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我省著名考古學家馮永謙參與發掘法庫葉茂臺圣跡山遼代北府宰相蕭義及其家族墓，在7號墓中發現一幅以圍棋為題材的絹畫，題為《山弈候約圖》（又名《深山會棋圖》）。畫面上山峰陡起，云煙升騰，山中二人對弈而坐。山下溪水潺潺，溪畔有一高士緣山路策杖而行，后隨二童子，三人似乎是要進山趕赴棋約。山上山下，兩組人物相互呼應，因此題為“候約圖”或“會棋圖”，反映了當時遼代百姓對圍棋的熱愛。

　　在遼墓壁畫中也發現了與圍棋有關的題材。2001年8月，考古人員在阜新蒙古族自治縣關山遼墓群對1號遼墓實施搶救性發掘時，在墓門右側的甬道上發現一幅高約3.5米、寬3米的圍棋壁畫《對弈圖》。畫面上一棵高大的松樹枝繁葉茂，松樹下芳草如茵，兩個契丹裝束的男子隔棋盤席地而坐，旁立一人倒背雙手俯首屈身作觀棋狀。

　　1993年3月，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下八里村7號遼墓的甬道木門門額上發現一幅圍棋壁畫，名曰《三老者對弈圖》。畫面中間一人身穿寬大袍服，戴著幞頭，左側為束髻老者，右側為僧人模樣。三人中間是棋盤，盤上的線條采用寫意手法模糊不清。

　　以繪畫形式表現圍棋活動，表明遼代圍棋的文化氛圍已經相當濃厚。

　　據南宋葉隆禮《契丹國志》記載：“遼人……夏月以布易氈帳，藉草圍棋，雙陸或深澗洗鷹。”馮永謙解釋說：“這是契丹人自覺接受包括圍棋在內的漢族先進文明的最早記載。‘藉草圍棋’就是說契丹人或是坐在草墊上下圍棋，或是在草原上隨處將野草劃拉倒后，就能席地而弈。由此可見遼國的圍棋之盛。所以經過1100多年后，今天我們還能在遼墓的壁畫和絹畫作品中見到契丹人席地而坐弈棋的畫面。”

　　契丹人已經使用19路棋盤，品位高

　　據馮永謙介紹，遼墓中還出土許多瑪瑙做的圍棋子，而且這些瑪瑙圍棋子表明，契丹人已經跟宋朝一樣使用的是19路棋盤。

　　1968年，朝陽市紡織廠院內施工時發現一座遼墓，墓主人為遼代人常遵化。墓中出土裝在陶罐內的瑪瑙圍棋一副，黑白子各186粒，系采用灰白色瑪瑙和黑色料石磨制而成，這些棋子直徑1.6厘米、厚0.8厘米，兩面微凸，在磨制加工基礎上采用了拋光技術處理，雖然年代久遠，但這副圍棋保存非常完好，棋子表面光滑明潔，子粒均勻，色彩鮮明，在目前國內發現的古代圍棋中，品相之好令人驚嘆，可謂是表現遼代社會生活的精品。

　　無獨有偶，阜新地區也曾出土過一套瑪瑙圍棋子。1993年9月，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知足山鄉羅匠溝村農民秦某、馬某發現山洪沖出的一座遼墓，遂私自盜掘。墓中除其他文物外，有一副保存完整的瑪瑙圍棋，黑子白子各180枚分別盛于腐爛的陶盒內。縣文物部門和公安局聞訊后曾認真追查，可惜只收繳了5枚棋子，余皆被盜墓者盜賣。

　　馮永謙說，從朝陽市、阜新市分別出土的372枚和360枚瑪瑙圍棋子來看，遼國統治地區已經普遍通用19路棋局。就是說，遼代圍棋制式和北宋統治的中原地區是一樣的。同時可以看出，棋具精美考究，遼代圍棋愛好者相當重視圍棋文化，具有較高的圍棋品位。

　　遼代圍棋已經相當普及

　　除了瑪瑙圍棋子之外，還發現有用普通石子打磨的圍棋子。這說明圍棋在遼代普通百姓生活中已經相當普及。

　　“存世遼代圍棋子最多的還是陶瓷制成品，主要存在于窯址中和田野里。”馮永謙指出，來自窯址的主要是“五京七窯”，其中遼陽冮官屯窯居多。這些棋子大多為素陶，個別有印花紋飾或半釉、點釉等。

　　來自田野中的陶瓷圍棋子主要是一些古玩商人早年收自鄉間，農民種地或是挖渠得到零散棋子，轉手給古玩商人，日積月累，積少成多。

　　馮永謙指出，不管是遼墓中還是窯址、田野里，從西起河北省的張家口，到內蒙古自治區的敖漢旗、奈曼旗，再到遼寧省的朝陽、阜新和沈陽地區，在這樣廣大的空間里不斷發現大量圍棋子的現象，說明遼代圍棋已經普及到契丹人統治的絕大多數地區。

　　民族融合促進遼代圍棋發展

　　馮永謙指出，契丹民族積極吸取中原文化，隨著大量中原漢族儒士涌入遼地，圍棋這種發源于中原漢文明的益智游戲，也逐漸在契丹人統治的地區傳播開來，成為一項上至宮廷官府，下至市井民間雅俗共賞的娛樂項目，深受契丹人喜愛。在圍棋的普及與發展上，契丹與北宋相比毫不遜色。《遼史》記載，契丹人的主要娛樂活動有射柳、雙陸（擲骰子博戲）、馬球、葉格戲（玩紙牌）、圍棋。而圍棋和雙陸棋是契丹人最喜歡的游戲，連遼代皇帝捺缽出行時也常常“藉草圍棋”，貴族臣僚亦以此為樂。

　　圍棋界公認的中國歷史十大圍棋美女高手，第二位就是遼代的妙觀。妙觀是歷史上第一位美女圍棋教師。中國明代著名文學家凌濛初所著的《二刻拍案驚奇》里介紹妙觀：“遼國圍棋第一稱國手乃是一個女子，名為妙觀，有親王保舉，受過朝廷冊封為女棋童，設個棋肆，教授門徒……”后來這位圍棋美女嫁給了北宋的圍棋天才周國能。妙觀的故事為遼代圍棋并不遜色于中原的發展狀況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而且體現出遼代圍棋已經有相當濃厚的文化氛圍以及契丹人對圍棋文化的重視。

　　馮永謙說：“遼代中后期，契丹人的文化習俗與中原越來越近，擅長彎弓走馬、狩獵游樂的契丹人在圍棋上的實力與發展也反映了當時民族大融合的趨勢。這些發現，在我國圍棋發展史的鏈條中填補了重要環節，令人興奮。”

　　遼代圍棋的發展貫穿了從立國到亡國的全過程。這表明遼代圍棋普及和發展的時間跨度很大，且具有持續性、綿延性的特點。

　　嚴格的書禁致使遼代圍棋無記載

　　令人奇怪的是，契丹人如此癡迷圍棋，在史料中卻很少記載。馮永謙對此解釋說，這是因為在遼代實行嚴格的書禁政策，遼代統治者不允許任何書籍傳入中原，擅自向漢人傳遞契丹文字書籍者將被問斬。這在沈括《夢溪筆談》里就有“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的記載。

　　同時，金滅遼后，長期遭受契丹人殘酷壓迫的女真人實施了毀滅性報復，于是遼代圍棋的文字記載幾乎一片空白。

　　“我們今天仍然能看到這些圍棋文物實屬不易，值得慶幸。”馮永謙說，“這些文物都是在歷經浩劫之后存留下來的。對比同時期的北宋，迄今為止僅僅出土過兩件圍棋文物：一是2009年5月，在安徽合肥北宋墓中出土用高嶺土制作的280多枚瓷圍棋子；二是2009年3月3日，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市區中心的人民廣場二期工地發現一口宋代古井，井里出土北宋時代的白色圍棋子35枚。相比于遼代圍棋的出土文物來說，少之又少。”

　　因此，契丹王朝消失之后，關于它的一切也隨著歷史的遠去被塵封起來。如今，只有這些埋入地下近千年的圍棋文物，成為那個時代的見證者和訴說者，向我們默默講述契丹人擅長圍棋的歷史。