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設計的寧波博物館，600多萬塊舊瓦片成為建造博物館的原材料。

　　王澍設計的唯一商業住宅樓“垂直院宅”，設計的特殊之處在于每四戶共用一個小院子。

　　王澍：“異類”的勝利

　　在中國，那些設計摩天大樓的人，推掉古老建筑的人不是異類，奮力從傳統建筑汲取力量的建筑師王澍反倒成了異類。幸運的是，這個異類成功了。

　　王澍幾乎同時收到了一條好消息，一條壞消息。

　　好消息來自妻子，她打電話告訴正在洛杉磯講學的王澍，他獲得了普利茲克獎。那是全球建筑領域的最高獎項。

　　壞消息來自朋友，一個畫家給他發來一條彩信，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老3號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被拆得一片狼藉。

　　知道自己獲獎后，王澍對趕來采訪的《洛杉磯時報》記者說：“我希望這次獲獎能夠影響年輕一代的建筑師關注中國本土建筑學，無論是大型項目還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設的速度。我同樣也希望年輕一代的建筑師能夠明白，中國的發展不能以拆除歷史為代價。”

　　而對于被拆掉的梁林故居，“第一反應就是想哭，沒有憤怒了，已經憤怒過無數次了。”王澍告訴《中國周刊》記者。

　　沒有憤怒或許是更大的憤怒，這個功成名就的設計師已經49歲了，從年輕時，他就被人視為異類。現在，他可以寬容地理解異類的聲名，“至少能夠證明這個時代不只是一個方向的，還有另外一個方向。”

　　異類

　　長發，一度是王澍的符號。

　　“那時的王澍長發飄飄，有意識流的氣質，風流倜儻，我們一起出了第一本學生論文集，他是論文集的主編，”東南大學81級土木系學生、南京城市與交通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楊濤回憶說，“他喜歡思考，愛搞哲學研究，當年一起在詩社聊天時感覺他對傳統建筑學有很多想法。”

　　在東南大學85級建筑系師妹東梅的回憶里，當年的王澍，“高不可及。讀的書多，畫畫功底很好，哲學根基深。”她說，85級畢業時，學校出了一本學生作品集，王澍用鋼筆畫了福建土樓做的賓館，“我們覺得系里的老師都沒有做這么好的。”

　　本科二年級時，王澍宣布沒有老師可以教他。大三，他覺得商業效果圖太假而拒畫，甚至帶著三四個同學和教授談判。最后，學校取消了必畫商業效果圖的規定。

　　對于老師教的東西，他抱有很大的疑問：“你會感覺建筑就像一個炒菜做飯差不多的行業。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討論，只不過是一些社會上習慣的建筑，比如火車站、醫院，要求你把它們安排得合理一些。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關起門來說道理。”

　　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有一天，王澍一時興起，花了一天時間寫了篇萬字長文，叫《中國當代建筑學的危機》，從梁思成開始，幾乎把中國近現代建筑史上的大師批了個遍，一直批到自己當時的導師齊康。

　　沒有人會發表這樣一篇文章。王澍說，“它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經。”他自己搞募捐，印了150本散發。

　　1988年，王澍進行碩士論文答辯。論文名為《死屋日記》，從西方現代建筑的根源問題出發，談中國建筑的問題，展望中國建筑未來可能發生的事兒。答辯時，王澍把論文貼滿了教室的墻。導師齊康說，你不要貼，貼了你的論文通不過。王澍不聽。

　　《死屋日記》的答辯，最終獲得全票通過，可王澍聽到了辦公室里傳出來的激烈爭吵聲。這幾乎是一場可以預見內容的爭吵：一方面，這個學生太狂妄、太另類、太出格，另外一面，評委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學生說得有道理。有人友善地給王澍傳話：論文得修改一下，否則有可能拿不到學位。王澍一個字也沒有改。最終，學位委員會沒有授予王澍碩士學位。

　　畢業之后，他依然保持著異類本色，他不喜歡很多建筑師比樓高，比材料奢華，比造價；他更樂意和工匠們在一起，收集磚瓦廢料……

　　“我走另一條路”

　　1988年，王澍研究生畢業后被分配到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從事舊樓改造及環境與建筑關系的研究。

　　兩年后，他完成了獨立設計的第一個建筑項目——為小城海寧設計一個3600平米的青少年中心。青少年中心完成后，王澍陷入了十多年的沉寂。

　　在那段長達十多年的沉寂期里，王澍對自己進行了“自我改造”。他發覺自己以前所習得的建筑學知識和思考方式存在著嚴重問題，獲取的途徑也是通過看書看雜志，少有對真實生活的觀察，以生活為依據去設計。

　　越來越多出現的“巨型建筑”，一個建筑占掉一個街區，拆一片古建筑只為造一個大樓，在王澍看來，那是“非常粗暴的現代性”。

　　就像大學時代，當身邊的同學狂熱地討論西方建筑時，自己卻沉浸在中國傳統哲學里面一樣，王澍認為這個時代在偏狹地擁抱西方，認為只要是西方建筑就是好的、前衛的、現代的。

　　沉寂期也是王澍迄今為止最艱難的時光。他打零工，偶爾掙一筆錢，主要靠妻子陸文宇的工資養活。

　　有一天吃飯的時候，王澍突然發現一個飯桌上全是工匠，碩士畢業的自己，每天都和工匠真正生活在一起，說是工匠，其實是農民工，這個社會的最底層。

　　有那么一刻，他恍然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已經發生了這么大的改變。

　　這種改變最深刻的影響，是讓王澍意識到什么是自己要做的建筑：“在一百年前的中國，造房子的人只是工匠，沒有今天意義上的建筑師。我最喜歡的建筑是那些匿名的，似乎是沒有建筑師的那種普通建筑，我經常被這樣的東西所打動，那里面浸透著人性，普通人的人性，我想象的繼續要走的道路，是走回普通的民眾去，做出那種不露痕跡的、散發著人性的建筑。”

　　后來，他把這條道路定義為“重返自然之道”：“和現在流行的不同、和西方現代建筑不同。”

　　“我走另一條路。”他說。

　　瓦爿墻里有寧波

　　2003年，王澍贏得了寧波博物館的國際競標。值得一提的是，《紐約時報》在報道王澍獲得普立茲克建筑獎的新聞中，配發的圖片就是寧波博物館。

　　十多年前，他到過寧波，這個美麗的海港城市里有一片地方聚集著30多個傳統村落，可當他要設計博物館時，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拆除了。

　　“這里變成了一片幾乎沒有回憶的城市。”王澍想要建造一個有自我生命的小城市，重新喚醒這個城市的記憶。

　　被拆掉的30多個傳統村落里，王澍找回了600多萬塊廢磚瓦片。這些超過80種不同尺寸、來自不同年代的舊瓦片，將成為建造博物館的原材料。

　　那些瓦片、磚塊來自唐宋明清不同朝代，王澍說。

　　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了這份詩情畫意。

　　甲方一位負責人對他咆哮：“這么現代化的‘小曼哈頓新中心’，你用這么舊的材料來做一個博物館，你什么意思？”

　　“我們有一個約定要做一件新東西，是不是？”王澍反問。對方說：“是的。”

　　“新東西意味著評價標準還沒形成，那誰了解和把握這個標準，是不是我？既然是我，你是不是應該聽我的？”說完“是”，對方摔門而去。

　　“它需要通過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王澍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博物館最后的實現，幾乎就是一個奇跡。”

　　博物館主體施工完畢后，工人們開始拆腳手架，可拆了三天后，露出來一個角，工人們不敢拆了，“這是什么怪物？”甲方也喊停，怕寧波市民接受不了這個奇怪的建筑。

　　“天一大講堂”請王澍去講課，臺下坐著幾百名寧波本地聽眾。講完之后，這幾百人都成了王澍的粉絲。于是，繼續拆腳手架。

　　王澍告訴臺下幾百名寧波人的是，博物院采用的是寧波民間傳統建造工藝里瀕臨失傳的“瓦爿墻”技藝。臺下所有人都明白：瓦爿墻里有古老、富有韻味的寧波。

　　博物館落成開放后，從開館首日起，連續三個月，每天參觀人數都突破一萬人，原本限額是每天3000人。

　　一個老太太來這里參觀了四次，王澍問她為什么，老太太說：“展覽我看不懂，我就是來看建筑的。我原來的家沒有了，但我在你做的房子上，到處都能發現我原來家里的痕跡。”

　　民間也有批評的聲音。“不好看，”當地一位漫畫家直截了當地說，“像我這樣的普通百姓當然只會評價‘好看’或‘不好看’，直觀感覺就是不好看，內部空間也有很大的浪費，外墻貼滿碎磚瓦也顯得凌亂。不能說用了碎磚瓦做原料的建筑，就是回歸傳統了。”

　　不過，這位漫畫家從王澍另外一個作品里，找到了屬于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寧波美術館。從2001年開始，王澍花了四年時間，利用廢棄的寧波輪船碼頭，在保留原來建筑的基礎上，改建成了寧波美術館。在2000年之前，上海和寧波之間的交通基本靠海輪，絕大部分寧波人都有在碼頭坐船的共同經歷。

　　“見到它，我能夠想到屬于海的寧波，屬于寧波的海。”這位漫畫家說。

　　誰是破爛

　　真正的挑戰在2007年到來，杭州市政府找上門來，希望王澍主持中山路南宋御街的歷史街區綜合保護與更新。

　　當時的御街，已經非常破敗。這條據說南宋皇帝走過的6公里長街，已經很長時間不維護了，商店很少，就剩下一些賣便宜貨的，墻上的灰一塊兒一塊兒的，街上的人稀稀拉拉，晚上只有幾個像鬼火一樣的路燈。

　　這條承載了很多杭州人回憶的老街，成為了杭州老百姓的一塊心病。

　　從2001年開始，各方就已經圍繞著怎么改造這條街道展開了討論和探索，但一直沒有找到特別理想的方案。

　　最初，王澍并不想接下這個項目，“觸及的利益太復雜。”

　　面對找上門來的政府，王澍提了六個條件：第一，要想做好，至少三年，設計之前，必須有至少半年的時間做深入調研；第二，堅決不做強制拆遷，保持足夠數量的原住民，要保持生活的魅力；第三，不做假古董；第四，不做街面的一層皮，要做有縱深的街區；第五，用新的小建筑系統將街道縮減到原來12米的寬度；最后一條，只做1公里的示范。

　　王澍了解政府的心情：“我知道你們很急，希望我們馬上就做設計。可能7月份開始做設計，年底就動工，這是中國的政府項目一貫的作風。”

　　本以為這六條苛刻的條件提出來，對方就知難而退了，可出乎他的預料，政府竟然全部答應了。

　　帶著美術學院的兩百多名師生，經過半年的調研，王澍拿出了方案：完全停止拆遷，在不動遷任何一戶居民的前提下，原地改造所有老舊建筑，包括歷史悠久的木構民居、民國建筑和近50年的磚混民居，原住民也是維系本地文化的重要載體。

　　在王澍眼里，歷史街區的保護是要有延續性的。他認為，歷史或者傳統，是指一直到今天為止的連續發生的所有東西，不是說明朝是歷史，清朝就不是，或者清朝是歷史，民國就不是。“我們面對的是城市，而不是一個建筑，是需要從城市的角度進行梳理。中國現在很多打著‘保護’的名義做的設計，形同于破壞，就是‘保護性破壞’。”他說。

　　針對王澍提出的保護老房子，一個處長直接問他：這個東西怎么做？在我眼里，它就是一堆破爛！

　　“在他的整個意識里，對中國的文化傳統觀就像磁帶被洗掉一樣，他的腦子是被洗過的，完全是沒有感情的。”對于持“破爛論”的人，王澍只能這樣理解。

　　有一次市政府開會，王澍用非常激烈的口氣，對市委書記說，整個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說這條街是一條破爛兒，過去20年杭州市中心區的建設，就是整個一堆的大破爛，恰恰這條街看上去破，但它還保持著一個美好城市的遠遠的一種影子，我們能看到有可能使得我們恢復對城市的美好感覺。

　　“這條街，并不只是說有一條老街要保護，這是杭州城市復興的開端。”末了，王澍撂下這一句話。

　　市委書記接受了王澍的說法。

　　從2007年到2009年，王澍帶著團隊花了三年時間完成了中山路御街的改造。

　　開街前一天，王澍對市委書記說：“你和我是一條繩上的螞蚱，這個事情成功不成功，明天我們來看結果。”

　　第二天開街，國慶節一個禮拜，1公里的一條街有超過100萬的市民來參觀，國內各大媒體不請自來全部做了正面報道。現在，南宋御街已經成為杭州城市文化的標簽。

　　可在王澍眼中，南宋御街只是個孤獨的個案。“我們的政府太像一個公司，既希望至少達到收支平衡，又希望能快速完工，而不是以社會利益和社會價值為前提，而這恰好又是政府的職責。”

　　帶著美術學院兩百多名師生，集合國內其他三四家美院的老師，懷著理想主義精神，用超常的勞動量來彌補時間上的緊迫，在王澍看來，南宋御街的改造方式，“很難復制，不可推廣。”

　　與生活方式共生

　　更難復制的是隨著被拆掉的老建筑而消失的生活方式。

　　杭州錢塘江邊有一個普通住宅小區，叫做錢江時代。王澍給它起的名字是“垂直院宅”，它的特殊之處是，每四戶共用一個小院子，下雨天，老人和小孩子可以有個地方玩一玩，還可以種上花花草草。

　　“鄰居坐在院里互相聊天，我希望用我的建筑把這個生活方式找回來。”王澍說。

　　而那些看起來沒有用的院子也意味著巨大的成本。“我陪著你理想，一下五千萬就不見了。”開發商對王澍說。

　　現實并不能給王澍更多這樣的舞臺。這是迄今為止，王澍設計過的唯一的商業建筑。

　　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才會感受到這個家的不同。一位09年買房入住的業主如此描繪居住感受：“我就感覺它的視線，任何角度看出去，都感覺心情很舒暢。”

　　這讓王澍感到欣慰。“我不是做完建筑就走人的建筑師，我創造了一個時空，就像一個舞臺，等著角色走上來，他們開始在這里表演，就像人的生活開始發生。”

　　王澍非常喜歡坐在院子里聊天的感覺。那種感覺，他稱之為“恍若隔世”。這番情景類似于12年前的一個清晨。

　　1996年2月的一個清晨，東方剛剛發白。在湘西一個名叫洞庭溪的村邊，28歲的王澍停下腳步，打量著：沅江邊上，幾個當地農民在造一座臨江的吊腳樓，山坡陡峭，約45°，青山翠谷中，剛剛搭起來的屋架“靈秀而堅定，細膩而澄明”。

　　王澍對同行的瑞士朋友說：“我有一股沖動，在此留下，就做個木樁。”

　　王澍沒有留下，“不過，一種相似于工匠的無形觀念，已在心中烙下。”他說。

　　后來，在《設計的開始》一文中，王澍寫道：“那座吊腳樓沒有完工，永遠不會完工。不經意的，它總是突兀地呈現在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