地進來了,我也不需要為傳承擔心了。
您在2009年成立了藏羌繡苑,也就是現在的成都華珍藏羌文化博物館,為什么會想到要開辦博物館?
我的心愿就是把博物館建好,給社會留一點東西。
因為我比較喜歡跟古老的東西對話,喜歡去解讀它們。我的博物館的展品是慢慢收集積累的,是用來搞研究的,也容易讓人找到靈感。祖先給我們留下的這些東西是我們的根,我們掌握到了,一定要進行二次創作,這個是很重要的。為什么呢?因為作品能代表作者的心,更重要的是它能代表這個新時代。所以我們大量的工作是在收集、整理、再創作,還有傳承。
收集我們一直沒有間斷過。每年春暖花開的時候,我都要帶學生回到藏羌彝族的地方去拜訪老藝人。高手在民間,拜訪這些老藝人,向他們學習,收集回來后,再整理、再創作、入庫。
再過10年,我就是70多歲的人了,我的心愿就是把博物館建好,給社會留一點東西,方便大家學習,也方便我二次創作。
這些年來藏羌織繡跟不少大品牌都有合作,您覺得從中有何收獲?
我們通過跟各大品牌合作,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我們就有意識,要做自己的品牌。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藝術沒有界限。國外的品牌這幾年不斷地在找我們合作,一方面是看好我們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看好我們中國市場。中國市場這幾年也比較流行中國風,國內的品牌也紛紛來找我們合作。
我的徒弟里面有碩士研究生,還有博士。我們通過跟各大品牌合作,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我們就有意識,要做自己的品牌。不過做品牌,說起簡單,做起難,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沒有兩代人是做不出來一個品牌的。現在就是我有傳統的想法,我的徒弟他們年輕人有時尚的想法,我們就可以用傳統的和時尚的相互碰撞。所以做我們自己的品牌,我的希望主要還是寄托在年輕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