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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度公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后更名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來，這份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世界遺產”名錄或“清單”受到了全球性的關注，在中國更是形成全民性話題，成為連續多年的社會文化熱點。搶救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重點包括了各式各樣的民間的、口頭的、手工的、技藝的、游藝的、表演的、世俗的、民俗的文藝娛樂俗信技術，這些一向被認為是價值不高、意義不大、技藝不精、形式不雅的文化遺產被重新定位。這種價值再認，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價值顛倒或價值顛覆。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全世界人民一起合力請進或抬進到人類文化的寶庫和藝術的殿堂中來了。從本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寶庫和藝術殿堂中新添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種和樣式。這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觀念變革，也是人類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006年，福建湄州媽祖祭典入選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8年，天津媽祖祭典（天津皇會）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成為“媽祖文化”的補充名錄；2009年，中國申報的“媽祖信俗”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即“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俗稱的媽祖文化在全球和全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保護中經歷過的這幾次大的“入遺”進程，包含著豐富的時代信息和深刻的社會變革投影。
2006年，福建湄州媽祖祭典進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就具有極大突破性和示范性。這是我國國家級名錄中較早出現的以民間信仰為核心的項目。在此之前，民間信仰由于其內容駁雜、形式復雜、意義繁雜通常被置于謹慎對待的境地，它們本身也與民間俗信、迷信、信仰、宗教、祭祀、崇信有著多樣的關系和關聯。要把這樣的文化對象列為文化遺產保護對象，首先要從過去的破“四舊”的文化價值觀中跳將出來；其次要改變橫掃一切“封建迷信”的文化立場；再次要清醒地辨析文化對象的“主體”“主流”“主要”的文化意義；復次要深刻地意識到文化對象的傳統價值、現代意義、普適內涵和永恒人性。“媽祖文化”從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開始，到隨即成為我國進入“世界非遺”項目中唯一俗信類代表作，顯示了國家的文化選擇、文化判斷、文化價值和文化立場，也展示了國家的文明姿態、文化觀念和文化態度。這里面最大的變化是國家對自己的文化傳統的珍惜，對民間民眾文化的尊重，對傳統文化向現代化轉型的自信，對文化傳統復雜關系的清醒，對傳承繼承、批判繼承、判斷選擇、弘揚發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精神的堅守。
媽祖文化受到國家和世界尊崇是一個標志性的文化事件。這一事件在以后數年產生了許多重大的社會效益、效應和文化象征。媽祖文化源發自福建湄州，宋代以降不斷傳播，影響深遠。首先是向我國南北海岸線傳播，中國大陸沿海各城市鄉村幾乎沒有不見媽祖傳播遺跡的，往北抵達天津時，更沿襲出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天津皇會。往南越過南海抵達“南洋”諸國諸島。只要是有中國漁民、漁船、漁人和遠航遠洋及遠遷華人蹤跡的地方，媽祖信仰和媽祖文化就在那里生根開花。其次，媽祖文化向東傳播幾乎覆蓋臺灣及諸島，成為兩岸同心同文同信同宗的最有說服力的文化表征。媽祖信俗在成為國家級非遺名錄之前，兩岸同胞，乃至香港、澳門同胞就多年堅持以民間的、自發的方式在大陸福建、廣東多地舉辦媽祖祭典活動。媽祖文化成為國家級非遺名錄后，大陸和港澳臺地區的民祭大多升格為公祭，在兩岸民眾中產生了共鳴和深刻影響。媽祖文化進入“世遺”，更是讓大陸和港澳臺地區以及廣大海外華僑歡欣鼓舞，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全球性影響的事件。2014年，澳門媽祖信俗也成功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再次，媽祖文化向內地的廣泛傳播。這一傳播路徑，是隨著沿海地區人們在經商、從軍、事功等各種遷徙帶來的媽祖文化傳播。在云南、在湖南、在新疆等等地方，媽祖文化從海洋傳入廣闊的內陸。
媽祖文化是中國海洋文明最重要的精神支撐。它與我國舟船發明、羅盤指南、天文天象觀測一樣，為遠洋遠航的人們帶來精神寄托和情感依托。有宋以來，歷朝歷代帝王對媽祖女神多有封賜和加冕，使媽祖海洋女神的地位更加莊重莊嚴更加深入人心。這也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日益繁盛、海洋文明更加高度發達的一種精神力量和精神保障。這是中國海洋文明的一種個性表達、個性塑造、個性特征。從這些歷史現象和文化立場來看，媽祖文化的意義就是不言而喻的，媽祖文化成為國家級遺產乃至世界級遺產也是理所當然、當之無愧的。這就是媽祖文化作為一種俗信進入世界遺產的當下視角和當代價值。
包括媽祖文化在內的我國眾多的民間文化遺產，是整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文化傳統還有它自己的獨特特性。其中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民間文化有許多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有些甚至是傳自于史前，傳自于文明誕生之前，傳自于文字產生之前的文化，這種時間的久遠性和遠古性，使民間文化彌足珍貴。二是民間文化往往都是具有廣泛的民眾性，是民眾集體創造、集體使用、集體傳承的，也是民眾人人喜歡、代代相傳的。至少從這兩點來說，民間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就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在，黨中央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非常重視，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很重要。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能在數十年時間里迅速在經濟上崛起，有很多問題要深入思考和準確定位。我們在經濟上強盛起來，文化上一定要相應匹配，有硬實力也應有軟實力。我們的社會經濟成就首先歸功和來自于偉大的改革開放實踐，另一方面它一定還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看不見的手”、看不見的作用，我以為這就是我們傳承不絕的幾千年的文明和數萬年的文化傳統。此外，我們要在全球化的時代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擴大交往、深化交流，我們需要有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話語、自己的面貌、自己的姿態，而偉大悠久的中華文明正是我們的“天然”優勢，是祖先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也是我們確立基本身份、話語、面貌、姿態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骨血。黨中央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要有“文化自覺”的深遠意義正在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在近年來一系列國際交往中強調文明對話、交流、和諧、和平、和睦的外交實踐及其取得的重大國際影響和積極反響，也證明這是正確的文明選擇和文化判斷。
中國學術文化研究近來借鑒西方說法有將傳統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區分，無非是將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進行區分。我們自己的學術傳統中一直也有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別。現在人們的共識是：大小傳統都是傳統的互補性結構，廟堂文化和民間文化是文化傳統的一紙兩面。所以，當我們敘述中華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我們不能將“文明”、“傳統”只做片面、局部的解讀。習近平總書記在敘述弘揚中華文化傳統時，特別指出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博物館里的文物、田野中的遺產、古籍中的文字（思想與哲學等）這三種形態的傳統構成中華文化傳統整體架構和面貌。從非物質文化遺產角度看，對其資源進行系統梳理也是必不可少和迫在眉睫。
在提及傳統文化的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時，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了“四個講清楚”的要求，即：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要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這四個“講清楚”的任務，在我看來，首先應該是學術界的任務。要完成這四個“講清楚”，學術界任重道遠。同樣，在非遺研究領域，“四個講清楚”的任務也是十分艱巨艱難的。
以天津皇會為例，作為媽祖文化的重要樣本，天津皇會是傳統文化典型樣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鼎盛時期，天津皇會曾經多達七百余道，可以想見它曾經的紅火。雖然它至今余存不過百余道皇會，但是一當它搬演之時，天津舉城狂歡、萬人空巷，依然顯示出它與這個城市的深厚深刻的歷史關聯。天津皇會呈現出的競技性、竟賽性、絕技絕活，也透露出天津這個水陸碼頭的城市性格：身懷絕技、闖蕩世界、爭強好勝、天不怕地不怕。這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城市，是一個崇尚狂歡式自由精神的城市。媽祖文化傳至天津，不僅伴隨著天津城市化的歷史進程，而且由于其拱衛京畿的城市地理位置，沾上了“皇家氣象”，一方面崇敬皇權，一方面視京城帝王的稱譽為崇高榮譽，媽祖文化披戴上了“皇會”的霞帔。雖然福建媽祖作為“始祖”也在歷朝歷代多有皇帝賜封，但是天津皇會只記住了帝王對自己花會的特別贊譽，他們為自己的光榮而光榮，為自己的獨門絕技而自我欣賞、自我陶醉。天津皇會是媽祖文化中的獨特景觀。天津皇會是天津歷史、現在、未來都必須正視的一個事實和存在。所以，無論是就媽祖而言，還是就天津而言，“講清楚”天津皇會種種社會情狀就是一個重大、嚴肅、必要的學術課題。
與許多大城市或中小城市一樣，由于我們的科學的遺產觀確立得太晚，所以大多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毀掉了自己的“古”“舊”風貌，結果導致了“千城一面”。千城一面是城市文化的一種偏執、滑稽、失誤。但這個事情已經既成事實，并且不能因此否定我們的城市依然需要建立、保持、完善它的文化個性和文化豐富性。這種多樣化的文化建設思路、文化資源、文化現實的可能性在哪里？出路就是每個城市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曾經留意日本的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我以為他們在“千城一面”、現代西方文明的外表下或空間中，用時間交替中的民俗、節日、祭祀、表演等等保持著城市的個性和不同。這可以給我們以啟示。我們許多城市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獨特傳說、風俗、表演、技藝、形象、建造、符號等等，像天津皇會一樣，既有媽祖文化共性又有天津皇會個性，各個皇會又爭奇斗艷。這些是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資源。如果把它們再丟失掉了，其后果就不僅是“千城一面”，還要加上“千人一面”，那時我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態就真正是危機四伏，走入窮途末路了。由此而論，搶救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是一項十分重大的事情。希望我們的國家、政府、學界、百姓都能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學術界而且要做得更多一些，把這些遺產“講清楚”，再把這種“講清楚”傳播出去，讓人們普遍接受與理解，最終形成全民的“文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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