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建筑歷經數千年獨立未輟的發展，形成了內涵豐富、風格獨具、成就輝煌的體系。它不僅對朝鮮、越南、日本等國的傳統建筑形成了深刻的影響，17-18世紀以來，還促成了歐美園林藝術趨向注重自然美的自由式布局的轉折，以及生態景觀建筑學的萌生和發展。

　　從世界建筑文化背景比較，中國傳統建筑最顯著、也一度被認為是最詭異的特點之一，就是各種建筑，包括都邑、村落、宮宅、園囿、寺觀、陵墓、道路、橋梁，以至礦山和水利工程等，從選址、規劃、設計到營造，幾乎無不受到所謂風水的深刻影響。

　　通過近代以來，尤其是當代眾多學者的研究，已經清楚的是，對待這一環境觀，其實也正像觀照一只中國古代羅盤那樣，如果僅僅看到其外周以河圖、洛書、九宮、八卦、十二辰、二十四向、二十八宿等古代宇宙圖式的“編碼”，組成了令人眩迷的復雜圈層，由于時代隔閡難以為今人理解，甚至直斥為迷信，而看不到其核心，即所謂“天池”中那枚小小的磁針，無視它就是一個曾變革了世界歷史進程的實實在在的科學之物，那么，這種觀照方法，也可說是盲目的，至少也是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

明清時期刻畫復雜的羅盤

　　就本質而言，風水在其悠久的歷史發展中，曾經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也通過理論思維，吸收融匯了古代科學、哲學、美學、倫理學、心理學以及宗教、民俗等方面的智慧，集中而典型地代表和反映了中國傳統建筑的價值取向、科學和藝術的真知，自有其歷史意義和合理內涵。實際上，在西方現代地理、地質、生態、景觀、建筑物理以至心理學等相關理論和方法傳入中國之前，風水曾在這些領域對中國傳統建筑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產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響，這既是不能回避的歷史事實，也是它被發掘于今天的學術發展之中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不了解風水，就無以洞悉中國傳統建筑的奧秘。

　　一、風水的淵源沿革

　　在歷史上，風水又別稱堪輿、形法、地理、卜宅、相宅、圖宅、青烏、青囊、陰陽、玉尺、山水之術、理義之術，等等[1]。

　　正如諸多古代學者和風水家考證的那樣，風水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傳說時代，即伏羲、黃帝時；而“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見載中國最早的典籍如《詩經》《尚書》等，都有古代先民選址規劃和經營城邑宮宅活動的史實性記述，被歷代風水家奉為“經旨”。結合相關考古材料分析這些記述，并對照風水著述及其實踐，可知風水的要義，不外乎“堪天輿地”“相土嘗水”“體國經野，辨方正位”，即考察天文地理，主要是地質、地文、水文、氣候、風向、日照、植被等生態環境及自然景觀的構成，然后擇其吉而經營人居環境（包括亡人的居所，即墓葬），使之與自然生態環境及景觀有機協調，臻于天人合一，也就是先秦孔儒《中庸》倡導的所謂“參天地，贊化育”。

　　相關的理性思考，則如晉人郭璞指出：

　　夫陰陽之氣，噫而為風，升而為云，降而為雨，行乎地中為生氣；生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

　　還提到：

　　《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

　　特地申明了風水理念源自古人。

　　事實上，如《國語》記載公元前550年周太子姬晉追述“古人”的環境觀念：

　　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鐘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庳，以鐘其美。是故聚不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材用，而死有所葬。……其后伯禹……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鐘水豐物，封崇九山，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神無閑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唯此之慎。

　　其中“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材用，而死有所葬”，顯然就是郭璞強調的“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

　　重要的是，這一觀念排除了超自然的神的意志，還借由“陰陽”“氣”等中國古代哲學范疇得以推衍。如《左傳》記載公元前544年吳國公子季札贊美《周頌》：

　　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另如《國語》記載公元前522年周景王的樂官伶州鳩闡發音樂之道：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利，備物而樂成。

　　而如《禮記·樂言》也同樣強調：

　　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土蔽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凡此“處而不底，行而不流”“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陽而不散，陰而不密”等，同前述“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或“夫陰陽之氣……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的所謂“風水”理念，無疑出自一轍。往后，到了著名的《老子》，這一理念更被升華為中國古代的宇宙生成本體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以抱陽，沖氣以為和。

　　除了相關理念，風水在其悠久的發展歷程中，還形成運作方法不同的諸多流派。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就曾載明當時已有“形法”和“堪輿”兩大流派，各有不同的著述。其中如《山海經》《國朝》《宮宅地形》等屬于“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的形法；而《堪輿金匱》《堪輿歷》及《圖宅術（書）》《大衍玄基》等則為“其法亦起五德（五行）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的堪輿著作。

　　形法和堪輿這兩大流派的分野，至少在《周禮》的記述中已明顯反映出來。在周代或春秋戰國時期，建筑選址規劃和經營活動，通常由“地官司徒”轄官來執掌，“夏官司馬”轄官兼及，是從地理的角度，考察自然生態環境及資源，評估其環境容量，進而選址、規劃并加以經營，涉及“土會之法”“土宜之法”“土圭之法”“土化之法”“土均之法”“任土之法”及“形體之法”等，毫無迷信可言。另一方面，還要由“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之禮”的“春官宗伯”及轄官，從天地人神交互感應關系的角度，以各種巫占方法抉擇都邑、宮宅、陵墓、宗廟等建筑的方位及興造動遷時辰的吉兇。其中有屬于占星術的“分星”“星土”，即后世所謂分野；“歲時”相當于后世的“堪輿”，即黃歷擇時之法；所謂“望氣”，即觀測預報氣象的“十輝之法”；還有卜筮的“三兆之法”，按《連山》《歸藏》《周易》卜卦的“三易之法”；以及用“天時”或盤，即羅盤的前身進行占卜，等等。

　　從《周禮》所述這兩類事務的宗旨、內容、方法及實際意義看，也從《山海經》《管子》《司馬法》《考工記》《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先秦迄漢的相關著述看，其傳承后世，主流是專注地理方面，沿革于漢代而形成形法；屬于支流的，則為巫占方面的“宗廟之法”，漢代的堪輿正是其苗裔。

　　風水的兩大流派，歷經魏晉南北朝而傳承至唐宋以后，形法又衍稱“形勢宗”，堪輿則演為“理氣宗”。明初名儒王《青巖叢錄》曾經明確述及這兩大流派在地域和義理上的最主要區別：“后世言地理之術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于閩中，其源甚遠，及宋王乃大行；其為說，主于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五星（行）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學浙閩傳之，而今用之者鮮。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贛人楊筠松、曾文遄，及賴大有、謝之逸之輩，尤精其學；其為說，主于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注龍、穴、砂、水之相配，其他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于今，大江南北，無不遵之。”清代丁芮樸《風水祛惑》則指出：“風水之術，大抵不出形勢、方位兩家。言形勢者，今謂之巒體；言方位者，今謂之理氣。唐宋時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門戶，不相通同。”

　　事實上，形法或形勢宗同堪輿或理氣宗比較，前者以其豐富的實踐理性的成分和明顯的科學及美學價值，一直“行于士大夫中間”，所以流行應用較廣，也因此得以成為風水的主流，對傳統建筑的影響也更直接、更深刻。如明清兩代，形勢宗的風水就曾為皇家倚重，以至于都城、宮苑、陵寢等建設，殆皆“以形勢為宗”。而堪輿或理氣宗的風水，其拘忌既多，迷信尤著，自漢代迄今，曾經屢屢遭到激烈批判，甚至在宋代依循其“五音姓利”之說經營皇陵的時候，也未免引發諸多非議。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回避其對中國傳統建筑，尤其是傳統民居等世俗性建筑的影響。典型如明清北京的四合院，實際就多是遵照緣自“星土”“星卦”的“福元”“大游年”“穿宮九星”以及“截路分房”等堪輿或理氣宗的方法布局的。離開這些方法，則不能解釋四合院的布局規律，例如為什么如果東南開門，廁所則必設置在西南隅，等等。

　　此外，風水各流派間的聚訟和滲透，也是不容忽視的史實。例如，正是在風水各流派關于建筑“辨方正位”以追求天人合一的長期職業活動中，以“土圭”與“天時”即盤結合，歷經漢代以天然磁石制備的司南，到唐代以后終于完成了“中國對科學最偉大貢獻”之一的劃時代的發明和發現，也就是人工磁化鋼針制備指南針的發明，并以之較比土圭測景即用景表測日影來定向，進而發現了磁偏角。

　　二、風水的基本取向

　　風水的基本取向，特別關注于人、建筑、自然的關系，即“天人”關系，其理論思維建立在中國古代哲學框架上，同左右中國古代數千年文明的“天人合一”宇宙觀和審美理想，有著根本的一致。

　　基于悠久農業文明歷史經驗和理性思維，風水認為，自然有其普遍規律即“天道”的存在與運作，“作天地之主，為孕育之尊，順之則亨，逆之則否”。而“山川自然之情，造化之妙，非人力所能為”，質言之，即“天不可得而為之”，“蓋古有尋龍之伎術，而無造龍之匠工；功高大禹，導洪水必因山川”。

　　在風水看來，人既是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人的生死也是自然生態鏈上的一環，人倫道德或行為準則，即“人道”則應與天道一致。人既不能違背天道行事，更不能仗恃人力同自然對抗，可以也必須積極認識、把握和順應天道，以之為楷模而巧加運作，參與并促進自然的進化，才能達到合天人的至善境界，滿足人生的需要。所以風水認為“人與天地并立為三，非天地無以見生成，天地非人無以贊化育”；“尋龍擇術，天道必賴于人成”；“陰陽變化，自然之道也，循而窮之，雖山川詭異，莫能逃焉”；“百工之巧，工力之具，趨全避缺，增高益下，微妙在智，觸類而長，玄通陰陽”；即一切人工造作，必須“因其自然之性”；“故工不曰人而曰天，務全其自然之勢，期無違于環護之妙耳”，如此等等。

　　人不可或缺的居住環境，所謂“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被風水視為人安身于自然及社會的中介，強調“夫宅者，乃是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獨信命也”。其中，宮宅、苑囿、都邑等概稱陽宅，墓葬則稱陰宅。雖然“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為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為，而西施之服可為也”；還務必從根本上順應天道，本于自然的生態系統，建構宅的人工生態系統。這就是所謂“宅以形勢為身體，以泉水為血脈，以土地為皮肉，以草木為毛發，以舍屋為衣服，以門戶為冠帶；若得如斯，是事儼雅，乃為上吉”。與此同時，“宅修造，唯看天道；天德、月德、生氣到即修之，不避將軍、太歲、豹尾、黑方及音姓忌宜，順陰陽二氣為正”。

　　外在自然的天，在人與自然協調合同的理想中，也被賦予了肯定性的價值和意義，甚至被擬人化而具有道德意志和情感內容。人與自然兩情相洽的審美觀照，很早便成為中國古人現實生活的重要內容；自然美的發現認識，充分發展而升華成為自然美學，也成為建筑藝術哲學的重要構成。倡言“而乃怡情山水，發其所蘊，以廣仁孝于天下后世”，與傳統山水繪畫同稱“山水之術”，而且在事實上也成為山水藝術先聲的風水。對宅居環境，則強調“人心巧契于天心”，“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以人之情逆山水之情”，細心地審辨和選擇；還須因地制宜，“如畫工丹青妙手，須是幾處濃，幾處淡，彼此掩映，方成佳境”地巧加經營。以風水作為傳統美學與建筑實踐的中介，中國古代建筑因而以其注重景觀人文美同山川自然美的有機結合，顯現出意象雋永，美不勝收，形成鮮明特色。

　　在“崇效天”的理想追求中，風水還竭力按照陰陽五行、八卦九宮一類的宇宙圖式來把握和經營宅居環境，來表征天人合一或天人感應的傳統信仰。這樣，便形成了中國古代建筑的顯著性格或基本精神，其如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所指出：“皇宮、廟宇等重大建筑當然不在話下，無論城市里集中的或是散布于田園中的房舍，都常常顯現出一種對‘宇宙圖案’的感覺，以及作為方位、節令、風向和星宿的象征主義”；“將深沉的對自然的恭謙的情調與崇高的詩意組合起來，形成任何文化未能超越的有機的圖案”。

　　三、風水的選擇意向

　　在風水看來，重要的是，“人之居處宜以大地山河為主，其來脈氣勢最大，關系人禍福最為切要。若大形不善，總內形得法，終不全吉”。山川自然既非處處皆可安頓人生，宅居環境能否處在“陰陽之樞紐”，即喻為人體之“穴”的風水格局中，是至為關鍵的。作為宅基的穴，應是“內氣萌生，外氣成形，內外相乘，風水自成。內氣萌生，言穴暖而生萬物也；外氣成形，言山川融結成形象也；生氣萌于內，形象成于外，實相乘也”。就是說，理想的風水格局既須有山川聚結，形成內斂向心的外部空間圍合，具有優美的自然景觀；更要有維持生命存在并促成其發展的“生氣”充盈其間，具有生態良好的內在環境質量。這樣，“宅”遂能處在“山水相交，陰陽融凝，情之所鐘處也”，處在人與自然兩情相洽的最佳關系中。

　　穴的選擇，有很多具體而微的方法和過程，如龍、砂、穴、水，即風水“地理四科”的審辨，以及察驗生氣和辨方正位等。其中諸多風水術語，以“山川之情性不一……位置各殊，因形立名，顧名思義，貴夫近理”，裨益于“相江山而擇吉，曉人有法”。這種表述方式，具有很強的直感形象性和象征隱喻性，表現出非常豐富而生動的聯想力和濃郁的審美情趣，很多深刻的哲理也寓意其中，反映了中國古代類比外推式的整體思維特質。而無可回避也不容忽視的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之一，風水的這種“喝名”，還引人矚目地一直傳承在今天各地的山川名勝的地望中。

風水的環境選擇模式（上）

和生態意向（下）

　　至于水，夙被古人喻為“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也，故曰水具材也”，也被風水視為與“地氣”“生氣”，即生態環境息息相關的決定性要素，認為“水飛走則生氣散，水融注則內氣聚”。因此，水環境的選擇，也備受風水注重，論述很多。概略而言，要綜合考慮諸如耕、漁（包括家養水禽）、飲、用（包括水能）、去污、舟楫交通、調節小氣候、設險防衛、備水患，以及景觀的審美等作用與價值，因而要對水質、水量、水體形象，如深淺、流向、動靜、彎環、潴聚以及色、香、味、聲等，逐一加以考察和評價，做出抉擇。最吉利的模式往往是河曲呈五行之金所表征的圓弧形，合同龍、砂環抱纏洄穴周宅前，稱為金城、金水、冠帶或玉帶。至于人工經營的水體，例如北京紫禁城的金水河，蓋由此取形并稱名；而傳統民居、寺觀、祠壇前面常見的半月形風水池，也由此衍出。關于這一模式的內在機理，最早在春秋時代的《管子·水員篇》中就曾有精辟的科學闡發，被當代水文地質學家評價為“可與今日自然地理中河道變遷規律的研究相媲美”。

　　對山水即所謂龍、砂、水圍合的穴，還要進一步查驗其生態質量、地質，尤其是土壤、地下水等情況，則開挖探坑稱為金井來勘察，甚至要稱量土重以確定其承載力。最后，從景觀的角度，對穴周山川融結之勢，即陰陽向背、遠近離合、大小高卑、形象優劣，連同以其作為底景、對景與側景的主從秩序及呼應關系等，予以統籌權衡，最后勘定基址的中心點，稱之為穴中或金井，進而抉擇基址的坐向方位，使宅基同山川自然的關系處于最佳狀態。朝向又稱山向，辨方正位又叫分金立向，最早的方法是晝立景表測日影、夜觀定星即營室星；景表即立桿，又稱土圭等，在風水的傳承中，又衍為玉尺、倒杖之法。而在這一職業活動中，嗣后又相繼產生了天然磁石制備的司南，以及指南針的發明和磁偏角的發現，不僅成為風水辨方正位的利器，也對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偉大歷史貢獻。

　　這種縝密細致的風水選擇，歷經數千年傳承不輟的豐富實踐經驗與理論知識的積累，從而在其本質上兼容了符合現代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生態學、心理學、景觀學與建筑學等多方面的合理內涵，當是不難理解的。盡管如同所有古代學術，其中不僅存有迷信糟粕，也遠未能在整體上達到當代相關科學技術的水平。

　　四、風水的營造意象

　　在風水所謂“來積止聚，沖陽和陰，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穴中，進一步營造宅居環境時，還需要使建筑物的坐向方位、其規模大小和高卑、內外空間的界合與流通，都同自然環境相稱。通過對生氣即各種生態及景觀構成要素的迎、納、聚、藏等細膩處理，來接受或調節自然環境的影響，并使之參與到宅中，進而使宅的人工生態系統，同自然生態系統有機協同地運作，臻于“人宅相扶、感通天地”，蔭人養物，安身立命。而且“墳墓川崗并同茲說，上之軍國，次及州郡縣邑，下之村坊署柵，乃至山居，但人所處，皆其例焉”。也就是說，各類建筑無一例外地都應觀照并仿效自然，以“陰陽之樞紐”的最佳模式形成普適性的形態同構，呈外部圍合重重關攔而內部空間斂聚向心的“藏風聚氣”的格局。而這種形態上的同構，也正是中國古代建筑最明顯的特征之一。

　　在這種觀念下，即使是井邑之宅，即城鎮聚落中的宅居環境，其四周屋宇、墻垣、道路等人為環境構成，也都具有擬象自然生態系統的龍、砂、水、穴等意義，有謂：“萬瓦鱗鱗市井中，高屋聯脊是真龍，雖曰漢龍天上至，還須滴水界真宗。”“一層街衢為一層水，一層墻屋為一層砂，門前街道即是明堂，對面屋宇即為案山。”與此同時，風水也倡言“一邦有一邦之仰止，一邑有一邑之觀瞻”，“通顯一邦，延袤一邦之仰止；豐饒一邑，彰揚一邑之觀瞻”。即強調宅居環境的經營，應是具有個性特色的場所精神的創造，要因地制宜，結合山川風物和人文風俗而彰顯獨特風貌，而不是千里一律、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與這一意向息息相關，遍布古代中國的各種類型、各種規模的建筑，在大一統的文化體系下，又深深植根并融冶于多姿多彩的各地方文化中，顯現多元共生的氣象萬千，也成為中國傳統建筑的顯著特色之一。

　　風水倡導“通顯一邦，延袤一邦之仰止；豐饒一邑，彰揚一邑之觀瞻”，環境經營，常在山上建塔，河上修橋，以及裝點風景的其他風水建筑，往往成為城鎮、村落的景觀標志，即風景構圖中心或最佳觀景點

　　在建筑經營中，風水也常以“趨全避缺，增高益下”，“發其所蘊”。如“草木郁茂，遮其不足，不覺空缺，故生氣自然。草木充塞，又自人為”。但這種人為，仍須是“因其自然之性，損者益之”，即所謂“工不曰人而曰天，務全其自然之勢，期無違于環護之妙耳”。

　　對一般宅居建筑，房屋的形體大小高下、遠近離合，以及門、路、井、灶、廁、床等布局，還有宅外形、宅內形、宅元福德、穿宮九星、截路分房、放水以及三要六事、五實五虛等十分細微的講究。其中，相關建筑的尺度，常需其尺寸數字合于“壓白”或“紫白”；涉及風水“氣口”的門戶，還要專門用魯班尺或門光尺來裁定。對于村落或城邑的街巷、衙署、寺觀、學宮、城池和城門，以及景觀性的樓閣、塔、橋等的空間布局，也同樣都各有其具體而周密的處置。

　　對于包括山川景物在內的組群性的建筑外部空間，還以風水“形勢”說的理論和方法來經營。對“形”與“勢”，即近與遠、小與大、個體與群體、局部與總體、細節與輪廓等對立性的空間構成及其視覺感受效果，既注重“千尺為勢，百尺為形”的合理尺度控制，具有人性精神，契合于當代相關理論，也注重從勢，即建筑群的整體格局和遠觀效果的氣魄或性格立意，注重形與勢的有機結合，“駐遠勢以環形，聚巧形而展勢”，更強調群體的空間序列組織，要充分把握和運用形與勢的時空轉換，構成“至哉，形勢之相異也，遠近行止之不同，心目之大觀也”。中國傳統建筑的大規模組群布局，如北京紫禁城、明清陵寢空間藝術成就，實際就是在這一非常精審的建筑外部空間設計理論指導下而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