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們的文藝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學習貫徹這個新論斷新要求，對推動社會主義文藝繁榮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極為重要。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曾批評有的同志言必稱希臘，而忘記了自己的祖宗。吃迷信洋人、民族虛無主義的虧，我們黨在歷史上付出過慘痛的代價。必須總結和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具有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也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使之與全民族共同的美學情感、追求和理想息息相通、共鳴共振。

　　一、中華美學精神的核心理念是不懈地追求真善美的統一

　　◎在今天，中國最根本的真是社會主義能夠強中國的真理和中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真實，最大的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最高的美是人民創造歷史的中國故事和中國奇跡，而它們統一于13億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奮斗。

　　一個民族的美學精神，就是全民族共同的美學情感的燃燒點、美學追求的總趨向和美學理想的深層內核。而一個民族有什么樣的美學精神，集中體現著該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力量，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狀態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追求。而中華美學精神的核心理念，就是追求真善美的統一。誠然，追求真善美的統一，在世界范圍具有普遍性。例如可以說，它也是古希臘美學的核心理念。不過，由于社會歷史條件不同，中華美學和古希臘美學對真善美的理解難免各有特點，對真善美統一基礎的認識也不相一致，其美學精神及影響就判然有別。

　　中華春秋戰國美學與古希臘美學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中華民族經過漫長的原始社會，約公元前21世紀建立夏王朝，又歷經殷商、西周，自公元前770年進入天子權力式微、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頭，于公元前800年接續愛琴文明而興起，不久即進入興盛時期。中華美學大致以公元前544年季札觀樂為標志，西方美學大致以古希臘鼎盛于公元前523年的畢達哥拉斯為標志，幾乎同時臻于成熟，都追求真善美的統一，而精神旨歸卻大異其趣。

　　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樂，他對所歌各國風雅頌幾乎都加贊“美” ，對其善卻評價不一，還根據各國詩樂預言其國運興衰，表現了真善美相區別又相聯系、追求真善美統一于現實社會的思想。儒家特別重視美和善的區別和聯系，孔子贊賞“盡善盡美” 、孟子提出“充實之謂美” 、荀子認為“無偽則性不能自美” ，他們都主張真善美統一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道家的老子似乎把真善美都否定了，他說“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慈孝” ，其實并非否定道德和智慧，而是主張以愚民治國，所謂“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他倡言“上善若水” ，就是一種道德觀和美善統一觀，又是一種以柔弱勝剛強的智慧和謀略。他又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也并非真的否定美，或認為真善美無法統一，而是尖銳批判當時社會中廣泛存在的美與真、美與善脫離甚至背離的現象，其真實目的不正是要發展真善美嗎？所以劉勰指出：“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 ”可見春秋戰國諸子是一些在社會紛亂中以天下為己任、主張尊德重民的思想家，追求真善美統一于現實世界。他們相信“夫民，神之主也” ，將國運不系于神而系于德，以美德之政使民眾歸心。后世曹丕所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白居易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李漁所謂傳奇三美“曰情，曰文，曰有裨風教” ，顧炎武所謂文須“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 ，都是這種傳統的弘揚。

　　古希臘人則把哲學和科學看作同一個范疇，其美學大家幾乎都是職業哲學家和科學家。畢達哥拉斯創立學派，在數學上取得了諸如發現勾股定理、黃金分割律等成就，美也被歸結為數的和諧與比例。他進而將數神秘化，斥可見的世界為虛幻，認為數是萬物的本原，真善美統一于神秘的數。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評述說：“數學與神學的結合開始于畢達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臘的、中世紀的以及直迄康德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學的特征。 ”柏拉圖繼承了畢達哥拉斯的神秘主義，認為塵世的美只是對上界真正的美的摹本，只有少數靈魂不曾習染塵世罪惡的人能在迷狂狀態中回憶起上界真正的美。真善美就統一于神秘的理念和上界。后來羅馬的普洛丁明確講，真實就是美，善在美的后面，“神才是美的來源” 。奧古斯丁則把柏拉圖主義改造成為基督教的哲學論證，服務于神學教義。

　　中華春秋戰國諸子還對殷周以來逐步形成的一系列美學范疇如文與質、禮與樂、和與同等，加以豐富和發展，對真善美統一進行了多層面的闡釋和多樣化的表達。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又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就側重從內容和形式并重的層面闡釋了真善美的統一。后世畫論的形神兼備、文論的文道統一、樂論的聲情并茂等，都是這種文質統一觀的傳承。因而在中華藝術發展史上，形式主義美學很少居于主導地位。

　　古希臘美學在把神當作真善美的本原、把塵世的美斥為虛幻的同時，又為后世形式主義美學的發展埋下了種子。中世紀末期的圣托馬斯·阿奎那就說，“每一個事物憑它所特有的形式就是善的和美的” ，“美屬于形式因的范疇” 。到18世紀英國經驗主義美學，博克認為“美的外形很有靈效地引起某種程度的愛” 。德國古典哲學大家康德則提出“自由美” ，它“不以對象的概念為前提”而“單純依形式而判斷” 。

　　古希臘延續約650年就滅亡了，但古希臘美學提出的真善美統一的思想成為西方美學的重要傳統，直到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出來才遭到了顛覆。而中華文明則是世界唯一延續至今并仍然擁有強大生命力的古老文明。先秦美學提出的真善美統一的思想在后世持續傳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使之升華到一個新階段。在今天，中國最根本的真是社會主義能夠強中國的真理和中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真實，最大的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最高的美是人民創造歷史的中國故事和中國奇跡，而它們統一于13億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奮斗。

　　二、中華美學精神的特色是崇尚崇高之美

　　◎至高無上的天地有崇高之美，萬民景仰的黃帝堯舜也有崇高之美，因為這些圣人的道德境界如天之無所不覆、地之無所不載一樣偉大高尚。而“人皆可以為堯舜” ，所以，對崇高之美的推崇是中華美學精神的普遍要求和突出特色。

　　中華民族對崇高很早就心懷敬仰。《詩經·大雅》吟詠“崧高維岳，駿極于天” ，是對大自然的崇高的禮贊。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競相建筑宏偉而精美的臺榭，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 。崇高在春秋末期被表述為“大” ，含義也更加深廣。季札觀樂時稱贊《韶》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 ”孔子也說過：“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

　　戰國時期，孟子進一步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莊子則說堯舜在一起討論過“美”和“大” ，并概括說：“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就是說, “大”也是美,一種高層次的美。莊子進而提出“大美” ，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

　　“大”和“大美”都指崇高之美。至高無上的天地有崇高之美，萬民景仰的黃帝堯舜也有崇高之美，因為這些圣人的道德境界如天之無所不覆、地之無所不載一樣偉大高尚。而“人皆可以為堯舜” ，所以，對崇高之美的推崇是中華美學精神的普遍要求和突出特色。

　　（一）崇尚崇高之美，造就中華美學精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獨特氣質。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說過：“美要倚靠體積與安排” ，“一個非常大的活東西，例如一個一千里長的活東西，也不能美，因為不能一覽而盡，看不出它的整一性” 。然而，《莊子·逍遙游》卻描述：北冥有鯤，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 ，“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莊子又說鯤鵬雖然大、飛得也很高，但還不符合他的理想，因為鯤鵬背負青天需要憑借厚達九萬里的風。莊子要達到的“逍遙游” ，是要順著天地的本性，駕馭自然六氣的變化，自由地遨游于無限的時空，而無需任何依賴。

　　亞里士多德以有限的視野直觀具體事物的美，莊子則以天地為對象，自由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不僅把握“天地之大美” ，而且修為自身的大美。這與孔子的“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或“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謂異曲同工。所以，中華美學的崇高之美關鍵不在對象外在的體積與安排，而在“天地大美”與“萬物成理”相互映發的大境界。把握這種大境界，需要“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的大視野大自由，需要熔感覺和想象、認知和體驗于一爐的大智慧大襟懷，最終獲得心靈體悟的豐收和自身修為的提升：這正是崇高之美的魅力所在。

　　“天地之大美”既是對大自然崇高之美的總括，也指明崇尚大自然崇高之美所要體悟和獲取的兩種高尚品質和精神力量，亦即《周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概括天之“大美”在于天的運行剛強勁健、永不止息，君子應加以效法，始終志存高遠、奮發進取。中華美學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中，“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 ，到處發現著“天行健”崇高之美豐富多樣的表現，獲取著自勵、勵人自強不息的精神力量。面對奔流不息的江水，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激勵人們珍惜時光，努力進取。面臨老之將至，立志統一大業的曹操發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豪唱。遭遇政治挫折的李白，堅信“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無論境遇逆順，都始終志存高遠；無懼征途艱險，都始終一往無前：這正是“天行健”賦予中華民族“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的樂觀自信的大氣魄，“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里觸龍門”的排山倒海的大力量。中華美學的這種精神氣質，不僅使中華文化在發展中高峰迭起、長盛不衰，而且使中華民族歷經劫難而不倒、千錘百煉更堅強。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概括了大地崇高之美在于它厚實和順、廣闊無垠、容載萬物，君子應當由此體悟和培養寬厚的美德和恢宏的氣度，勇于開放和樂于包容。這種大境界有如“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那大草原的廣闊無垠，有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那大沙漠的雄渾壯闊，有如“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川”那大山脈的雄壯奇偉。大地崇高之美的大境界培育了中華民族“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大視野，樂于包容萬物、不斷增厚美德的大襟懷。

　　所以，中華民族能夠在東漢接納外來的佛教。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景教等也在漢唐時期先后進入中國。漢代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拓陸上絲綢之路，溝通不同文明間的文化交流。唐朝派遣高僧玄奘西行印度學習佛經、鑒真東渡日本傳播佛經；佛教逐漸吸納儒家、道家思想而在中國本土化，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基因。明代派遣鄭和七下西洋，譜寫了不畏艱險、跨越重洋、和平交往的英雄史詩，開辟了遠至非洲東海岸和阿拉伯灣的海上絲綢之路。

　　（二）崇尚崇高之美，培育中華美學精神愛國愛民的獨特風骨。

　　中華美學認為“天地有大美” ，人的社會實踐也有“大美” ，重民愛民和愛國主義就是人的崇高之美的核心。古人很早就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春秋戰國時期，對民的重視成為諸子共識。老子說“圣人恒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孔子提倡“泛愛眾而親仁” ；墨子主張“兼愛” ；孟子強調“仁者愛人” ，等等。誠然，他們對民的重視并非站在人民的立場、而是從鞏固統治的需要出發，所以老子和孔子都明確表達過愚民的思想，這是他們的局限。但是，把對人民的態度與社會安寧、國家命運相聯系，具有歷史的進步性。重民愛民和愛國主義因此成為社會的崇高之美。

　　這種崇高之美，首先體現在以民為本的天下觀及人生態度上。孔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這非常了不起。孟子說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石破天驚的話，也需要很大的勇氣。他還對齊宣王說：“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孔、孟這種胸懷和作為，就是崇高的。“天下為公” ，后來成為明末清初王夫之、黃宗羲等和清末孫中山批判封建制度的武器，對今天反腐倡廉仍然有其現實意義。而“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成為中國文人代代相傳的高尚情操；關心民瘼、憂國憂民成為中國文藝的一個崇高主題。杜甫的“三吏” 、“三別” ，被世人譽為“詩史” ，他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名句傳誦千古。

　　這種崇高之美，還體現在把國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公私觀及高尚德操上。《尚書·周官》說“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即要公忠為國，民眾才會心悅誠服。 《左傳》又說“公家之利，知無不為” ，即有利于國家的事，知道了就要盡心盡力去做。春秋戰國諸子大都把為國為民視為公，要求“致忠而公” 、“公而忘私” 。也有把“公”表述為“義”的，如墨子說“義，志以天下為芬” ，認為義就是立志把天下的事作為自己分內的事。

　　孟子還提出了“浩然之氣”的美學命題。那是“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的一股正氣，是“配義與道” 、“集義所生” 、發自內心的一種志氣。養成這種正氣、志氣，就能在任何情況下都有骨氣堅守自己的氣節和信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正是中華美學崇尚崇高之美所激發的極為強大的精神力量。

　　孔子說：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軍殺害前曾留下絕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 ”對崇高之美的崇尚，就這樣使中華民族公忠公勇的高尚德操代代相傳，無數志士仁人的錚錚鐵骨和堅貞氣節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詮釋和培育了中華美學獨特的精神風骨。

　　三、中華美學精神的品格是辯證地推動真善美不斷發展

　　◎正是在真善美與時俱進的發展中，中華美學精神因魯迅精神、延安精神等的輝耀而更加神采奕奕，因鼓舞13億中國人民創造艷驚世界的具有歷史新質的真善美而更加光芒萬丈。

　　中華美學把發展理解為真善美自身的本性，尊重真善美發展的客觀辯證法，努力運用辯證的方法推動真善美的發展。

　　（一）以和合之道促進真善美發展。

　　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即不同的東西彼此相和才能生出新的事物，若所有的東西都一樣，就不再發展了。孔子也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華美學正是以這種和合之道來促進真善美的發展：肯定美的存在的多樣性，到處發現著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和心靈的美，而它們并行不悖、相映增輝。承認不同事物相生相成，在對立統一中發展變化，因而對于真善美的探索可以有不同的途徑、態度和見解，道家可以強調“道法自然” 、“清靜無為”而偏重“出世” ，儒家可以強調以“仁”為本、“修齊治平”而積極“入世” 。這種包容使諸子百家及后世學子得以博采眾長、融通創新，如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就在儒家觀念基礎上對道家思想有所吸收，對中國文人的人生態度和心胸襟懷產生了深遠影響。提倡藝術美創造的多樣性，尊重不同的風格流派和創作方法，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成為兩大藝術潮流，從《詩經》和《楚辭》發端，到唐代李白和杜甫，到宋詞“合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 ”的婉約派和“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 ”的豪放派，到明清小說《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和《西游記》《聊齋志異》 ，都取得了杰出的藝術成就。

　　（二）在戰勝假惡丑的進程中發展真善美。

　　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美丑在比較中得以顯現，在斗爭中得到發展和轉化。事實上，中華美學史貫穿著克服假惡丑、發展真善美的主張和實踐。如六朝綺艷之風，它講求對仗、聲律，但視野狹小、情思萎弱、片面追求形式美。這種風氣到初唐仍然影響巨大，成為文學健康發展的障礙。在唐朝建立的第一個30年，連唐太宗君臣都站出來反對浮靡文風；到第二個30年，有初唐“四杰”出來批判仍然盛行的綺艷詩風；第三個30年，又有陳子昂等人出來批判綺靡詩風。但直到盛唐時期，李白、杜甫等才開創了一個風骨聲律兼備的嶄新局面，在詩壇徹底掃除綺靡之風，使唐詩登上了藝術巔峰。又經過安史之亂，韓愈、柳宗元等興起“古文運動” ，文起八代之衰，創造出一種暢達明朗、便于“明道”又實用的新型散文，才結束了脫離生活、僵化死板、華而不實的駢文對文壇的長期統治。

　　（三）以與時俱進的精神推動真善美發展。

　　《周易》說：“日新之謂盛德。 ”所以要“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中華美學認為真善美也是發展的，必須以與時俱進的精神加以推動。劉勰說：“歌謠文理，與世推移”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不就是由先秦散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戲劇小說構成的與時俱進、奇峰迭起的藝術美發展史嗎？自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今天，中國的文藝史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不斷譜寫出新的光輝篇章。正是在真善美與時俱進的發展中，中華美學精神因魯迅精神、延安精神等的輝耀而更加神采奕奕，因鼓舞13億中國人民創造艷驚世界的具有歷史新質的真善美而更加光芒萬丈。我們堅信，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一定能更加切實地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力地推動社會主義文藝大發展，使中華民族向上向善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力量代代相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