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最為繁榮昌盛的時代，其時國力雄厚，疆域遠及西域，是當時的世界強國。唐王朝和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十分頻繁，亞洲各國的商人、僧侶和學者不斷來到中國，聚集在長安、洛陽、廣州、揚州等大城市中。當時的首都長安四方輻湊、八方薈萃，是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這樣，中外經濟文化得以充分交流，文學、藝術攝取外來營養，并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文化藝術領域出現了蓬勃的生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唐代統治者也利用宗教作為思想統治的手段。祖李淵于開國第一年的武德元年即在京師建慈悲寺。經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全國建寺造像之風極為盛行。武則天改唐為周，利用《大云經》作為女主受命的符讖，極力推崇佛教。除唐武宗反佛外，有唐一代的各位皇帝都信奉并尊崇佛教，這樣，佛教及其藝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建寺、鑿窟、造像不可勝數。與此同時，唐代不斷有僧到天竺求取佛法，他們回國時帶來了天竺佛像，如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自天竺歸，攜回摩揭陀等國刻檀和金屬佛像多軀。這些外來藝術品的輸入也不斷刺激著國內藝壇，使唐代的佛教藝術醞釀著新風格的出現。

　　但中國具有悠久的華夏文明，其文化固有的“同化性”，使得對任何外來影響均不可能盲從，必須經過消化吸收，以融進自己固有的傳統，形成一種新的面貌。佛教藝術從其發展初期接受的就是犍陀羅藝術，經過魏晉南北朝的發展與融合，到唐代逐漸形成了新風格的轉變，造像已基本漢化，并走進人們的現實生活，形成了民族化、世俗化的時代特色。同時，由于雕刻技法的成熟，圓刀法的廣泛運用，使得唐代的佛教造像達到成熟、完美的程度。唐代國力之強盛、經濟之繁榮，出現的“開元盛世”，成為以后歷代封建文人歌詠的無法找回的夢。

　　隨著國勢的強盛，唐人以寬闊的襟胸迎來了燦爛的異域文化，并大膽地融入自己已有的傳統中，形成了以氣勢雄壯為美的美學思想，藝術上追求一種唯我獨尊、氣勢恢宏的風格。同時，經濟的繁榮使得物質極為豐富；文化的發展使得人們的鑒賞審美情趣日益提，整個社會崇尚富麗、宏偉，宮殿住宅、吃穿用度追求豪華，形成了以富麗堂皇、絢麗燦爛為特色的貴族文化。這一文化成為整個社會的消費和審美導向，使文化藝術呈現出宏偉壯麗、雍容華貴的面貌。唯我獨尊的壯麗與雍容華貴的富麗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時代精神，這種壯麗與華美的時代精神貫穿于整個社會生活與藝術領域，佛教造像藝術上也充分反映了這一時代特點。山西在唐代隸屬河東郡，太原為唐王朝的“龍興之地”。山西與首都長安僅一河之隔，是唐王朝防止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是拱衛京師的重要地區。

　　在封建社會前期，河東郡歷來是全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的中心地區之一。唐代，山西的佛教極為發達，寺廟遍地，香火旺盛。佛教的發展必然帶來佛教藝術的精進。現存遺物足可了解當年佛教造像藝術面貌。五臺山南禪寺和佛光寺是國內現存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筑，寺內彩塑佛教造像是國內僅存的唐代寺廟塑像。其群像陣容嚴整，塑像手法寫實，具有很的歷史、藝術價值。天龍山為北齊至唐的著名佛教石窟，其中第九窟為唐代開鑿，彌勒大像姿態端莊、形象華麗；脅侍菩薩肌膚飽滿，神態動人，是我國唐代最精美的雕像之一。至于寺院造像更是不可勝數，今多存于山西各地博物館中。山西為唐代文化發達地區，故雕塑藝術的發展當屬當時的較水平，從現存的遺物我們可了解唐代中原地區佛教造像藝術的水平，并可從中體會到唐代所追求的宏偉壯麗、健康豐滿、雍容華貴之美。

　　佛和菩薩是佛教中最為主要的神。佛像和菩薩像在佛教造像中占很大的比例，從這兩大類造像上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一個時代的風格特征，從中也能充分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審美情趣與美學追求。

　　佛教傳入中國后，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廣泛傳播，到了唐代，便正式走向獨立發展時期。并呈現出一派“繁興”景象。由于取自印度的佛經與中國的具體情況有所差異，為了更好地宣揚佛法，取信于民，爭取更多的信徒，于是開始了佛教的改造，由于各地條件不同，傳教者對于佛經的理解也不同，于是形成了宗派。宗派的出現，標志著佛教的中國化。翻譯佛經是移植，創立宗派是改造，宗派的創建過程，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的過程。其間，儒家入世思想的融入，使得佛教世俗化。這樣，經過改造的佛教，終于適應了中國的國情，民族化和世俗化使佛教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并得到蓬勃的發展。

　　隨著佛教的中國化和世俗化，使得人們由南北朝時期的出世思想轉變為入世思想，由依附神的幻想進而憑借神來表現人間的生活，佛教藝術走向現實主義的創作時期，由南北朝時期的表現理想美轉而表現現實美。唐代的佛和菩薩已不再是凌駕于塵世之上的超凡脫俗的“神”，它們已從犍陀羅的模式中走了出來，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成了中國人更易于接受的、更為親切可信的“中國神”。

　　唐代佛教的民族化和世俗化，使這一時期佛教造像的宗教特征明顯減弱，而藝術的現實性和真實性卻日益加強，佛教造像藝術進入現實主義創作時期。在唐代特別流行寫真容，或繪或塑，無不如此，佛教造像也不例外，對菩薩的塑造多以貴族婦女為模特，所謂“菩薩如宮娃”正是對唐代佛教藝術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寫照。所以，這一時期的佛像和菩薩像是現實生活中美好形象的再現，是世間人物美的集中表現。

　　在我國不同的歷史階段，對美有不同的崇尚，唐代社會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足，再加上統治階級對于美的偏愛，社會上普遍崇尚“環肥”式的豐滿。張萱，周的仕女畫，便是這種崇尚的最好表現。佛教造像也是如此。如前所述，華塔釋迦頭像、李道禮造阿彌陀佛均造型豐滿、體態健壯。沁縣南涅水的菩薩頭像更顯示了其豐滿、雍容的特征。菩薩像的娥眉豐頤、細骨豐肌、體態豐滿正是社會崇尚的“豐”美的真實寫照。同時這種“豐”也反映出社會的富足、財富的豐富，是時代所具有的富麗堂皇、雍容華貴在藝術上的注解。這些雕塑家頌揚的不僅是佛和菩薩，更是在頌揚盛唐的朝氣與富足，頌揚的是富麗豪華、雍容華貴的盛唐文化，頌揚的是時代美。

　　隋唐是中國也是山西雕塑藝術上的鼎盛時期，佛教的中國化，使得佛教藝術出現了民族化、世俗化的新面貌。雕刻技法的成熟和藝術上現實主義方法的運用，使佛教造像藝術能充分反映現實生活中各種美的典型，佛和菩薩已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化面孔，而是具有了不同的容貌與神韻，散發著強烈的美感。佛教造像體量巨大、氣魄宏偉，人物形象豐滿富貴，充滿活力，并重視曲線美的表現，反映了唐代追求氣勢雄壯、形象華美、坦率真誠的時代精神，更顯示了宏偉壯麗、雍容華貴的時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