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徠書院因徂徠山而得名。徂徠山位于山東泰安市，其主峰太平頂與泰山玉皇頂對峙。早在《詩經(jīng)》里就有“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的贊美。徂徠書院設于徂徠山西北長春嶺。今天，在長春嶺處，只有幾間房屋，幾塊斷碑。此處被稱為“作書房”，這就是徂徠書院部分遺址。

　　徂徠春秋

　　南宋范成大在其《驂鸞錄》中道出天下有四大書院，即徂徠、金山、岳麓和石鼓，徂徠書院排在首位。

　　徂徠書院的創(chuàng)辦者叫石介。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人，歷任鄆州、南京推官。因他曾在徂徠山下講學，學者稱之為“徂徠先生”。石介20多歲中進士，曾任國子監(jiān)直講，官至太子中允。他為人耿直，多次撰文指斥時弊。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老家服喪期間，創(chuàng)建徂徠書院，聚徒講學。

　　徂徠書院的創(chuàng)建與發(fā)展與孫復密切相關。孫復（992—1057年），字明復，北宋晉州平陽人。據(jù)記載，他因家境貧寒，曾受到范仲淹接濟。孫復一生治學勤奮，曾任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jiān)直講，官至殿中丞。

　　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石介調(diào)任南京為官，結識了因貧困而流落于此的孫復，兩人一見如故。第二年，孫復由石介引領來到泰安，筑室聚徒，開始講學。兩年后，孫復又在岱廟東南興建學館，名之為“信道堂”。從此，孫復廣收生徒、講學授經(jīng)。后來，岱廟擴建，信道堂并入岱廟院內(nèi)，孫復就到泰山南麓的棲真寺，聚徒講學，學者們也因之稱孫復為“泰山先生”。

　　石介作為京東名士，主動拜布衣孫復為師，其意甚誠，歐陽修說：“介執(zhí)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孫復因此很快名揚天下，石介的行為也被傳為佳話，天下士人多慕名匯集于泰山徂徠，讀書求道。因師徒兩人為學謹厚，學問見解一致，所形成的學派被稱為“泰山學派”。

　　在泰山徂徠的眾多學子中，有一位名叫胡瑗。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祖籍陜西安定堡，被稱為“安定先生”。胡瑗在泰山苦讀十年不歸，終成學問豐厚、通古博今的學者。讀書期間，無論生活多么艱苦，胡瑗總不廢學業(yè)。據(jù)記載，胡瑗每接到家信，只要看到書面上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投到書院旁的溪澗之中，以免讀信分散精力。后人遂將胡瑗投書之地名為“投書澗”。胡瑗以及以上提到的兩位“先生”，被后人稱為“宋初三先生”。也許因這“三先生”，徂徠書院名聲更為廣播。

　　承道明道

　　在孫復、石介所處的時代，佛道二教興盛，他們意欲通過共同努力，重振儒學。師徒二人主動承擔起了這個歷史責任，他們與范仲淹等人一起興起了“復古勸學”的活動。與此同時，他們提出了接續(xù)儒家的“道統(tǒng)”主張，甚至還效法唐代韓愈，列出了儒家“道統(tǒng)”的名單。“信道堂”取名“信道”即表達“信守道統(tǒng)”之意。石介也努力為儒家爭取正統(tǒng)，言必稱道，他曾說：“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堅持的道是孔子之道，此道既關乎人倫社會，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設立規(guī)范，又為政治統(tǒng)治確立社會秩序，他說“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于是，他也為這個道設立了道統(tǒng)，此道統(tǒng)包括從伏羲到孔子諸位“圣人”，以及從孟子到韓愈等眾多賢人，甚為詳盡。

　　為更好發(fā)揚儒家道統(tǒng)，孫復、石介，以及胡瑗等人身體力行、尊經(jīng)明道，開啟一代治學新風。孫復作為北宋著名的經(jīng)學家，其關于《春秋》的研究為學界所重。今存的《春秋尊王發(fā)微》十二卷，是他學術思想的代表作。他認為孔子作《春秋》是以“天下無王而作也”，在孫復看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于“尊王”，是由于當時王室衰微，諸侯強大，王權削弱，禮崩樂壞。因此“尊天子、黜諸侯”應該是孔子《春秋》的立論基礎。因此，孫復突出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思想。同時，他對傳統(tǒng)經(jīng)典注疏有過激進的批判，并跳出傳統(tǒng)章句訓詁的風氣，主張“文以載道”。他說：“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朱熹稱贊孫復：“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于圣經(jīng)，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圣人個意思。”石介也認為，道應該“萬世可長行，一日不可廢”，而文則需要“本于教化仁義，根于禮樂刑政，而后為之辭”。朱熹對石介評價也很高，認為他是一個剛介的，具有如孟子所說的“不動心”的人，是超過韓愈而僅次于“關、洛諸公”的第一等人。胡瑗的學術也以經(jīng)學見長，在解經(jīng)上，他強調(diào)“以理為勝”，這與傳統(tǒng)訓詁之學有很大不同。同時，胡瑗的易學也有自己的特點，他不同于西漢災異之說、東漢讖緯之說，同時也不專守玄學觀點，而代之儒家綱常名教之說和性命道德之言，頗具后來的道學意味。

　　啟發(fā)后學

　　宋明理學的興盛與泰山徂徠書院的學術宗旨和治學風格關系密切。孫復、石介在泰山興辦書院，講授儒學，開啟道統(tǒng)，發(fā)揚經(jīng)學的教化作用，從經(jīng)典中發(fā)現(xiàn)性命之理，這種治學方式對后世影響很大。

　　首先，泰山學派的重道精神對宋明理學思想的開辟起到了先導性作用。宋初的這幾位先生，對于經(jīng)典，以明道為主，不恪守一家、一經(jīng)，博采眾長、匯通群經(jīng)，構建儒家的道統(tǒng)。這一點對后來宋明理學家們匯通各家學派，豐富發(fā)展儒家心性義理之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泰山學派明體達用、文以載道的“道論”確立了后來宋明理學重要的學術方向。還有，泰山徂徠書院本身這一教學形式，對理學的發(fā)展和傳播也起了示范作用，以至后世理學家多以書院為依托進行學術研究、教書授課。因此，泰山徂徠書院以及由此形成的學派，不論是對后來儒學的道統(tǒng)延續(xù)、學理的創(chuàng)新還是辦學形式的確立，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啟發(f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