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不僅需要經濟的富足，生活的美好，社會的和諧，還要有鄉土文脈的傳承，鄉村文化的自我更新。這不僅是鄉村振興的需要，更是鄉村文化發展的需要，但當下的鄉村文化重塑面臨著諸多困境。

　　鄉村文化隨著歷史的變遷和地域的不同而發生改變，但核心價值深植于經年累月的鄉村文化發展之中，烙刻著無法言語的價值認同。在漫長的小農生產和生活實踐中，人們形成了善良淳樸誠信的人格觀，熱愛敬畏自然的生態觀，勤儉節約的消費觀，和諧共處的人際觀等，這些共同價值觀構成了鄉村文化的價值體系，成為區別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標志和內容。

　　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由熟人社會轉變為半熟人社會，由農耕生產轉向半耕半農，由鄉土中國轉向離土中國，農民自由地游走于鄉村與城市。農民的“離土離鄉”改變了過去以土地為中心的生產生活方式，破壞了傳統鄉村文化存在的基礎。現代性經濟和異質文化大量地進入鄉村社會，傳統小農經濟和文化被邊緣化，禮俗秩序瓦解。現代性文化極大地沖擊著農民的內心世界、文化選擇和價值判斷，市場化、物質化的價值導向成為農民的生活追求。

　　農民主觀上盲目地舍棄鄉村文化，擺脫傳統風俗習慣、鄉規民約對個體的約束，倫理道德對自我的要求，家庭觀念和集體意識淡化。同時，過度地追逐城市文化，強調自我意識和個性發展，盲從于現代性文化和行為，拜金主義、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等現代性價值觀在鄉村社會蔓延。在異質文化的強大沖擊下，鄉村文化原有的價值觀念被擠壓，日益失去其統治地位。

　　伴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大量的商業資本進入鄉村。資本在促進鄉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時，也改變著農民的文化態度和價值共識。資本邏輯使農民產生了功利化、理性化的價值認知和認同，農民對自然的敬畏日益淡薄，生態倫理遭到破壞，道德底線失范，因利益沖突帶來鄉村社會關系的矛盾與緊張，人際關系呈現出冷漠化、疏遠化。一個包含了價值取向、身份認同、行為規范和道德評判的價值系統得不到人們的集體認同，帶來了比經濟訴求更為劇烈的價值沖突與重塑危機。

　　當下，我國鄉村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適應新時期發展需要的鄉村文化價值體系尚未構建起來。在價值觀日益多元化的開放環境下，農民對自我身份和文化喪失了自信，在過度追逐現代性時，鄉村文化原有的價值理念顯得蒼白無力。農民已不知用什么樣的文化來引領自己的精神世界，這不僅極大地沖擊著鄉村文化的地位，也導致鄉村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價值立場、存在意義和既有的文化凝聚力。

　　伴隨現代性的推進、市場經濟的滲透、人口的外流，鄉村社會呈現不同于傳統鄉村的景象。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一些傳統手工藝品銷售市場日益萎縮，技藝傳承人面對生活壓力，主動放棄傳統技藝，技藝傳承出現了斷層。受演出市場萎縮，資金投入不足，人才隊伍青黃不接等因素的影響，地方傳統戲曲種類急劇減少。一些歷經歲月洗禮的祠堂、戲臺、古院落等蘊含著濃厚鄉村文化的建筑物由于過度商業性開發而失去原始風貌。

　　隨著文化市場的開放，一些不良文化、宗教文化等進入鄉村，搶占鄉村文化建設陣地。在人口“空心化”“老齡化”的當下，一些過去為農民所喜歡、愿意參與的民俗、年俗、節慶活動日益減少，農民不再愿意在鄉村文化活動中找尋共同的情感場域和交流載體，甚至內心開始排斥這些具有歷史感和歸屬感的文化活動。在傳統與現代的時空碰撞中，現代性文化活動和消費成為其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人口的流動，文化傳播媒介和手段的變化，以祠堂、戲臺、集市等為代表的傳統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逐漸走向衰敗。很多文化活動通過私人空間完成，文化交流的私人性擴展和延伸，改變了鄉村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途徑。

　　由于鄉村公共文化資源匱乏，基礎設施不夠健全，文化活動內容單一、形式簡單，導致農民缺乏參與的興趣和意愿，許多公共文化活動無法組織與開展，公共文化所依賴的群眾性基礎日益瓦解，以農家書屋、文化廣場、活動室等為代表的現代鄉村公共文化功能失效。鄉村文化公共空間的式微帶來了農民對鄉村文化的情感疏離，造成鄉村公共文化活動傳承的斷裂與消解，鄉村精神秩序的坍塌。

　　由人口流動帶來鄉村空心化，進而衍生出鄉村文化建設主體的空心化。鄉村文化建設主體的流失與缺失，使曾經記憶中的鳥語花香、炊煙裊裊、田園牧歌的鄉村成為寂寞蕭條的場所，鄉村文化建設失去了內在的動力與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