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紀至6世紀，中國處于混亂的南北朝時期，戰爭和民族大遷徙促使胡漢雜居，南北交流，來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諸國的異質文化與漢族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影響，促使中國服飾文化進入了一個發展的新時期。

　　南北朝時期的胡漢服飾文化，是按兩種不同的性質和方向互相傳移的。其一是屬于統治階級的封建服飾文化，魏晉時基本遵循秦、漢舊制;南北朝時，一些少數民族首領初建政權之后,鑒于他們的本族習俗穿著不足以炫耀其身份地位的顯貴,便改穿漢族統治者所穿的華貴的服裝，尤其是帝王百官，更醉心于高冠博帶式的漢族章服制度。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北魏孝文帝的改制：486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帝始服袞冕;494年(太和十八年)改革其本族(鮮卑族)的衣冠制度；495年接見群臣時他就頒賜百官冠服。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其二是在實用功能方面比漢族統治者所穿寬松肥大的服裝優越的胡服，向漢族勞動者階層傳移。北魏孝文帝曾命令全國人民都穿漢服，但鮮卑族的勞動百姓不習慣漢族的衣著，有許多人都不遵詔令，依舊穿著他們的傳統民族服裝。官員們“帽上著籠冠，褲上著朱衣”，連孝文帝的太子也私著胡服，從洛陽逃回平城，后被廢為庶人。

　　這是由于服裝是民族傳統文化的象征，有民族的習慣性，鮮卑族原來的服裝樣式比漢族服裝緊身短小，且下身穿連襠褲，便于勞動。這種服裝是鮮卑族人民在長期勞動中形成的，孝文帝在推行漢化過程中未能中斷其在鮮卑人中的流行，反而在漢族勞動人民中間得到推廣，最后連漢族上層人士也穿起了鮮卑裝。

　　其根本原因，就是北方胡族服裝便于活動，有較好的勞動實用功能，因而對漢族民間傳統服裝產生了自然傳移的作用。在同一時期，西域各國商民來到中國經商，在中國歸附定居的也不少。北魏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曾談到當時“自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至，于大秦(羅馬)，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趨塞下”，“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余家”。

　　南北朝時期這種胡漢雜居，來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的異質服飾文化與漢族傳統服飾文化并存和互相影響的情形，構成了中國南北朝時期服飾文化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