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為此，后人尊稱他們為“晉商”。

　　晉商首創了中國歷史上的票號。“票號”是當時商人通商的一種方式，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

　　山西平遙的日升昌，便是中國票號的始祖，也是中國現代銀行的開山鼻祖。它坐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遙古城西大街的繁華地段。從清道光初年成立票號到歇業，歷經一百多年，曾經“執中國金融之牛耳”，分號遍布全國35個大中城市，業務遠至歐美、東南亞等國，以“匯通天下”而著名。

　　話說日升昌票號成立后，業務十分紅火。其他晉商也紛紛效仿，票號很快就在平遙乃至山西發展了起來。到清末，山西票號在國內85個城市和日本東京、大阪、神戶、朝鮮仁川、南洋新加坡、俄羅斯的莫斯科等地設立分號400多家。中國的兌匯業務基本上由山西票號壟斷了。

　　而山西票號中，平遙票號又最為繁榮。票號在中國最繁榮的時期，全國共有票號51家，山西有43家，而平遙就有22家。平遙的日升昌更是票號中的佼佼者，它的分號最多、業務最大、信譽最好，在當時有“匯通天下”之稱。當時，清朝的官僚、豪紳、地主、走私商人以及鴉片販子都用票號兌匯，在太平天國運動后，山西票號的業務更加拓展到代戶部解繳稅款，為政府籌借、匯兌抵還外債、承借、承匯商款、還本付息等，甚至賣官鬻爵，行賄贓款都由票號過局。有人甚至說，山西票號實際上是清政府的財政部，由此可見山西票號當年的輝煌。

　　據介紹，當晉商前往江南、西北、東北及國境邊貿進行交易時，匯票由“日升昌”太原票莊的專職人員用毛筆書寫匯票內容。其筆跡同時通報“日升昌”遍布全國的51家大小票號。匯票書寫時實行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并且定期改換，以防泄密。如“日升昌”太原票號留存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一份防假密押是：“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表示1至12個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私，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表示1至30天。“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表示銀兩的1至10。“國寶流通”，表示萬千百兩。例如票號在5月18日給某省票號分號匯銀5000兩，其暗號代碼為“冒害看寶通”。這些密押外人是根本無法解密的。這充分體現了當年日升昌票號經營者的聰明才智。

　　晉商文化也是后人賦予晉商的，更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實際上，有人總結晉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當時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的晉商，有著很進步的經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誠信”二字，這可能也是現代社會比較缺失的一種價值觀念。進取、敬業、團隊精神，亦是晉商成功的不二法寶。

　　后來，晉商逐步走向敗落、衰亡。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首先，明清晉商不過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后，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后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要不山西也出不了那么多的“大院”。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無法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再次，墨守成規，思想保守。當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由于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多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晉商終于失去昔日光輝。

　　最后，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于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并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面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山西近年來每年舉行“晉商文化周”及其系列活動，旨在弘揚晉商精神。昔日的太原商業銀行，現已更名晉商銀行。但也不得不看到，晉商的輝煌一時是難以重振的。“新晉商精神”保不準也只是一個概念而已。但愿山西的商人們總結前人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從出發之地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