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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川籍藝術品市場研究者，現任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研究員的馬健對成都藝術品市場的成長有著切身的感受，更為可貴的是他還擁有經濟學的視角，并出版有《收藏投資學》、《收藏品拍賣學》和《藝術品市場的經濟學》等著作。為了更深入了解成都地域文化特色、地方收藏性格及藝術品市場成長歷程和現狀。
記者：不同文化地區的藝術品市場會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成都藝術品市場是否有其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馬健：成都的藝術品市場的確深受地理因素和本土文化的影響。從地理上看，四川盆地是名副其實的“四塞之國”，交通不便，古代尤甚。所以，大詩人李白才會發出“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的千古一嘆。這種地理環境導致了四川人固有的“盆地意識”。從文化上看，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自漢景帝末年的蜀郡守文翁在成都興建中國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文翁石室”以來，成都的文脈和“尚文”之風幾乎從未中斷：從漢賦四大家中的司馬相如和楊雄，到位列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楊慎，再到新文化運動主將吳虞和當代文壇巨匠巴金。班固在《漢書》里的評價“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可以說是非常準確的概括。
記者：那么，成都人的收藏文化是如何養成的?
馬健：自秦昭王時代的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就“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被譽為“天府之國”。這種地理環境和經濟狀況使成都人多次躲避了歷史上的戰禍，長期過著相對安逸的生活。受這一大背景影響，成都人的骨子里有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好耍”精神。舉個例子，我那些生活在成都的高中同學建了一個QQ群，群的名字叫“這周咋個耍”，討論的主題就是美食和游玩。成都人的“好耍”，由此可見一斑。而成都人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圖“好耍”。因此，成都收藏者的興趣比較廣，除了人氣最旺的書畫和瓷雜，玩玉器、木器、佛像和古籍的人也不少。
記者：成都曾被稱為中國“收藏第三城”，成都的藝術品市場是怎樣成長起來的?
馬健：如果從改革開放算起，成都最早的古玩藝術品市場當屬上世紀80年代初在猛追灣游泳池周圍自發形成的“市集”。從自發形成，而非政府主導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成都人將收藏作為一種休閑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收藏觀。隨著“收藏熱”的升溫，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成都又陸續形成了二仙庵古玩市場、草堂寺古玩市場、送仙橋古玩藝術城和三國古玩城等多個藝術品交易中心。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994年的四川翰雅拍賣行不僅成功敲響了藝術品拍賣的“西部第一槌”，而且同中國嘉德和北京翰海一起被國家文物局確定為最早進行綜合文物拍賣試點的3家拍賣公司之一。而成立于1998年的成都上河美術館則是中國第一批由民營企業創辦的私立美術館，也是中國第一家聚焦于具有前衛性的中國當代藝術的美術館。雖然由于種種原因，翰雅拍賣行和上河美術館都沒落了，但二者卻是成都在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史上留下的濃重兩筆。
記者：川籍當代藝術家的市場影響力舉足輕重，但成都本地藏家似乎更鐘情中國書畫?
馬健：是的，成都本土的收藏者對書畫的興趣頗濃，對油畫感興趣的人相對較少。如果將目光聚焦于中國書畫和當代藝術的話，成都藝術品市場的“兩極分化”特點十分突出：
一方面，在中國當代藝術界，“四川畫派”的影響力之大是眾所周知的，以至于有人開玩笑說，四川話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工作語言，不懂四川話的人很難研究當代藝術。這種說法雖然有些夸張，但也并不為過。記得有一次，我在杭州參加蔣再鳴兄策展的“反光：新藝術縱深邀請展”，晚上吃飯，每桌都傳來熟悉的川音，簡直讓人有一種身處成都的錯覺。但遺憾的是，“四川畫派”的很多重要作品都不在成渝兩地，而是在外地甚至海外。例如，臺灣山藝術基金會對上世紀80年代“四川畫派”的收藏就是壟斷性的，“傷痕美術”和“鄉土繪畫”中的所有代表作幾乎都被囊括其中。由于成都經濟水平的客觀約束和成都本土藏家的長期忽視，盡管成都早已成為了中國當代藝術的創作中心，但一直都不是市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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