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華文化里的“龍”

　　龍在中華文化里，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之一。

　　在中國神話中，龍是一種，善變化、能興云雨、利萬物的神異動物。

　　傳說中的龍，能飛行、能隱能顯，能大能小，能呼風喚雨等。

　　總之，龍可以上天、入地、下海，無所不能！

　　傳說，龍在春風時登天，秋風時潛淵，能興云致雨，為眾鱗蟲之長，更是四靈——龍、鳳、麒麟、龜之首。

　　古人將龍分為了四種，即有鱗者稱蛟龍、有翼者稱為應龍、有角者稱虬龍、無角者稱螭龍。

　　傳說一，古者伏羲有神圣之德，團結統一了華夏各個部落，定都在陳地，封禪泰山，創立了龍圖騰。

　　即伏羲取蟒蛇的身，鱷魚的頭，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紅鯉的鱗，巨蜥的腿，蒼鷹的爪，白鯊的尾，長須鯨的須，創立了中華民族的圖騰龍。

　　故而，伏羲有龍祖之稱。

伏羲的“龍祖”形象——頭上帶角

　　需注意的是，伏羲的“龍祖”，和秦始皇自號的“祖龍”，是有區別的。

　　即秦始皇的“祖龍”，是和“始皇帝”密切相關。

　　而伏羲的“龍祖”，可以理解為伏羲，乃是龍文化、龍化身的源頭。

　　傳說二，在中華三祖爭斗時，即在炎黃部落合力打敗蚩尤時。

　　作為勝利者的部落盟主——黃帝創造了龍圖騰。

　　即黃帝選取了，不同部落的圖騰標志，即取蟒蛇的身，鱷魚的頭，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紅鯉的鱗，巨蜥的腿；

　　以及蒼鷹的爪，白鯊的尾，長須鯨的須，從而創立了，早期中華大部落聯盟，共同的圖騰標注——龍。

　　當然了，按照主流學者的觀點，中華龍文化的源頭，當是來自于星宿崇拜。

　　即龍的形象，實則是來自，每日從我們頭上掠過的星象。

　　換言之，古人是通過不斷觀察星象，不斷總結星宿，繼而提出了，“龍”星象等觀念、概念。

　　最終，古人將天球赤道和黃道一帶的恒星，分成二十八個星組，每七宿為一組。其中，“龍”星象即“東方蒼龍”。

湖北隨州擂鼓墩——東周二十八宿衣箱可見蒼龍形象

　　因“蒼龍七宿”的出沒，與降雨相互對應。

　　故而，古人認為龍掌管著降雨。

　　而降雨又決定了農耕收成，決定著人們的生活水平。

　　久而久之，龍星象便成為了，中華農耕文明，乃至中華文明最主要的“圖騰”。

　　顯然，這種星宿觀點，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甚至，我們可以說，伏羲或是黃帝創造龍圖騰說，也是以星宿說為基準。

　　據信，從傳說時代之伏羲、炎黃、蚩尤后，早期的中華龍文化，逐漸穩固下來。

　　之后，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2、那些已被發現的“中華第一龍”

　　1982年，遼寧省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遼寧阜新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沙拉鎮查海村，西南2.5公里的向陽扇面臺地上，發現了一條龍。

　　更具體來說，也就是在查海遺址中，發現一個神秘的石堆塑龍。

　　根據一些考古學家的研究，大名鼎鼎的查海石堆塑龍，大約創作于前7000年至8000年間。

　　如此久遠的龍，在中國考古界乃至世界考古界，都實屬罕見，是妥妥的非常重要的中國龍文化遺產之一。

　　迄今為止，這是考古所能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龍”，其是當之無愧的“中華第一龍”。

距今7000年至8000年間的“石堆塑龍”

　　1987年河南濮陽縣城西南處，發現了一處早期仰韶文化遺址——西水坡遺址，距今5000年~7000年。

　　經國家文物考古工作者科學發掘，于仰韶文化第四層下，出土了一組用蚌殼擺徹的龍虎圖案。

　　經專家鑒定，該龍形圖案距今已有6000多年歷史。

　　考慮這一龍形物意義非凡，最終西水坡遺址中的龍圖案，被專家稱為“中華第一龍”。

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中華第一龍

　　1971年，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遺址，發掘出了，距今約5000年~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玉龍，也稱墨玉龍。

　　該器物完整無缺，墨綠色，體蜷曲，呈“C”字形，龍身大部光素無紋，龍背有對稱的單孔。

　　吻部前伸，略向上彎曲，嘴緊閉，有對稱的雙鼻孔，雙眼突起呈棱形，有鬣。另外，龍額及鄂底刻以細密的方格網狀紋。

　　此內蒙紅山玉龍，年代很是久遠，屬于是新石器時代的，兼具祭器禮器功能的玉器，為國寶級文物。

　　故而，紅山玉龍一面世，就被當時的考古學家，稱為“中華第一龍”。

　　不過，因為洪山玉龍比河南濮陽的“中華第一龍”要晚。

　　故而，筆者更愿意將，紅山玉龍稱為“中華第一玉龍”。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中華第一玉龍”——墨玉龍，先是當地的村民發現的。

　　之后，才被當地的大隊書記發現，并收回到文化館，然后就是被收到更高級別的博物館。

　　這期間，這件珍貴的國寶級文物，幾經危險，再加上經歷文革破四舊等，差一點就被破壞。

　　顯然，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保護著“中華第一玉龍”——墨玉龍。

　　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遺址——紅山玉龍之中華第一玉龍

　　紅山玉龍——黃玉龍，最早是被一村民，發現于1949年的內蒙古翁牛特旗，原山嘴子鄉新地村南5-6里地的，南梁東拐棒溝一帶。

　　起初，該村民并不知道，這件東西是國寶，而是把它當做玩具，給了小孩子玩。

　　1978年，玉龍被該村民當成普通玉器，賣給了一商販。萬幸的是，商販后忙于做買賣，并沒有將玉龍放在心上。

　　內蒙古翁牛特旗原山嘴子鄉新地村——黃玉龍

　　再后來，該商販見到了前面所說的，中華第一龍——墨玉龍，覺得和自己手里的玉龍很像。

　　最終，他把玉龍拿到了旗博物館鑒定。

　　至此，國寶——黃玉龍，才被收藏到了，赤峰翁牛特旗博物館，并得以保全。

　　顯然，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保護著紅山玉龍——黃玉龍。

　　需要說明的是，黃玉龍和墨玉龍發現地接近，故而兩者年代接近。

　　也因此，黃玉龍也堪稱國寶。

　　事實上，紅山玉龍出土的蠻多的，目前能看到的，至少有6件。

　　但是，只有墨玉龍，和黃玉龍可知確切的出土地。

　　至于其他的，因為流轉順序早就差不清楚，故而出土地點，也就不可追溯了。

　　例如，下圖這件紅山玉龍，就不知道確切的出土地點。

　　出圖地點等信息均未知的——紅山玉龍

　　1983年遼寧朝陽市下轄的，凌源市及建平縣之牛河梁遺址。

　　發掘出了不少，距今5000年~5500年的，屬新石器時代晚期，紅山文化遺址類型的龍形文物。

　　最終，專家將這些龍形器物，稱作卷龍或玉豬龍。

　　通過觀察可知，玉豬龍為岫巖軟玉，通體呈牙白色，肥首大耳，吻部平齊，三角形切口不切透內圓，身體首尾相連，成團狀卷曲，背部對鉆圓孔，面部以陰刻線表現眼圈、皺紋，整器似豬的胚胎。

　　應該說，首尾銜接如環形的玉豬龍，保留了不少豬形象之特征。

　　所以，不少學者認為，此物極有可能是“豬乃龍象”，這一古諺的最早源頭。

　　當然，還有學者認為，玉豬龍乃是古人創造性，融合了蛇和豬的形象，繼而用豬首蛇身，創造出了龍之形象。

　　但是，不管大家如何爭論，最終“玉豬龍”，還是被賦予上了龍的元素。

　　遼寧朝陽牛河梁出土的——玉豬龍

　　1975年，在山西襄汾縣，陶寺村南的陶寺遺址，發掘出了一件，距今3900~43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蟠龍紋陶盤”。

　　很顯然，該盤因盤內繪有蟠龍而得名。

　　該陶盤，泥質褐陶，施黑陶衣。

　　敞口，斜折沿，內壁磨光涂紅，并用紅彩或紅、白彩繪出蟠龍圖案。

　　應該說，該盤上龍，還是很形象的。

　　其龍紋作蟠曲狀，頭向外，身內卷，尾在盤底中心，蛇軀鱗身，方頭，巨口，帶牙，舌外伸，舌前呈樹權狀分支。

　　總體而言，似蛇非蛇，似鱷非鱷，但很容易讓人想到龍。

　　最終，該龍盤被考古專家定為是，迄今為止中原地區，明確為龍圖像的，最早實物標本。

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蟠龍紋陶盤

　　3、夏商周時代的“龍”

　　事實上，夏朝之前的時代，通常被史學家，稱為傳說時代。

　　順理成章地，夏朝以前的龍，也就被稱作，傳說時代的龍。

　　當中華傳說時代遠去，伴隨著夏王朝、商王朝的出現。

　　中華龍文化也在，不斷地發展和演變！

　　最終，信史時代的中華龍文化，迎來了大發展。

　　逐漸地，中華龍文化、龍之形象，愈發成熟起來，且多有典籍記載。

　　例如，先秦典籍《山海經》中記載，夏后啟、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龍”。

　　再例如，春秋戰國時期《荀子·賦》中，記載：“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凰。”

　　……

　　1959年，河南洛陽偃師區二里頭遺址，發掘工作啟動。

　　之后，這一考古發掘工作，持續了近60年。

　　期間，考古學家發掘出了，距今3500～3800年的，據信是夏朝時期的，龍形器物——“鑲嵌綠松石龍形飾”。

　　只見該龍形器物，全長超過70厘米，頭寬15厘米，身寬4厘米。

　　其是由2000余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于有機物上，繼而組成龍身和圖案。

河南洛陽偃師區二里頭遺址——鑲嵌綠松石龍形飾

　　通過簡單觀察，便可知曉，該綠松石龍，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動傳神。

　　龍頭略呈淺浮雕狀，為扁圓形巨首，鼻、眼則充填以白玉和綠松石。

　　總體來說，該綠松石龍，保存的非常完好。

　　也因此，這一綠松石龍形器堪稱彌足珍貴。

　　在考古專家眼中，該鑲嵌綠松石龍形飾，用工之巨、制作之精、體量之大。

　　在我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屬于是十分罕見的！

　　也因此，鑲嵌綠松石龍形飾，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

　　換言之，鑲嵌綠松石龍形飾，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強有力的，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不過，相對來說，夏朝時期，龍的形象雖較為成熟，但還是比較抽象的，遠沒有后世的龍來的霸氣。

　　蟠龍環是商代晚期時期的一件文物，其青玉質，局部有裂及次生色，表面附著有朱砂，現收藏于上海博物館。

　　器呈扁平圓環狀，整體為一團身龍形，龍蘑菇角，云形耳，“臣”字眼，張口銜尾沒，時代特征明顯。

商晚期蟠龍環

　　1959年，山西省石樓縣桃花者村出土一件商代的青銅酒器，現藏于山西博物院。

　　其器型獨特、紋飾奇絕，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龍舟，故而被學界命名為商代龍形觥。

　　關于其外貌，文物界的表述：長腹弧鼓，后端截平，背部為弧曲形長蓋，內有橫榫與器腹扣合。

　　蓋面中央有一蘑菇形鈕，器身口沿外附有兩對貫耳，用來把龍形觥吊起加熱酒，另一端沒有封口是用來散水蒸氣的。

　　器物底部有長方形矮圈足，放置平穩。器身遍飾華麗精美的圖案，蓋面為逶迤的龍身，與器物前端的龍頭相銜接，兩側襯以漩渦紋和云紋。

商代龍形觥

　　四川三星堆博物館珍藏的商代銅爬龍柱形器，又稱為“青銅蟠龍柱形器”。

　　這一種將龍形裝飾與柱形器身相結合的青銅器，其柱斷面呈橢圓形，柱頂斜平，下端四面有半圓形缺口，缺口相對的上方各有一圓形穿孔。

　　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柱頂有一龍，龍口大張，露齒，兩前爪趴于柱頂上，身尾下垂于柱側。

　　兩后爪緊抓柱兩側，尾上卷，龍頭上有鐮形大耳一對，耳內側有犄角一對。

　　此外，在和龍相對應的柱壁另一側，有一簡化的頭向下的夔形飾。

　　商代饕餮夔龍紋方彝，已經被盜走而流散海外，現在藏于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其上有較為常見的“夔龍紋”，是一種特征鮮明的卷曲龍紋，以龍首為中心蟠卷一匝或一匝半，形成圓環或圓盤狀。

　　龍頭作正視或側視，裝飾于青銅禮器或兵器之上，代表至高無上的權威與尊貴。

商代饕餮夔龍紋方彝

　　西周夔龍紋銅鼎屬于炊器，出土于湖南湘潭青山橋，現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館。

　　鼎的口沿上有立耳，腹部主紋由夔龍紋與圓渦紋相間排列組成，半筒形蹄足。

　　同樣形制的鼎在湖南發現多件，專家推測它們是越人創造的。

　　東周之春秋后期，龍耳簋侈口束頸，雙龍耳，矮體寬腹，圈足下連于座，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該器取龍的造型為耳，氣勢磅礴，蕩氣回腸，是這一時期簋的標準器。

　　其蓋捉手作蓮瓣狀，中央飾蟠虺紋；蓋邊、腹、座飾云帶紋并間以重環紋。

　　目前發現的《人物御龍圖》，是東周之戰國中晚期，佚名創作的絹本水墨淡設色畫作。

　　其于1973年，出土于長沙子彈庫楚墓一號墓穴，出土時平放在槨蓋板與棺材之間，現收藏于湖南博物院。

　　據專家推測，這幅畫為一幅可以垂直懸掛的幡，應是戰國時期楚國墓葬中用于引魂升天的銘旌，屬于非衣性質的戰國晚期帛畫。

　　大體來，其大致描繪墓主人乘龍升天的情景。

　　東周之戰國龍形佩是中國古代玉器，戰國時期文物，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4、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龍”

　　大致從秦漢時期開始，傳說中的龍，成為了帝王、皇帝、皇權象征。

　　之后，秦漢以后，歷代帝王都自命為龍，所穿、所用之器物，均以龍為尊，龍為裝飾。

　　例如，皇帝穿龍袍，坐龍椅等。

　　西漢劉安等編纂的《淮南子》中記載，龍有飛龍、翼龍、蛇龍、蛟龍、蝸龍五種。

　　西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黃帝在打敗炎帝和蚩尤后，巡閱四方，“合符釜山”。

　　東漢王充《論衡》曰：“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

　　東漢班固《漢書》中，記載：“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載：“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

　　1993年冬天，在打擊盜竊機動車犯罪行動中，西安市公安局查獲了一輛贓車，并在其后備箱發現了許多青銅器件。

　　經文物修復專家反復研究、仔細拼對，發現了兩件令人嘆為觀止的秦代青銅重器——銅龍。

　　其中，1號、2號殘件經粘接為龍頭；4號、5號殘件粘接后為一個整體，長83厘米、寬20.1厘米、壁厚0.4厘米至0.6厘米。

　　稍微觀察便可從中發現，龍體是分別鑄造后焊接而成，它們與3號殘件龍體呈穿插關系，構成盤屈纏繞的雙龍。

　　至于8號殘件則為龍尾，是龍尾交纏，呈中空錐體，底徑32厘米、口徑19厘米、高28厘米。

　　根據專家的判斷，盤纏青銅龍應該是一對，只可惜其他殘件不知身在何處。

鮮有人知的秦朝——銅龍

　　漢代青龍紋瓦當是漢代龍文化的典型反映，這些龍瓦當多出土于陜西西安漢代遺址出土。

　　說起來，漢代多有文獻對其進行記敘，例如《史記·高祖紀》：“八年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引《關中記》：“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

　　在考古學家看來，漢代龍紋瓦當，當是蒼龍闕瓦當。

　　至于青龍，古代寓意紋樣，一作“蒼龍”，是古人崇拜的天之四靈之一。

漢代青龍紋瓦當一

漢代青龍紋瓦當二

　　1987年，南永城芒碭山梁國王陵區柿園墓發現了一幅《四神云氣圖》壁畫。

　　該壁畫為西漢文物，長5.14米，寬3.27米，面積16.8平方米。

　　之后，考古專家通過科技手段對壁畫進行原樣切割，并移至河南博物院，成為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鎮院之寶”之一。

　　此《四神云氣圖》壁畫以朱砂紅為底色，用白、綠、黑等顏色描繪了各種神禽異獸和吉祥圖案。

　　其中，清晰可見長有雙翼的應龍，尤為引人注目。

　　其呈“S”形彎曲，占據了畫面的中央，龍身長約7.5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壁畫是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墓葬級別最高的墓葬壁畫珍品。

　　因年代久遠、做工精美被中外專家、學者贊譽為“敦煌前之敦煌”、“敦煌外之敦煌”。

　　三國魏錯金銅蟠龍，通高11.4厘米，該器通體造型為一只兇猛的張牙舞爪的蟠龍，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此器物似乎充滿力量，蘊含著一種一觸即發的強烈動勢。

　　具體來說，其脫離了單視點的正面構圖方法，具備可供人圍觀欣賞的立體造型，形成了許多既銜接完整又各自獨立的生動畫面。

　　其龍頭規整，軀干起伏，腿部堅實粗大，棱角分明，再加上韌勁的長尾、銳利的尖爪，將蟠龍的形象表現得極其生動傳神。

　　在考古學家看來，該器堪稱是魏晉裝飾藝術品中的登峰造極之作。

三國魏錯金銅蟠龍

　　西晉青龍圖畫像磚多出土于甘肅，多藏于甘肅各地的博物館。

　　一般來說，這種畫像磚整體呈方形狀，為泥質夾砂，淺灰色，磚正面繪以青龍形圖案。

　　在考古學家看來，青龍圖畫像磚反映出了晉朝時期的古人，精湛的繪畫技巧，以及崇高的藝術境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青龍圖畫像磚，所繪龍以白堊涂底，實線勾勒輪廓；

　　深淺不一的土黃色、褐色點綴龍身，虛實相襯，顏色較鮮艷，全身布滿眾多交叉細黑線以表現龍鱗。

　　關于青龍圖畫像磚，青龍的描述，大抵是：龍首向左，角呈柳葉形，狀似羊角，根部有須；其鵝頸凸胸，雙目前視，張口吟嘯，龍須下垂；

　　前肢蹬騰，后肢作行進狀，前足上部，即肩至前背處有排羽狀翼，向上延出，有凌空翱翔之感；龍尾上揚，彎向其頭。

　　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時期的“龍”，大致是受兩晉影響，基本延續了兩晉“龍”之神韻。

　　5、隋唐宋元明清時代的“龍”

　　隋唐宋元明清時代的“龍”，在各具特色的同時，已經日趨變得成熟，且被諸多典籍描述的惟妙惟肖。

　　唐代司馬貞在《補三皇本紀》中，前面雖說伏羲蛇身人首，看到了最后，卻說伏羲氏“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

　　宋人羅愿為爾雅所作的補充《爾雅翼》中，寫道：“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同時期的，書畫鑒賞家——郭若虛，在《九龍行雨圖卷》中，詳細記述了龍紋的畫法。

　　即“畫龍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出；

　　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虎、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也。

　　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旋升降之宜，仍要鬃鬣肘毛，筆畫壯快，直至肉中生出為佳也。”

　　宋代畫家——董羽則，認為龍“角似鹿、頭似牛、眼似蝦、嘴似驢、腹似蛇、鱗似魚、足似鳳、須似人、耳似象。”

　　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借由曹操口，概述了龍的特點，即“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

　　大則興云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

　　上起東漢，下至元代的“敦煌遺書”中，有題為《天地開辟以來帝王紀》的問答體殘卷四件。

　　在這些古籍中，指出伏羲、女媧之所以，能在洪災中存活，是由于他們“衣（依）龍上天”的緣故。

　　而這里的“衣（依）龍上天”，可大致理解為，穿龍衣或攀龍身上天。

　　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翼》中，寫道：“

　　龍者鱗蟲之長。王符言其形有九似：頭似駝，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是也。

　　其背有八十一鱗，具九九陽數。其聲如戛銅盤。

　　口旁有須髯，頷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鱗。頭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呵氣成云，既能變水，又能變火。”

　　清代，袁枚則在《子不語》中寫到“雷雨晦冥，龍來哀號，聲若牛吼。”

　　……

　　隋代的“龍”文物存世的較為稀少，不過僅有面世的一些，都表現較為硬氣，乃至很霸氣。

趙州橋上的隋代石雕龍紋

　　1975年，西安南郊草場坡出土了一件唐代精美的文物——唐鎏金鐵芯銅龍。

　　該文物收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其是鐵質的，通體鎏金，身體細長。

　　兩只有力的前腳緊扣地面，龍頭與上身呈“S”型，龍嘴張開，露出牙齒和彎曲的龍舌。

　　兩只圓睜的雙眼直視前方，龍角緊貼頭部向后伸展，龍尾叢高高上揚的后肢處反折向龍頭上方。

　　提起今草場坡一帶，在唐代頗為重要，其為唐長安城永樂坊所在地。

　　據《長安志》《唐兩京城坊考》記載，其坊位于京都中心，達官貴人府邸相望。

　　唐玄宗時，此處更是宰相燕國公張說宅第，也因此專家推測，該鎏金鐵芯銅龍可能是張說府的遺物。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組小金龍，這些文物現收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

　　唐赤金走龍極具美學，其闊嘴，長尾卷舒，作各種姿態的行走狀。

　　根據學者們的整理，其最高的2.8厘米，最矮的2厘米，身材纖細，闊嘴伸頸，頭頂雙角，折曲于腦后，圓眼深目，兩唇張開。

　　頜腮部位飾長鬃紋樣頸彎二曲，身上鼓，尾下拖，末端上卷，除脊背和尾脊有長鬃紋樣外；

　　滿身皆飾深凹的網點紋，為飾片狀鱗紋，通體雕滿片片翹動的鱗片。

　　在主流學者看來，唐赤金走龍反映了唐代道教外丹術的興盛，也為研究唐代道教提供了實物資料。

　　同時也體現出盛唐時的精神面貌，且是首次發現的小型今銅龍型制品。

　　唐青龍紋磚很是出名，其上的龍極具美感。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龍除了“唐鎏金鐵芯銅龍”和“唐代赤金走龍”，表現為修長美外，同時還存在一些表現很霸氣的“龍”，諸如“天下第一龍”等。

　　目前，“天下第一龍”現藏南京紫云藝術博物館，是皇家石刻中以龍為題材的藝術珍品，是中華雕塑藝術的巔峰之作。

　　此龍，有別于常見唐代龍紋造型，眉宇間透著皇家威嚴之氣息。

唐“天下第一龍”一瞥

　　北宋銅龍采用銅質分次澆鑄而成，由角、身及四肢三部分組成，現收藏于縉云縣博物館。

　　其頭部呈蛇頭狀，一對龍角呈鹿角形，脊背呈鋸齒狀，龍身線條剛健有力，四肢呈鹿腿狀，邊緣呈鋸齒形。

　　在考古學家看來，該鎦金銅龍對于研究縉云的道教文化，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南宋畫家陳容是畫龍大師，被稱為“所翁龍”，其《云龍圖》、《墨龍圖》等，生動描繪出了龍的霸氣形態。

　　其中，《云龍圖》為絹本，水墨，現收藏于中國美術館，上題：“扶河漢，觸華嵩。普厥施，收成功。騎元氣，游太空。所翁作。”

　　圖中描繪一條巨龍騰躍云天，龍身曲折盤旋．龍首高仰，須目怒張。

　　此畫，以潑墨寫意的筆調表現周圍的云氣，龍身在云霧中或隱或現，顯得靈動非凡，氣勢恢宏。

　　至于《墨龍圖》，其與《云龍圖》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許多書畫家看來，其實《神龍沛雨圖》最能展現陳容的細膩畫龍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此畫中的龍，也被認為是陳容筆下，最為霸氣的龍。

　　宋代雙龍紋菱花鏡，其實有較多版本，其中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版本最是精美且保存完好，其上雙龍更是生動活潑、栩栩如生。

　　概括來說，南宋畫龍之人還是蠻多的，而且基本都很有水平，不過有些人卻沒有留下名號。

　　例如，南宋《龍虎斗圖》也很出名，作者卻不知是誰。

南宋·佚名《龍虎斗圖》，絹本墨筆，藏于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其實稍加觀察便可知道，后世的元明清三代，其龍文化均是受到了宋代龍文化的影響。

　　也因此，后人便可輕易發現，元明清三代的龍形象，均和宋代很是類似，其神韻均可上溯到宋代。

　　元代張渥于1346年創作了《九歌圖》，畫上題記：至正六年，丙戌，即1346年，此畫現藏于吉林省博物館。

　　《九歌圖》卷共十一段，每段一圖，畫屈原像及楚辭《九歌》中的《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

　　《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十章內容。

　　其中，就畫有龍，且頗為傳神。

　　在主流學者看來，元代青花云龍紋罐上的龍紋，不僅接受了宋代畫龍的成就，而且又有所進展”。

　　也因此，不少人認為元代的龍，其實是繼承了宋陳容等畫龍之神韻。

元代青花云龍紋罐，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應該說，明代皇家、皇族，對于龍是特別青睞的，故而龍形象便經常出現在了，其所使用的衣物之上。

　　至于清代，因為滿清曾是明朝的小弟，加之其很多帝王都對朱元璋行“三拜九叩”大禮。

　　故而，清朝的龍形象，其實是全面繼承于明朝的“龍”。

光緒吉服袍上的正龍

　　6、龍圖騰、龍的傳人產生的內因

　　總體來說，中國歷史上龍形象的成熟過程，其實也是中華文化不斷發展、演變成熟的過程。

　　在上述這一過程中，龍文化乃至龍形象，對古今中國人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久而久之，龍便在中國人心中，不斷生根發芽，乃至在后世形成“龍的傳人”等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龍的傳人”這一圖騰說法，大概率就是在近代提出的。

　　具體來說，聞一多等，出于救亡目的，急于普及、論證中國的民族概念，以便迅速讓民眾團結。繼而，共同抗擊外敵入侵，而提出了龍圖騰學說。

　　例如，聞一多在《伏羲考》、《龍鳳》、《端午考》中指出，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來源于黃帝時代的傳說。

　　最終，正是在這種龍圖騰學說的支持下，“炎黃子孫”、“龍圖騰”、“龍的傳人”等說法逐漸形成，并產生了諸多關聯，然后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