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的現代建筑體系，完全是建立在歐洲、美國等西方發展的語境之中，形成了傳統和現代的關系。而中國人用全自然的材料形成了一個可持續千年的彈性體系，這是能啟示未來的體系。所以中國傳統建筑所討論的，其實大量是關于未來我們的生活應該向哪個方向變化的議題。這不只是關于重新確認中國人文化身份的問題，也對未來發展有重大的啟示價值。

　　在為梁思成先生所著《圖像中國建筑史》撰寫的序言中，林徽因先生就提到，中國古建筑的木結構體系，最大的特征在于它是裝配式的，而裝配式建筑，是當時西方正在探索的現代建筑模式。所以林徽因先生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傳統建筑用西方的角度看，就是現代的，所以中國建筑有特別大的機會，可以直接跨入西方所說的現代觀念中去。

　　然而林徽因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這種“狂想”，直到今天也沒有實現。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在于，木材是一種自然的材料，而不是工業材，本身的變形是比較大的。中國人的偉大之處在于，把自然變形的材料做成了一種高度精巧的裝配式體系，按道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變形的材料很難量化。而中國人通過工匠的技巧，把彈性的、變形的材料做成了體系，全世界沒有第二個文化產生了這樣的體系。但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這種體系向現代化體系的轉化，是不會自動完成的，而是需要全新的探索，才有可能成功。

1933年，林徽因在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梁架上

　　比如上文提到，從唐宋到明清的木結構體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底是什么樣的原因促成了這樣一個大變化？我們不妨以較為直觀的“屋頂”為例。關于中國屋頂的形式，至少有兩種說法，互相都有爭議。一種是“飛鳥”，像鳥的翅膀一樣在飛起；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是帳篷的帳幕。我覺得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是在唐代到宋代的這一段時間，我更傾向于它是“飛鳥”的一個體系，屋頂都是很扁的，而屋檐挑出很遠，像鳥的翅膀一樣。從宋代開始，建筑的屋頂就開始朝高聳的方向發展，到了明清就發展到更高。

歷代木構殿堂外觀變化圖，出自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筑史》

　　我個人認為，元代是這種變化發生的一個轉換期。帳幕式的審美，實際上是在元代，通過蒙古人的文化傳播進來的。我們現在看到描繪元上都景象的畫作，全部是用帳篷搭起來的，像故宮一樣的結構，非常清楚的中軸線，建筑當然就像帳幕一樣，很高聳，和明清的故宮就很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當中，一直在融合一些新的東西，這些變化在中國傳統建筑中是有著鮮明體現的。所以明代故宮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產物，因為在宋元戰爭之后，之前的傳統實際上是中斷的。

　　用今天的說法，明代可以被稱為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明代的北京城是完全按照中國經典書籍像《周禮·考工記》的記載，再疊加元大都原有平面格局而形成的一座全新規劃的城市，而不是自然發生的中國建筑傳統。

　　如果說你想學建筑的話，無論是年輕人，還是作為一個建筑愛好者，中國就是全世界最好學建筑的地方。因為我們保持著一千年、兩千年甚至更長更完整的建筑發展線索，全世界沒有幾個地方有這么豐富的傳統，讓你能看到幾千年中建筑的演化。

　　如果說以上內容，是在與西方建筑學進行比較的前提下，來談中國的傳統建筑與建筑傳統，那么為了尋找中國古建筑體系向現代建筑體系轉變的路徑，我覺得更有必要回過頭來，分析一下我們今天對中國傳統建筑的看法、角度，包括對這種話語體系的描述，是怎樣發生的。

　　在中國歷史上，關于建筑的記錄并不算多，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為中國人是喜歡寫歷史的，中國是一個歷史大國，但恰恰我們就從來沒有一本建筑史，按照歷史沿革對建筑進行梳理和記錄，這樣的書和文章是缺失的。所以才會說，梁思成先生出版的《圖像中國建筑史》是第一本中國人寫的建筑史，因為前面確實沒有這樣的建筑史著作。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的建筑發展，和西方很不相同。文藝復興之前，西方建筑的發展跟中國其實是很像，建筑在歷史中自然演化，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而文藝復興之后，西方開始有了一種反思的自覺性，重新研究建筑史。他們通過尋找古跡進行印證，開始在廢墟中去看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建筑，這種傳統一直發展到18—19世紀考古學興起。所以他們的建筑史，實際上是一個學術成果，不是一個歷史上自然形成的建筑史，而是今天新編的一個建筑史。梁思成先生寫的這部著作，也是典型的新編建筑史。

　　梁思成先生的研究，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因為在那個時代，中國不可避免地和外部世界發生了碰撞。我在林徽因先生寫的序言中讀到一段文字，非常有感觸。那是在1930年代初，她用一種非常悲痛的語調，說當時像上海這些已經開埠的口岸，在拆除傳統的中國建筑，同時再造一些西方的建筑，長此以往，中國的文化要出大問題，她甚至認為可能要整體崩潰。面對這樣的危險，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是在大聲疾呼。

黃鶴樓失火后，在原址上以西式建筑樣貌復建的“警鐘樓”

　　實際上，中國傳統建筑的體系在當時幾乎還是完整地保存著，只是非常零星地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而當我們在不到一百年之后，重新閱讀這段文字時會發現，林徽因先生所擔心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中國的傳統建筑，曾經完整存在的中國傳統建筑體系，已經完全崩潰了。那么我們就要討論一下，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它和我們的建筑學研究有什么關系？

　　在西方的傳統里，古典建筑史所討論的主要是宮殿、教堂這些大型的紀念性建筑，而民宅等內容，在西方建筑史中是不作為重點內容的。與此相同的，還有城市與園林。而且關于建筑本身，基本上是把這個建筑視作一件獨立的藝術品。

　　而實際上，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傳統很大不同，不只是官方的宮殿、寺廟這些建筑，才是建筑藝術的成果，中國民間建筑的內容非常豐富，這是西方建筑史根本無法比較的。比如至少在宋代，中國民居就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先進的程度。很可惜的是，民間建筑在很長時間內并不在建筑史研究的主要視野中，所以中國民間建筑被破壞得非常嚴重，我覺得是特別讓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就是城市。今天我們動不動就說怎么樣提高城市化率，每次聽到這個表述的時候，我就覺得特別可笑，因為中國可以說是全世界最早的、大規模形成全國城市化體系的國家。中國的每一座城市，在歷史上都是西方城市無法比擬的規模和質量，而我們的現代化過程當中，其中很大的問題就是對舊有城市的摧毀，從拆城墻開始，把中國的城市全部拆掉，之后再追求城市化，這是特別不可思議的一個觀念誤區。

　　因而我覺得，通過研究中國建筑史，大家應該能夠形成的一種反思，我們要重新認識到中國傳統的價值，以及它對于未來中國現代建筑探索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