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儒兩家同為先秦時期的顯學，緣何步入秦漢之后，墨家漸漸地消聲覓跡，而儒家則取代法家成百家的魁首。其實，這問題在戰國末也有端倪。墨家雖然是戰國的顯學，但是在戰國后期，墨家已經式微了。而墨家的式微分為兩個因素：

　　一是墨家的巨子制度太江湖了，對諸侯王來說是隱患。舉例來說，孟勝作為巨子，竟然為了替朋友陽城君守城用巨子令召集墨家門眾。陽城君的城池被楚軍圍攻是因為陽城君犯了罪而拒絕伏法。之前陽城君在楚悼王的葬禮沒有遵照楚國法令，他攜弓箭入室，射中了楚悼王的遺體。雖然陽城君這樣做的本意是為了射殺吳起，但結果他犯了列兵于入室，射中了王尸，違反了楚國的法律。楚肅王繼位后是按律治罪，而陽城君拒絕服罪，退守封地。所以才發生了楚軍圍攻陽城一事。孟勝幫朋友的行為看起來很仗義，實際上他跟陽城君一樣都直接無視楚王的君令。這一行為，用韓非子的話來說是典型的以武犯禁。

　　二是墨家主張的非攻不符合當時諸侯利益也不符合一般人的利益。墨家的非攻內容核心就是維持東周的現狀。現實問題是諸侯們總是想著要攻城略地的。因為諸侯們的終極目標始終是當天子。當天子，肯定是要并天下的。可是不攻城略地又怎么去并天下。然后，天下合對大部分人來說，其好處肯定是大于如春秋戰國這樣的亂世。非攻，只是聽起來好聽。實際上對大部分人來說不符合利益的。舉例來說，比墨子說服楚惠王放棄攻克宋國，雖然短期保住了宋國，但是宋國依舊被滅了。這一期間宋國人該打得仗也根本沒有少打。

　　綜上兩點，墨家在戰國時期就已然被諸侯們看重了。秦漢時期，墨家消聲覓跡也不足為奇了。反觀儒家能這么常青樹，客觀來說無論說孟子之儒，還是荀子之儒，他們主體思想符合諸侯利益的。韓非子說儒以文犯禁，但是實際上這話不盡然。推崇周禮的儒家，本質上嚴格說是不能算犯禁者。因為周禮本身是一套典章制度。作為典章制度，內容不僅僅是禮和樂部分，涉及到了行政的一些制度。推崇周禮的儒家是遵守周制的人。

　　不過，進入東周之后，周天子的權威下滑，周禮漸漸式微。諸侯國開始興起了變法的熱潮，法家得以在戰國大放異彩。法家和儒家之爭，不是在于遵守或者遵守律令的問題。而是尊先王之法，還是尊后王之法的問題。法家的主體主張“法后王”，儒家如孟子這類主張“法先王”。這樣的觀念差之下，所謂的儒以文犯禁，更多是責難主張法先王的儒家違背法家主張的新法。這其實是一個觀點差。從遵守典章本質來說，儒家相較墨家來說，顯然是尊重君命，也是遵守諸侯之法的。而戰國末，儒家也并非全部都主張法先王。荀子之儒就主張是“法后王”的。荀子跟韓非、李斯等人的區別在荀子強調隆禮，韓非等法家強調隆法。然而，儒家之禮和法家之法，其實都是約束道德的工具是禮，而法律本身是最基本道德。儒家和法家是可以相結合，而墨家的思想跟儒家、法家很難結合的。因為墨家的巨子制度和非攻思想，都是法家、儒家所不贊同。

　　法和儒兩派思想點結合發展出法儒，也是董仲舒之說。其后，漢武帝獨尊儒術運用了董仲舒之說。這點上，成就了儒家在其后兩千多年里久盛不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