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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釉下彩”究竟起源于何時何地？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了。
不久前，筆者先后拜讀了高學訓先生的文章《探究高溫釉下彩的源頭》（原載《收藏快報》總第159期）和歐陽希君先生的文章《再說“高溫釉下彩”的源頭》（原載《收藏快報》總第231期），從中頗有受益。
據筆者所知，關于“高溫釉下彩”的源頭有“起源于浙江甌窯說”、“起源于長沙窯說”、“起源于邛窯說”、“起源于洪州窯說”?？磥硪暹@個問題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最有說服力的證據還是要有已有確鑿年代的窯址出土實物才行。
“高溫釉下彩起源于邛窯說”是對邛窯遺址考察研究長達數十年的老專家陳麗瓊女士首先提出的。陳麗瓊說：瓷器“由單色的釉下彩向五彩繽紛的彩瓷世界發展”發端于邛窯;邛窯是“中國彩繪瓷的發源地、彩繪瓷的故鄉”;她開創了“中國瓷器與科技發展新的里程碑”、“是中國古代陶瓷藝苑中一枝絢麗的奇葩”。
時至今日，筆者根據自身的收藏經驗和研究過程，仍然贊同陳女士的觀點。
或許，四川邛窯出現的釉下褐色點彩還不算最早的，但是，釉下斑彩和黑、褐、綠三色高溫彩繪瓷的出現是最早的。與全國其他出土過釉下彩瓷器的窯址和地區相比較，邛窯出土的釉下褐色點彩瓷器、釉下黑、褐、綠三色高溫彩繪瓷器、黃、綠、褐、藍等數種顏色為基調的高溫彩繪瓷器和低溫彩繪瓷器以及三彩瓷器品種多，其產生和發展的歷程是連貫不斷的。持續的時間也最長，有一個清晰的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
如果說出土于四川忠縣西晉崖墓的黑彩斑紋青瓷缽和德陽黃滸鎮西晉太康元年墓的黑彩斑紋青瓷缽，沒有確定其生產窯口，因而不足以為據的話，那么，出土于東晉時期成都青羊宮窯、邛崍固驛窯、灌縣金馬窯的大量“點黑彩紋”的實物標本，便是不可否定的證據。
陳麗瓊女士在邛崍十方堂采集到的南朝筆繪黑彩花草紋盤口四系壺，上用黑彩書有“永”、“元”二字，“永元”系南齊東昏侯蕭寶卷（公元499 500年）的年號。
陳女士對成都青羊宮窯、邛崍十方堂窯、灌縣金馬窯、雙流牧馬山窯、邛崍固驛窯進行過多次調查，在這些窯址發現了隋朝時期“較多的釉下彩繪紋瓷器”。其在《四川古代陶瓷》一書中寫到：“這些窯址都有相同的釉下彩繪紋飾出土，如不標明出土地址，便很難區分它們的窯口”。她在書中概括了四川邛窯隋代釉下彩的特點，即“多在灰白釉、白釉或米黃釉底色上彩繪紋飾，也有在青釉和褐釉底上施以白彩的，多裝飾在斂口缽上或碗的內外壁。其紋樣有聯珠紋，是用小彩點聯綴成圓圈形，多以四至七個不等的圓圈組成紋飾，也有大圈套小圈的;早期則多單圈。后期出現雙圈及線圈紋組合紋樣”。現藏于重慶博物館的釉下彩斑點紋青瓷高足盤，有用黑彩書寫的“仁壽四年”（604年）年款，表明其產生于隋代。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我國瓷器生產空前發展的時期。迄今在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區都發現了這一時期的瓷窯遺址，江南瓷業遍地開花。為隋、唐、五代時期的瓷器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根據《中國陶瓷史》（圖四十五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瓷窯遺址分布圖）統計：當時，全國有二十六個地方發現了瓷窯遺址，其中浙江地區占了十三個;四川地區占了八個;江蘇、山東、福建、江西、湖南五個地區各占一個。在高溫釉下彩瓷器盛行的唐代，根據《中國陶瓷史》（圖五十三唐代瓷窯遺址分布圖）統計：四川有成都、邛崍、新津、灌縣四個地方發現瓷窯遺址，而湖南只有衡陽、長沙兩個地方有瓷窯遺址。由此可見當時四川瓷業之發達。
日本學者津久井薰先生是2001年“中國邛窯科技考古研討會”的與會者。他在《從古代四川文化流通路線探討四川古陶瓷的發展》一文中，這樣寫到：“逆流上長江，過新奇的三峽，好不容易見到的四川充滿了豐富大量的古遺址。而且注意到通過綜合考察，唐宋以前的遺址量頗多。”
在中國古代道路交通條件落后的條件下，河道交通是最主要的，而順水而下與逆水而上，同樣的距離，所花的時間相差特大，因而，所需成本，也是相差特大。我查過不少古代文選，了解過李白、杜甫、蘇東坡等歷史名人，沿長江而上和沿長江而下所用去的時間。四川雖然地處南方，但其獨特的地理交通條件，使之成為南北文化的交匯點，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南亞、東南亞文化的交匯點。四川有史以來，接受外來文化的途徑，基本上是由北方、西方、南方高海拔地區，沿河谷棧道而來或沿江河順流而下。
津久井薰先生到四川開會有目的地選擇了水路。他從上海乘船，沿長江逆流而上，“一日約400公里航行到目的地——三峽萬縣共2072公里，花了7天6夜”，他斷然地“對以邛窯與長沙窯的關系為代表的關于各文化從長江下流逆流而上，影響到古代四川的武斷說法提出疑問”;他回憶道：“中國邛窯科技考古研討會”上“在大家討論發言中，似乎很多人認為邛窯比其他地區的釉下彩工藝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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