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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為文物奔走了大半輩子的人，我既為我國文物工作取得的各項成就感到欣慰，也為當前文物保護工作面臨的巨大挑戰憂心忡忡。我認為，對文物工作而言，今后的20年，是事關我國文物古跡存亡絕續的關鍵20年。文物是最寶貴的不可再生資源，一旦毀損，難以修復，就“過這村，沒這店”了。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應對此多一點清醒，多一份責任，多一些行動。
“建設性破壞”和“開發性破壞”威脅文物生存
今天，我們很痛心地看到，許多文物古跡正陷入各種不當利益的重重圍困中，要么被拆毀，要么被侵蝕，要么被占用，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總的來說，我國文物面臨兩大主要威脅。
一是“建設性破壞”，在一些地方，城市建設和工程項目壓倒一切，文物“讓道”成為慣例，甚至不經過科學論證和合理規劃，直接就把珍貴的文物古跡一拆了之。
二是“開發性破壞”，就是把文化遺產作為旅游觀光、商業項目等的托底資源，用商業思維來搞文物工作，出現了一些政企不分、官商合一的管理“怪胎”和開發實體，在利益驅動下，往往像野蠻開采一樣，對文物進行過度開發利用，甚至把原本取之不竭的“富礦”毀于一旦。比如，由旅游公司來兼并文物保護單位，以所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名義將文物資源作為普通資產納入企業進行市場化管理和經營，結果導致文物破壞。這類問題十分嚴重。
不管是“建設性破壞”，還是“開發性破壞”，都有不正當利益在作怪，既違反文物保護的相關法律，更違背鄧小平理論和科學發展觀。
以旅游企業經營文物單位現象為例，文物保護法第24條規定，國有文物保護單位不得作為企業資產經營。不管是旅游企業還是各種改頭換面的“管委會”乃至當地政府，都無權將文物作為或變相作為企業資產經營，否則就是違法行為。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科學發展觀也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基本要求。總之，文物事業是公益事業，絕不能產業化；文化遺產是全民財產，絕不能私有化。
在保護好的基礎上利用好文物
大量事實告訴我們，文物保護需要統籌解決好兩個問題：文物保護和文物利用的問題，文物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問題。正確的方向是堅持保護第一位，在這個基礎上對文物進行合理利用；同時，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在這個前提下爭取實現兩個效益的統一。
參照世界經驗，法國、西班牙等國家是文化遺產保護得好的國家，也是世界旅游大國。這說明，只有保護得好，才能利用得好。反之，若片面地追求眼前利益，不但損害社會效益，而且歸根結底還會損害長遠的經濟效益。
從這個意義上說，保護文物就是踐行科學發展，毀壞文物就是違背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需要增強文物保護觀念，改變文物“讓道”的思維和做法，統籌協調，讓文物與經濟建設在科學發展的軌道上同道而行。
從根本上，我們應意識到，文物的主要價值絕非經濟價值，而是文化、歷史和科學價值。文物的作用在于對人民進行教育，在于向社會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對一個民族而言，文物是一棵“家門前的老松樹”，是一棵扎根民族文明沃壤的文化之樹，不是一些人眼里廢棄無用的“枯樹”，也不是一些人眼里可隨意擺弄支配的“搖錢樹”。
尊重規律，依法辦事，加大問責力度
做好文物工作，急需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按規律做事，依法辦事，順從民意謀事。
第一，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工作，樹立文物部門執法權威，尊重專家意見和文物工作規律。哪些文物可以開發，如何開發；哪些不適宜開發，都應由文物部門根據相關政策法律、文物專家經過嚴密論證后決定。
第二，嚴格依法辦事，加大問責力度。《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明確指出，嚴厲打擊破壞文化遺產的各類違法犯罪行為，重點追究因決策失誤、玩忽職守，造成文化遺產破壞、被盜或流失的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建議重點抓一批破壞文物、過度開發的典型案件，對相關責任人尤其是有關干部依法嚴厲問責，對一些文物部門監守自盜、遇事不作為的行為，也要從嚴從重處理，以端正風氣，樹立保護文物、科學發展的正確導向。
第三，依靠群眾，公開透明，加強監督。文物工作，不能由少數政府部門、個別領導拍腦袋、說了算，而要建立完善決策程序和公開制度，利用社會力量加強對文物開發利用的規范和監督。
唐代詩人孟浩然游覽古跡曾寫下了“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的詩句。今天，江山的變化天翻地覆，勝跡的命運令人擔憂。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歷史，科學發展的時代潮流，都要求我們守護民族文化精魂，為江山、為后人留得勝跡在，這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走向復興進程中必須邁好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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